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之模式——天下模式

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之模式——天下模式

何长英

何长英

[摘要]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模式多样，而“天下模式”就是其中一种重要模式。今日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不仅要处理好对外关系，处理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天下模式”，分析古人是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且借鉴其可用之处对当前的中国尤为重要。本文大致对“天下模式”特征及效果等进行了简要分析，并且由此得出“天下模式”对当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及国内民族关系的一点启示。

[关键词]天下模式；对外关系；民族关系；启示

一、天下模式

（一）、天下模式的特征

“天下”是东方语境中所独有的一个词汇。“在中国文化当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像。”‘按照赵汀阳先生的解释，“天下”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的土地”，“进而它还指所有土地上生活的人的心思，即‘民心”，“最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天下的意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着十分独特系是指在这种天下意识和天下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对外关系。所以天下模式必是天下主义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天下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整体的世界观：即将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天下观天下”。运用“世界尺度和永恒尺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将世界这一整体作为理解和分析的最大单位。这种整体性的观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点服“外部性”的问题。她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作为整体的世界在逻辑上高于国家和任何形式的人类集团。而相反的建构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对世界的理解则是采取一种分裂的方式，首先考虑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这种理解方式就会存在外部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不存在国际政府的国际政治领域。其次，“无外原则”：即只存在暂时的他者，而没有绝对的敌人。在李克建老师的书《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中也讲到过，诸夏和夷狄之间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诸夏用夷礼则夷之，诸夷用夏礼则夏之”，即“礼别华夷”。“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在天下模式之下，不存在绝对的敌人，尤其是“精神敌人”,存在的只是相对的他者和“远人”。而且自己人和他人的区分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血缘民族，而是文化民族。在天下模式之下，华夏礼乐文明被看做是普世的文明，“是超越种族、宗族、地域和国家的”。第三，“礼不往教”原则：在中原华夏文明影响的范围内当然会存在不接受和认同华夏文明的人类群体，对于这些群体，中原王朝不仅不会采取军事征伐的手段迫使他们接受，而且也不会主动向周边地区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一一虽然中国文化在周边地区是最为发达的。她更乐意把自己做成“灯塔”，希望利用自己的文明光芒吸引远人来归。

（二）、天下模式的思想渊源及历史佐证

虽然关于“天下”的说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例如《尚书·大禹漠》中“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召告》“用于天下，越王显”等。但此处的“‘天下’泛指说者所知的原始社会，即《尚书·旅莫》所谓当时的‘天下万国’。也就是说此时的天下”只具有地理上的意义，还没有被附加上政治和伦理意义。天下真正的思想渊源要追溯到殷周之际，更具体地来说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殷周交替时期的变革，周公的制礼作乐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殷周之际，周是个小国。其实力与殷商有着很大的差距。之所以周能灭商，是依靠文王和武王高超的外交技巧和足以令人信服的德行，使得许多邦国加入周这一边共同灭商。在灭商之后，小邦周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用以小治大的方式做到以一治众。”周的统治者，尤其是周公，显然意识到仅仅依靠强力是不能进行长久统治的。因此周的统治者就必须发明一种不必依靠强力的统治方法。在此周公的“制礼作乐”有一个天才的发明:对家庭原则的运用。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家长，并不是完全运用强力对家庭进行维系，而是利用血缘、亲情等进行维系。所以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把家做成天下，把天下做成家。

天下模式的对外关系在汉唐盛世表现得特别明显。“从孔子到汉唐，重心落在天下主义，不太强调夷夏之分。汉唐是强盛的大帝国，有强大的中心吸引力，不仅‘用夏变夷’，用中原文明改造蛮夷，而且‘以夷变夏’，用异族的文化丰富华夏文明本身，使之变得更多元、更辽阔。唐朝的胡人可以在长安当大官，可以成为封疆大吏。”唐王朝对于各个民族基本采取了民族平等的政策，有唐一代民族歧视问题不是十分的严重，例如唐在攻灭东突厥之后，“突厥‘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为‘将军、朗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同时唐王朝对突厥族人也并不歧视，故突厥居民‘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许多东突厥贵族就出仕唐朝，因此在唐王朝的军队中就出现了一批勇悍善战的“蕃将”，为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由于唐王朝采取的这种民族平等的政策，使得周边少数民族真诚地拥护唐王朝的领导:自太宗开始，唐朝的皇帝都被称作“天可汗”，并“请于回给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骚，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二、天下模式处理对外关系的战略及效果

