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昌的宽容文化始因

浅析高昌的宽容文化始因

于向宇

于向宇（安徽大学09级历史系专门史研究生，安徽合肥230039）

中图分类号：K54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48-02

摘要：河西地区的定居问题，影响了中原文化学术的传承。高昌特别的地理位置，以及高昌地区被征服以后，伊斯兰教迅速取代了新疆的佛教的影响；此外，还有游学僧人的影响，高昌的文化呈现了不同的方面。以汉族人为主体民族，包括诸多民族为一体的移民社会，高昌国民的宗教信仰必然体现多元化的特点，这也体现了一个宽容文化所必须具有的特点。

关键词：高昌；宽容；宗教；转变

西晋以降，河西地区的安定局面为中原文化学术的传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在西晋末年之后，中原再次陷入了动乱之中，河西的纷争扰乱在所难免。已经于河西相当于安定下来的中原大姓及其赖以保存下来的传统学术文化面临着威胁，包括世家大姓在内的避难人群向西避难，而与敦煌毗邻的高昌成为河西氏族特别是敦煌大姓西迁避难的首选之地。

以地理位置而言，高昌位于西城的东端，河西的西端，处中间地带，与河西唇齿相依，从保存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高昌与河西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作用甚至可以与河西相提并论。或者说，由于东汉以后高昌乃至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河西改权实现的，可将高昌文化视为河西文化的外延，属于它的一部分。

东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河西西迁的汉族人为主体的民族，以河西大姓垄断上层统治集团，融合多元民族为一体的移民社会。一方面河西大姓的家族在高昌这一方土地得以生息繁衍，另一方面，以敦煌张氏为主的河西大姓，以高昌最为新的发展地域，他们在家族内部读书讲经，传授学业，促成了继河西河西之后，以传承中原学术文化为主要的特点。以高昌移民社会为区域特色的文化特区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碎染在中原地区暂时受到了战乱的影响和冲击有所失落，但是在与异族文化相遇、相撞的过程中，传统学术文化依然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与异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因此而失去了自己，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多彩。

高昌的历史地位一直是十分尴尬的。早在介于汉朝覆灭和唐朝开国之间的阶段，西域的形势就非常混乱不堪。于此的魏晋时期只是一个历史的缩影。在中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王朝走马灯似地交错变幻的时代，吐鲁番王国的历史是很难考究的。公元222年，高昌似乎仍然是中原王朝的组成部分。在4世纪时占领中国北部的各胡族王朝肯定不会忽略关注西域诸国。在甘肃建立的非正统的诸多王朝都在高昌设立州。种种地理因素，战争等因素，成就了高昌社会内部结构的多元化。

一个世纪以来，高昌故城及毗邻村庄阔纳协海村的历史变迁，再者，“阔纳协海尔”是维吾尔语“故城”之意，而“阔纳协海尔村”据当地村民的解释是“紧邻故城遗址的村落”之意，人们也通常称之为“古城村”。

宗教的传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南方与北方各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交通条件，传统观念和信仰习俗，都会影响到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采取的形式，包括内容以及产生效应的范围，从而形成了各自的传播特点。

吐鲁番地区在佛教初传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对于后来高昌佛教特质的形成及其中国式的佛教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下用较大的篇幅对早期的佛教，南传系统和西来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对佛教传入中国以及高昌乃至西域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竺法护的游学经历不难看出，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地区，堪称一所预言研习学校。不少内地的僧人专程前来深造，走出去以后成为内地翻译经书事业的中坚力量。西域地区除了向内地输送“译胡为秦”的经书外，同时很多佛教经典都出自西域。

高昌国是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民族，包括诸多民族为一体的移民社会，高昌国民的宗教信仰必然体现多元化的特点。高昌人信仰“天神”，崇奉佛教。祭祀“风伯”，“树石”，也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护佑亡灵，了解这些习俗的来龙去脉以及民族属性，不仅有助于了解高昌国民的信仰习惯，更有助于了解其移民心态和对外来文化的整体态度，从而对高昌移民社区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随葬衣物疏是高昌人行葬时的习用之物。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大部分在入墓时被裁成纸衣，纸鞋，纸帽等衣物，随葬衣物完整入墓，人们把自己的感受和祝愿统统寄托在这些葬礼上，一个民族的葬俗浓缩着他们的人生哲学。

麴氏时期，儒学在高昌深入人心。它既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又是全社会崇拜的伦理体系。儒学在高昌受到如此的礼遇，一方面得益于高昌统治上层向社会的大力提倡和推行。任何一个离开本土极其本土文化环境的民族，都要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从而产生价值系统的危机和文化的重构问题。

高昌的统治阶层极其社会成员以非常理性的行为，既保存了本土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先进的外来文化，使二者融合生成生机勃勃的新的学术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传统的儒学的简单克隆复制，也不是外来文化的机械搬照。高昌时期推行的儒学以及儒家伦理的过程中，既担心被“胡化”，又不完全被“汉化”，目的在于树立具有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眼光，彼此尊重，互相容忍，建立共识，以会通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内在品格和人文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在多元的移民社会中建立起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主体意识，这是高昌推行儒学极其儒家伦理教育的核心。

再回头说关于高昌宗教信仰的记载，最早见于《魏书·高昌传》，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据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墓葬出土的随葬衣物疏文之行文术语，以及疏文说列之随葬物，高昌人的天神信仰出自传统的自然崇拜，与内地汉族人的传统信仰一脉相承。但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祭祀文书，又有关于胡天的记载。胡天是高昌经商的外来粟特胡商祭祀属于祆教的天神——阿摩的场所，这就是说，以汉族人为主的高昌社会并不是排斥粟特人按照本族信仰习俗，开展相应的祭祀活动，于是出现了我信我的昊天上帝，你心你的阿胡拉·马兹达；我崇拜我的天神，你拜你的阿摩的场面。

15世纪初，明使臣陈诚出使新疆，在其《西域番国志》中载高昌“信佛法，僧寺居多”。高昌地区信仰佛教近千年，最终为伊斯兰教所代替。《明史》第329卷吐鲁番条文载“宋原名高昌，为回鹘所据，成化五年遣使来贡，其酋阿力自称速檀”。“速檀”（sultan）今译为“苏丹”，意译为王。成化五年为1469年，据此推断，高昌地区居民在15世纪中叶就已经改为信封伊斯兰教了。

作为伊斯兰教传入最晚的地区之一，高昌被伊斯兰教征服，高昌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对于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存在于高昌，中世纪一个汉族人为主的移民社会里，两种宗教信仰相安无事而共存的文化现象。应当看到高昌政权的宽容的文化态度，极其所营造出来的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为外来民族保持自身的文化习俗特点提供了一个场所。主体民族对外来民族文化所倾注的理解，尊重也赢得了外来民族对主体文化的认同。

此外，高昌回鹘为媒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中亚西亚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中原汉文化，契丹文化，藏文化，蒙古文化等在以高昌为中心的环塔里木地区汇聚。高昌回鹘在环塔里木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东西方文明碰撞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总之，高昌多元文化的共容现象还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真正的和透彻的理解，才能够再一次体会到“和而不同”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内核的深厚内涵，和她的容纳百川，吸纳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博大胸怀以及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宋史：高昌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3]陈世良，西域佛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

[4][法]莫尼克玛雅尔（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

作者简介：于向宇（1984.7—），女，辽宁沈阳人，安徽大学09级历史系专门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