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视角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从两个视角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付长忠

从儒学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我们今天就不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历史混为一谈，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归结到文化原因上去，就像大脑不能为人体癌症承担责任一样，今天我们也不能把一个人的文化思想与现实中的功利动机简单混合，这是一个最理智的现代人也难以解决的困惑。比如，文化遗产与权力或权利移转不同，文化素质不能在候选人头脑中复制，这是柏拉图和和孔子都无法解决的超人问题。孔子的思想当然比柏拉图更现实，但人性的修养也不可能在政治生活中成为确定性的。西方的国家形式最早是从希腊城邦制国家开始的，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具备天下大一统的意识，是基督教的宗教普世性送来了上帝高于国家的统一性，希腊罗马政治生活中具有了的征服与妥协的政治现实相结合成为了西方历史中的基本社会形态。

儒学牺牲了自身的独立性，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同时寄存、延绵、保全了中国的灵魂。通过儒学，中国文化被政治形式化了，或更正确地说，政治文化化了。儒学一方面成为了封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表现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儒学又顽强地把它的治世理念贯彻到这种政治格局中，以道贯心，以心求仁，礼治国家，德化天下，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的，因此理想的封建政治结构是道德化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道德式的纯粹几与柏拉图的哲学王国理想一样的高渺，当然仍然与纯粹的理念不同，它能够通过教化直接在人心中产生影响，达到内圣外王，而且这也在部分人或一定的历史时期看到过这种现象，但只有在相当程度的自觉境界中才能达到。因此通过人治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治世只能永远是一个最高纲领，在现实中几乎无法与普遍的和基本的生存需要相抗衡。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治人只是属于上帝的能力，而法治是基于人对财产的世俗权力，人的世俗权力主要是由物权表现的，所以美国《独立宣言》的前提天赋人权的本义来源于上帝——人是被创造的平等。而实际上，人生而平等的宗教前提必须有世俗的物质基础支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北美这块土地才真正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托克维也维尔不无羡慕地说：“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当然美国的今天并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于根源某一自然个因素，同样中国的今天也不应仅仅归结于政治历史，在历史、文化与社会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逻辑决定关系，但很多人往往受决定论的误解，将社会发展与文化形态不同层次上的现象归结为因果关系，比如认定儒家的德治是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中庸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和奴性，仁道就是虚伪，礼治使社会长期停滞等等。实际上，文化决定论与历史决定论都是科学决定论的误用，这些指责正如说一个孩子没有成为明星就完全是家庭的过错一样。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站在自己的基点上来决定：我们究竟需要借鉴些什么和排斥些什么。我们不能够亦步亦趋地照搬别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就不断有人做着各种各样的西方梦：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新型工业，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梦想有一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东方梦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之际，他们梦想着一种中国式的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梦想着一种单纯的悠然自得……，怎样解释这两种梦呢？我们大致可以说，这两种梦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自己所没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东西的向往。所以，处在喧嚷的高速公路上的人可能羡慕乡间小路的质朴单纯，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羡慕者的这一基点，反而引证羡慕者的话来为自己死守在乡间小路上辩护，那就是糊涂和迂腐的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再举一个例子，西方世界现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发展的弊害性一面，感到物压迫人的苦恼，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庄子似的结论。一个孩子不能因为长大后的苦恼就不肯长大。事实上，在冲突已经发生，复杂局面已经形成之后，真正的和谐只能是经过冲突得来的和谐，真正的淳朴只能是通过克服尔虞我诈而达到的淳朴，真正的单纯也只能是由复杂而凝结成的单纯。当然，我们可以在发展中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消除发展中的畸形片面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基本的方面。我们不能混淆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我们应当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我们更应当熟悉自己的基点和坐标，把住自己的舵。当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接触到西方文化时，我们正好看到的也许正是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批判反省最甚的时期。他们抨击他们过份膨胀的个人主义、快乐主义和功利精神；他们批评他们民主制度的弊病（例如日益繁复的诉讼程序）；甚至于批判理性本身。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我们应当重视的与其说是他们之间不一致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一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种得自洛克、密尔、伏尔泰、托克维尔、康德等人的近代启蒙精神，而更深层面的精神的启迪与挑战，则更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份量。责任编辑付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