（一）天下模式采取的战略：“四海一家”

为了保证实现王朝生存和安全的目的，天下模式所采取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四海一家”，即通过维持区域秩序和稳定来维护边疆的安定和国内的秩序。如果把整个东亚看做是一个整体的政治社会单位的话，那么在这个范围内的中原王朝和周边的少数民族、藩属国就是次一级的政治/社会单位。“各种政治/社会单位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着的关系，尤其是这些政治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关系，即按规模层次一个包含着另一个，于是，规模比较大的单位就形成了比较小的单位的外部环境和存在条件”‘采用天下模式的王朝认为要想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安全，就必须采取维持区域内秩序的办法。因为上一级的政治/社会单位的秩序是次一级的政治/社会单位秩序的前提，如果没有整个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也就没有中央王朝内部的秩序和稳定，没有整个区域的治理也就没有中央王朝内部的治理。“世界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思考和分析的最大单位，否则所有国际问题或者世界性问题都不可能被有效地分析和解决，甚至，如果不能有效地分析和解决世界性的问题，那么也不可能充分有效地分析国内社会制度问题，因为世界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的必要约束条件”[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例如西汉王朝就一定会把匈奴和西域各国纳入由它主导的区域秩序之内。而唐王朝也一定要把突厥等周边少数政权和藩属纳入到其主导的区域秩序之内，通过和亲、战争、羁摩州等措施。

（二）天下模式的战略手段：礼教德化、用夏变夷

采用天下模式的王朝综合运用礼教德化、和亲、物质给予、战争等手段，尤其是礼教德化和和亲手段，己达到以夏变夷的效果。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天下模式强调的是一个“变”字，认为诸夏和夷狄之间并没有径渭分明的区别，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夷狄可以变为华夏，而华夏也可以变为夷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华夏礼乐文明。“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夏礼则夏之。”所以夷狄和诸夏的区别不是生物学上严格意义的区别，而是礼仪和服章等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对区别。正是由于坚持夷狄和华夏的相对区别，采用天下模式的王朝相信可以达到以夏变夷的目标。当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夷狄接受了华夏礼乐文明而成为华夏的时候，来自夷狄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就将消失，从而达到维护王朝生存和安全的目的。和亲是汉唐这两个采用天下模式的王朝所经常采用的手段。和亲不仅能够维系双方的关系，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姻亲关系，同时也可以达到推广华夏礼乐文明的效果。唐王朝十分重视和亲的政治作用，并且其和亲的频率和力度远高于汉王朝时期。唐朝曾与奚、契丹、回给、突骑施、吐谷浑、吐蕃等进行过和亲，有的还进行过多次和亲，例如奚、契丹、吐蕃、吐谷浑等。但不是采用主动传播的方式，而是采取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使得周边藩属和少数民族自己来学习。例如日本就多次组织遣唐使来唐朝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并且以唐王朝为范本在日本国内进行了政治改革，即“大化改新”。参与大化改新的很多都是亲自到过唐朝。而领导这次改革的中大兄皇子和大臣中臣镰足则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的学生。

（三）对外关系模式达到的效果

天下模式对外关系达到的效果显著，国内秩序稳定，与周边藩属和民族关系较好，国际威望很高。

首先是国内秩序稳定，经济稳定发展。由于天下模式采取了“四海一家”的战略，通过维持区域秩序和稳定来维护边疆的安定和国内的秩序和“用夏变夷”的办法，使得用于边防的军费和兵役大为减少，人民的负担也相应减轻。虽然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匈奴的威胁较为频繁地使用武力，使得国内局势不稳。但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之后，汉武帝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己”果断地放弃了这种一味使武力的策略，使得动荡的时局得以稳定。总体上来看实行天下模式的王朝国内局势比较稳定。这从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朝等朝代都可以看出。并最后这些王朝也都不是被来自边疆的异族所灭亡。由于国内局势的稳定，边疆的平静，国内的经济也在稳定发展。而农业社会最能体现经济发展状况的就是人口的数量。在“天下模式”的各个朝代人口都增多并持续增长。其次，国内局势的稳定也得益于周边藩属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实行天下模式的王朝一般都会采取开放的政策，与周边藩属和民族的关系一般都比较融洽。许多的周边民族，甚至是藩属国之人都会来中原定居。在唐朝许多的封疆大吏中就不乏周边民族和藩属之人。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实力地位和开放的心态使得采用天下模式的王朝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威望。周边民族和藩属的统治者不断地来朝贡和聘问，同时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学习。

