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曹禺作品中的悲剧英雄形象

浅析曹禺作品中的悲剧英雄形象

李计青

本文从文本的角度对曹禺剧作中的悲剧英雄形象进了分析，从蘩漪式的自我毁灭，到愫芳式的复活重生，来表现作家各个时期的不同创作特征。

亚理士多德说，悲剧人物是“不好不坏的人”，即是有好有坏，又好又坏的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正义凛然，与险恶的命运(人类和自然中的妖怪)搏斗，树立了悲壮的英雄形象，可就是这个希腊人无限崇仰的英雄，也曾在一夜之间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五十个女儿。朱光潜先生强调了悲剧主人公“恶”的必要性：“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悲剧人物可以是一个坏人，但他身上总要有一点英雄的宏伟气质。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如果在他的邪恶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强和巨人般的力量，也可以成为悲剧人物。”所以当我们看到蘩漪、陈白露、花金子、仇虎这些带有“邪恶”性的悲剧主人公正义凛然地屹立于曹禺悲剧艺术的神圣殿堂中时，我们才深切感受到曹禺悲剧艺术的现代精神和革命意义，才深刻认识到曹禺悲剧艺术的巨大文化价值。

众所周知，《雷雨》是一个悲剧。剧中的周公馆是一座监牢，充满着罪恶，它的制造者是周朴园。而冲破和毁灭这座牢狱的是周蘩漪和鲁大海，是他们的奋力反抗和斗争。在《雷雨》的八个人物中，曹禺最早想出来的，并且觉得最为真切的就是蘩漪。剧中的蘩漪是个“雷雨”式的人物，她与周朴园的矛盾冲突最紧张激烈，是全剧所有矛盾冲突的主导。当周萍与四凤正要到矿上去时，她拦住了他们，并叫出了周冲与周朴园，让其父子从中阻挠，借以破坏周萍与四凤的结合，自己守住周萍。当看到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时，就半疯狂的向周冲说：“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就你父亲逼死了，闷死了……”使得周冲明白了蘩漪阻拦四凤与周萍的根本目的。从而，把蘩漪与周朴园18年来的矛盾冲突明朗化了，把他们之间长期以来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亮给了观众。18年来，蘩漪被周朴园这个魔鬼软禁在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周萍的到来唤起了她生存的希望，她把一切都给了他。可是，周萍也同样在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抗争着，他渐渐感到他们之间那种不正常的关系将断送他的幸福和前程，于是为了摆脱自己的不幸，而与蘩漪分手，并与四凤相爱，还要带着四凤离开周公馆，想到自己马上又要落进周朴园里魔掌，于是她竭力破坏周萍与四凤的结合。这是对周朴园的一种反抗，加剧了她与周萍、四凤，尤其是与周朴园之间的矛盾，最终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别人，把整个戏剧冲突推向高潮。

如果说悲剧英雄蘩漪以自己的毁灭来进行反抗，而陈白露和愫芳则是以自己的重生来对抗黑暗势力，她们都在黑暗势力面前失去了自我，但是都保持了一种纯真、善良、正义、追求的情怀。由于受到蒙蔽和损害，或者是对社会缺乏认识，有的失去了生命活力，有的生命活力和反抗力量减弱，必须摆脱黑暗社会的压迫和损害，以求获得新生。

陈白露原本是一个“有硬脊梁骨的女人”，品性纯洁，思想单纯，追求精神自由，追求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富有同情心，富有正义感，具有反抗为叛逆精神。由于金钱统治一切的黑暗社会对人的灵魂与尊严的吞噬与毁灭，对人的物欲的放纵和对精神的扼杀，消蚀了理想与追求，陈白露由一个“天真可喜的女孩子”堕落为一名交际花，走进了腐朽的生活环境，人格被侮辱，变得似乎玩世不恭，空虚无聊。但她那种纯洁善良的品性，强烈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对自由对光明的理想追求并没有泯灭，只有要合适的机会就会立即苏醒。在见到方达生的时候，她似乎回到了孩子时代，高唱“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的心灵之歌；勇敢的挺身而出去营救“小东西”，并且认为自己“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事”，试探着为自身作为真正的人而奋斗而反抗。然而寄生腐朽生活的腐臭已经深深的侵入她的肌体，在小东西被劫时，她内心的希望遭到失败，使她对一个真正的人的精神追求幻灭，正像她说的：“不是我们不允许金八他们活着的问题，而是金八他们允许不允许我们活着的问题。”她原先怒斥黑山的勇气已经无法恢复，内心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英雄遭受到了深深的内伤，要战胜黑暗和腐朽，就要脱胎换骨，才能重现人的追求与生机。因此，陈白露自杀了，彻底战胜了自我，战胜了黑暗的社会。悲剧人物的自杀，是个人对他所出生的整个社会秩序进行抵制并从中解脱出来的最彻底最干脆的办法，是有所求而没有所得，是希望满足而得不到满足的抗争方式，是强烈地肯定生命意志的一种现象。陈白露自杀后，外面是太阳，是春天。她最后说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与黑暗势力的怕太阳是不一样的。她追求太阳，追求光明，就必须与现实告别。因此，当她死后，外面就是太阳，是春天，是生机和活力。她勇敢的选择死亡，源于她对光明、自由的向往，是英雄人物对希望的追求。

愫芳的形象是从最初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英雄形象有一定的距离，到后来克服这些不足，回归到英雄的位置，来与敌对的黑暗恶势力抗争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愫芳有着英雄的情怀，关心周围的一切人，对生活充满着爱；能够承受生活中的一切困苦，有着严肃的立身行事的准则和丰富的人生哲理，总希望向生活、向人们贡献什么，总是在自我牺牲中体味幸福与快乐。正如她常说的：“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以其高尚的灵魂和品格显示了她的英雄本色。由于封建精神统治的思想深重的压在她的心头，尤其是曾皓长期以来对她进行的精神上的“暗示”，使她受到了蒙蔽，从思想到行动都与小人物接近，而与英雄相去甚远。曾文清的走而复归，使得她的梦幻被敲碎，她发现黑暗的家庭会扼杀一切良好的愿望，于是她出走了，迈着坚定的步伐去寻求光明，英雄形象才得以实现。她的出走，同时也象征了以精神桎梏为内核的封建统治的破败和瓦解，以及英雄人物坚韧的意志和执着的追求。

在创作初期，“五四”思想给曹禺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底蕴，作品中的人物以个性解放为核心，宣扬自由、民主、平等，所以其早期作品的悲剧英雄主要以个人英雄为主，显示出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中国进入30年代后，社会现实极端黑暗，人民日渐陷入了生存危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需要依靠工农大众的集体力量，所以个性主义的宣扬在这一时期逐渐被集体主义思想所取代，曹禺也就逐渐开始了对个性思想解放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否定，从而出现了重生复活的英雄形象。曹禺笔下的悲剧英雄，从蘩漪式的自我毁灭，到愫芳式的复活重生，反映了其从关注个人，张扬个性，到关注大众疾苦的创作历程，也体现了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创作特征，反映了其创作思想从个性主义逐渐走向集体主义、人道主义。从而可以看出，曹禺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

参考资料：

《曹禺剧作论》，田本相，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2

《诗学》，亚里士多德，陈中海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7

《主流与先锋》，刘家思，新星出版社，2006.3

《曹禺全集》，曹禺，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