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应周(作者单位:贵州省罗甸县云干中学)
【中图分类号】G416【文章标识码】D【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2-0085-01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于是,“看客”便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经典的艺术形象。
鲁迅先生个人的经历,真实的现实生活和民族的历史积习是看客这一形象艺术构建的重要素材来源。他高度关注旧中国的那种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病”和“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以革新、创造的大师风范,既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个体看客形象,也创造了典型的群体看客形象,这一系列人物,或麻木,或自欺,或愚昧,或无知,鲁迅以他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他们抱着非常复杂的情感态度,甚至促使鲁迅先生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在鲁迅收入《呐喊》、《彷徨》的25篇小说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小说都着墨不同地勾勒、描画了看客的形象,其描写的看客人物众多,层次繁杂,组成了一个看客群落。从这一系列的看客形象中,我们不难窥见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即是揭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种种复杂的民族心态,挖掘出民族的劣根性,以警醒世人疗救的注意。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中,作家成功地把孔乙己置身于一个特定的环境—咸亨酒店,这为那些看客的粉墨登场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鲁迅先生透过三种看客的思想和眼神,以犀利的笔触,诙谐的描写,活画出孔乙己的灰色的人生轨迹。
一是小伙计的同情。对于孔乙己,小伙计对其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实际上是鲁迅先生从另一个角度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小说在前半部分用了不少笔墨叙述了孔乙己的诚实守信、心地善良。“……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个月,定然还清……”。此外,他还热情地教小伙计写茴香豆的“茴”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因此,在小伙计看来,孔乙己是迫于生计才干些偷摸的事,其本质上是一个好人。对其悲惨的下场,小伙计寄予无限的同情却又无可奈何。特别是在文章结尾处的描述,更是烘托出孔乙己在“我”的泪光中永远消逝的悲凉场景。“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拒,不要再提。……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只手走来的……”。
二是酒店顾客的冷漠。冷漠、麻木、愚昧的看客,是鲁迅描绘得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他高度关注旧中国的那种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的具体表现,其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咸亨酒店的这些顾客,多是些短衣帮,应该说,他们同样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但他们早已失去了知觉,变得没有思想,没有灵魂,孔乙己的悲惨命运似乎与他们相距遥远,其实,只要造成孔乙已悲剧的社会根源存在,谁都有可能要步入孔乙己的后尘。在他们看来,孔乙己只是一个多余的笑料而已。“孔乙己是那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通过看客那冷漠的眼神,可以知道孔乙己这个多余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孔乙己则忍受着无比的委屈和悲哀,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此时的心境,他孤立无援,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体会到了人世的冷暖。在这些人面前,他只能是受讥讽、取乐的对象,这里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三是丁举人的凶残。丁举人作为看客却没有在小说里现身,而是隐藏于掌柜和顾客的闲聊中,这是作者的巧妙安排,意在揭示封建科举制度这张无形的大网,对知识分子的残害无所不在。丁举人沿着科考这条路爬上“举人”位置后,变得异常凶残,同是知识分子的孔乙己,与丁举人仅相隔一道门槛,却落得因偷摸被打折腿的下场,如此凶残的手段,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谈“丁”色变。作为看客,他目空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不难想象,丁举人一定是满面狰狞,无时不在盯着孔乙己的一举一动,直至孔乙己消失在人间尽头。
正是这些酒客无情的嘲讽,使孔乙己面对无尽的羞辱,也正是丁举人利用科举制度这把屠刀,一刀刀地割下孔乙己的肉,挖掉他的心,最后只剩下一具躯壳,被抛于荒野。这些酒客又哪里会想到,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呢?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无一例外地受到封建科考的影响,才酝酿了国民对他人、对社会的冷漠、麻木,愚昧、无知。
总之,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是赤裸裸的,先生正是要以这种赤裸裸唤醒愚昧麻木的人民,从精神上给他们以疗救。
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旧社会,鲁迅先生的眼光往往精锐而独到,“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这种在血腥面前游戏人生、玩笑开心的看客群体可谓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另类的狂欢,在人性上上升到了一个病态的极至,把对象的丑之为丑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正是这些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先生沉默则充实,开口则空虚。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种身患“猎奇癖”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给予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以特定的代名词:“看客”,使之成为丑的艺术典范,这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社会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美学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