三、对当前中国外交的启示

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模式的比较分析，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现实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中寻找出对当前中国外交有启示作用的思想和事件，对于正面的经验要借鉴吸收，对于负面的教训加以警惕。通过研究，笔者总结出如下四条以期对当前中国外交有所启示。

(一)借鉴古代外交思想处理好国内外民族关系

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模式中具有许多合理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当前我国在外交上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吸收和借鉴。

首先，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王朝在对外关系中都不是把外战争当做占支配地位的手段，而只是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把战争当做主要手段的王朝，例如秦、隋和元，都短促而亡。其它的绝大多数王朝都是把战争、和亲、物质给予和羁摩等手段综合起来使用。这并不是说中原王朝没有能力去对外发动战争，当边患非常严重的时候，中原王朝还是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力量去应对来自边疆的危机。例如西汉王朝在面对匈奴的威胁的时候经过几十年的准备在武帝时期一举将匈奴击败，使匈奴“漠南无王庭”;唐朝在面对突厥的威胁的时候组织力量反击反而将东突厥击败;明朝在面对蒙元残余势力威胁时，成祖数次深入大漠打击蒙古势力。但是中原王朝并不迷恋武力，“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己而用之。”他们反而经常采取防御性的姿态。虽然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己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但是在对外关系中还是应该采取和平共处的原则。尤其是和周边国家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尤其如此。虽然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实行的都是防御性的战略，但这主要不是说中国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爱好和平，而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所以“特别要警惕文化上、种族上、国家上的沙文主义;避免掉入‘天朝大国’和‘替天行道’的泥淖里”。

其次，就是关于国内外民族主义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制定正确合理的民族政策，处理好国内民族关系尤为重要。虽然在古代己经存在所谓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但是在古代东亚并不存在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近代西方打开古老东方的大门之后从西方传输进来的东西。所以在古代，民族主义并不会对对外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当然在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内部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华夷之辨”的思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这是一种在利益受到威胁情况下的本能反应，而不是像现代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是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实际的后果。而东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则又是在民族主义里面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往往是和历史记忆、历史文化和领土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国家一旦在这些问题上产生摩擦就很容易煽动起来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刻意的煽动，往往会火上浇油。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它往往会阻碍合理的外交政策的执行。所以在当前中国内外的民族主义中，民族主义可以当做一种对外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在制定合理的对外政策时应该要将民族主义的影响降到最低。理性的政策应该是站在前列引领民众前进，而又不至于离的太远。对内，中国则将国内各民族视作一家，尽量从根源上解决民族问题，将“中华民族”思想深入人心。

(二)坚持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

透过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外交往中，国家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虚荣。

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中，许多的王朝，尤其是采取朝贡模式的王朝一直都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优越于周边的藩属和民族。就像乾隆皇帝在见到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之后对英王乔治三世所说的那样:“肤披阅表文，词意腌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但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作为天朝上国，中原王朝认为就应该得到周边藩属和民族的崇敬。表达这种崇敬的最好方式就是像周朝时期诸侯勤见天子是那样对中原王朝进行朝贡。各国派出朝贡使团携带当地的特产和方物到京城朝见皇帝，取得皇帝对该国政治上的承认和经济上的赏赐。而这种经济上的赏赐通常要超过所献物品的价值，有时甚至达到几倍之巨。中原王朝则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加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目的，更为主要的是满足自己天朝上国的虚荣心。实际上这些进行朝贡的藩属绝大多数并不是真心地对中原王朝臣服，程度是千差万别的。有的朝贡国确实是真心臣服中原王朝，有的朝贡国则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考量，所以天朝上国的优越论“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所以对于当前中国外交来说，区分真正的国家利益和虚荣就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因为如此，在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好，处理与他国之间的关系也罢，都应更加小心谨慎。因此要借鉴他国治国策略，回顾古时对外关系策略。如星总书记所说的，将我们的大国也逐渐改造成一个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