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学而言，年代学的重要性犹如人体的骨骼，没有它就难以挺立。司马迁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了将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的事件进行排列、归纳、比较，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年代学标尺。但是，秦火之后，作为全国年代体系轴心的周王室纪年已经残缺，共和以前10位周王仅厉王、穆王有纪年，其余均付阙如。他试图用列国的“谱牒”来加以弥补，但彼此歧异，莫衷一是，所以只得将古史纪年断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我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确切的纪年不足三千年，成为世界古文明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陕西史志
200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