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白桦”情结

周作人的“白桦”情结

木哈塔尔

关键词：白桦派文学周作人人道主义人的文学

白桦派文学是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5年)人道主义文学的代表，因1910年(明治43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而得名，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尊重个性与生命创造力，力图将人从各种束缚中救出，重新调整人与他者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该派代表人物之一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的运动》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为了使个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工作尽力做好……为了人类成长，个人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是互动的，而其出发点则是个人而非人类，即通过个人或者个性作用于人类，使人类健康成长，个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虽然白桦派文学在日本文学的长河中是稍纵即逝的，但它的影响力却超出了日本的本土，波及到同样处于历史剧变中的亚洲其他国家，当这种文学观念和主张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吸收消化以后，它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之一。

白桦派的文学思想首先引起了周作人极大地兴趣。早在《白桦》创刊之初，他就曾前往购买《白桦》的“罗丹专号”，而1912到1915年则定期购读，1918年阅读了《一个青年的梦》，并与其作者武者小路实笃交往密切，曾专程前往参观日本新村；以至20年代初就有人认为周作人“底思想似乎很受这一派影响”他于1918年12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的《人的文学》，可谓是中国近代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归宿的文学，向现代以“人”为话语中心的文学转型的理论标志与宣言书，它界说了“人”的话语在新文学中的基本内涵、存在方式与言说途径，也就是为新文学规约了“人”的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此文正是周作人对白桦派极感兴趣的时候写作的。它对于人道主义、人与人类关系的界说，例如“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其基本含义来自上述白桦派观点。沿着这一思想逻辑，接下来他对人道主义作了如此定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一种白桦派式的人道主义，即如中村新太郎所指出的，白桦派人道主义“坚定地相信充分发展个性就可以对人类作出贡献”，相信“个人代表着人类的意志。”周作人在文中还直言了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道主义定义的两条理由：“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由此可知，他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主要是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个人，所以周作人进而称自己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人类是一个比国家更为广大的集合性概念，“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无疑是对近代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种反动，有助于拆除近代抑制“个人”话语的“国家”话语壁垒。“个人”话语的自觉与独立性，显然是对“国家”中心话语的颠覆，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决定于“人类”，完全受“人类”左右，而是在独立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的发展。由于以个人与人类这一新的关系取代了近代个人依附于国家的关系，这样，人自然地从“国家”话语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认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对于人生，尤其是对于这种具有“个我”特性的“人”的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要求以文学为人生取代近代以降的文学为政治的倾向，而且应以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置换近代文学中“国家”话语决定“个人”话语的陈旧模式，从而与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文学完全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宣告了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开始。

在“人的文学”的号召下，诗歌、小说、戏剧领域各种名目的包含了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大量出现。小说创作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春游》，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杨振声的《渔家》等都是以“人”为主题，揭示现实人生的不幸与痛苦，探求理想的美与爱的人生。在戏剧领域，《新青年》杂志于一九一八年末刊出“戏剧改良专号”，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理论出发，批判了中国旧戏的“落后”提出“要建设平民的通俗的文学”，“要中国有真戏”。后来文学研究会成立，在成立宣言中宣称，“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工作”，其基本精神正是与“人的文学”宗旨一脉相承的。后来的创造社，也吸取了这种主张的积极内核，借新文学表现内在的自由情思，表现赤裸裸的人性和自我要求，声称“生命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因为生命是完全自主自律的”，郁达夫高唱：“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无不深深打上了“人的文学”的烙印。

对于周作人“人的文学”，后世的文学界可谓众论纷争，不管是继承倡导，还是发展演变甚至是攻击诽谤，他们都未否认“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文学史价值，可见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影响力。

注释：

转引自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324页。

鸣田：《维新后之日本小说界述概》，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4号。

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周作人：《人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