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语境下的国家文化安全策略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语境下的国家文化安全策略

慕向斌

摘要：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分裂主义的严峻考验与挑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根本，我们要在确保文化安全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战略举措上有所作为。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下，通过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推动防御性的“文化安全”向积极对话型的“文化安全”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017-0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视文化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软实力”（包括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并上升到影响国家安全的高度。虽然“软实力”要以一定的“硬实力”（军事、经济）为基础，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但文化“软实力”的隐性渗透力和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的能力，也是“硬实力”无法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在文化“软实力”上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从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来，党和政府日益加强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了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新战略。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

（一）对“文化安全”中“文化”的阐释

综合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有关“文化”的定义，把文化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是特指人类的观念形态及其符号载体，与经济、政治共同构成社会的三个要素，是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中的共性文化（如作为精神成果的科学技术等）不具有民族、国家和制度的身份，不存在文化安全问题；而个性文化（如文化认同、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则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烙印，并成为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是指与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个性文化”。

（二）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

考察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西方国家不仅在理论上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已经成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对国家文化安全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广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受来自内部或者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包括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情感、语言知识传播系统、宗教信仰、基本生活制度、道德规范等，确保享有独立的文化主权。与国家经济、政治共同构成主权国家的三个要素，并协调一致、不断创新、传承发展，得到民众的高度民族文化认同。一种是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主要指称其政治涵义。特指主权国家的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扭曲，包括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以及国家形象等，从而确保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也包括在国际上享有比较高度和一致的合法性认同。本文使用的国家文化安全概念，力图涵盖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

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家要拥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国家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能够进行以国家需要和提高民众需求为目的自主地在本国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文化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向上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文化主权，就失去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如果国家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了威胁或削弱。

二是国家内部要有高度一致的民族文化认同。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系统，但随着各个民族的交流、融合，多民族之间也形成了一些共有的文化特质，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体系、语言文字、知识与认识论传统等等，这是初级层次的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休戚与共”的文化心理则是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这些共有的文化特质和共同的文化心理成为各民族之间密切往来的纽带，成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互通有无、交流学习、共同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可见，这种与国家文化安全相关联的民族文化认同既包括国家内各个民族基于种族的文化认同,也包括各个民族基于共同生活与发展而形成的更高形式的文化认同。这种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构成了本文所言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对于拥有56个民族统一大家庭的中国而言，每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和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都是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由于历史上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以及盲目自大民族心理遗留，我国文化安全意识淡薄,缺少系统的文化安全战略。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必然面临诸多严峻考验与挑战。

（一）全球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

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线，扩散、带动至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与纵向联系更加宽广和深入，各国在诸多领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日益增强，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每一个国家难以成为文化孤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全球化使得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进一步增多，除了军事、政治等传统的安全要素外，经济、文化、信息、技术等非传统安全要素也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2]随着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由可能成为现实。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速度，另一方面又冲击了各个民族文化的封闭性，这既为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条件，又埋下了文化冲突的种子。所有这些，在给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视域和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文化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把文化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来。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威胁

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力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而文化的功能在于塑造人。文化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它时时刻刻体现在人们的言行和一切社会结构中，起着凝聚或涣散国力的作用。

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趋同化趋势，或者是文化同质化，是指世界各国文化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在交流融合与排斥冲突中进行流动。文化的同质化与文化的民族性两个文化发展的不同趋向构成了文化冲突的基本矛盾。就现实情况而言，文化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或者说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利用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尤其在冷战后，它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输入发展中国家，尤其加大了对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控制和强行“市场准入”，甚至不惜以武力为后盾。这些文化产品的输出对输入国原有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形成了强烈冲击，严重威胁着输入国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极大地破坏了输入国文化的民族性。如果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输出行动达到其预期目的，输入国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最终会导致这个国家实质的消亡。这也使中国文化安全问题进一步凸现。

（三）文化分裂主义的强烈冲击

文化多元化影响力的扩展、本土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泛滥和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等文化分裂主义的三个重要因素是危害中国文化安全的三个主要方面。

随着全球化运动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影响的加深，各种学术理论、文化思潮纷纷涌现，未来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三条道路”等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在不同文化观念、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从国安文化安全层面来看，文化多元化的持续发展为文化分裂主义埋下了伏笔，我国国家文化安全进一步呈现复杂性，加大了国家文化安全管理和治理的难度。

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文化本土化运动则是国内文化分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极端民族主义往往运用“穿越”手法，把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民族问题“移植”到当今时代，通过塑造一种狭隘封闭的民族身份认同，大肆渲染“维护民族利益”，追求抽象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甚至民族自决。就对文化本土化的复兴与保护而言，无论是出自情感的自我称颂还是理智的自我保护，推进本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反映了全球化浪潮中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重视与关爱，这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然而，狭隘的文化本土化运动则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妄图通过文化分裂进而实现其族群分裂和政治对抗之目的。近年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台独势力”、“疆独势力”和“藏独势力”在图谋分裂国家的战略和策略上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分裂主义。以李登辉、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分子不断制造“文化台独”，甚至无耻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以达其全面“去中国化”的目的。当前，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在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和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大背景下，“文化台独”的声音有些沉寂，但我们仍然要保持警醒。“疆独势力”、“藏独势力”则采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手法破坏该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和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遥相呼应，利用文化和宗教煽动和制造的拉萨“3?14”暴乱、新疆“7?15”暴乱等，对中国国家利益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

细数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国内各种文化分裂主义行径的种种表现，都能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敌对势力的身影。如以美国学者、政客为代表的如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倡导的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霸权思想等，为其推行霸权主义行动鸣锣开道。事实上，美国有一整套专门针对中国并力图瓦解中国人意志与价值观的战略图谋，美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诫令》就是明证。该《诫令》第四条“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寻找机会，分裂他们的国土，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在拉萨和新疆的暴力事件中，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在这一事件中就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极尽丑化之能事，歪曲事实、煽风点火、助纣为虐。[3]可见，发生在中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背后有着深刻与复杂的国际背景，所以构成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变数也更加复杂，国家文化安全受到严重挑战。

三、国家文化安全策略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在国际竞争中“软实力”的作用，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较量中取得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效果，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是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现实性问题。

（一）在文化安全战略方向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纵观世界形势，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是明确的，即发展我们的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十七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充分证明党在文化建设方面所做出的方向选择和付出的实践努力。

先进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人们的头脑，树立正确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也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西方的“和平演变”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拉。因此，面对全球化趋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创新，在全民族形成统一的精神支柱和共同理想，增强文化认同感，从思想上构筑起自觉抵御危害我国文化安全的坚固长城。

（二）在文化发展繁荣战略上坚持坚持兼容并包的态度不改变

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中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为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5]可见，文化的兼容与文化的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针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要勇于面对，理性分析，辩证对待，通过与它们的较量，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

首先，要积极建设先进文化，通过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弘扬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全面提高公民素质；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丰富文化产品；提升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的地位；建立以民族文化为主体意识、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壮大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为文化发展繁荣提供人才保障。其次，要清醒认识到，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想把一种文化完全拒之门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理性的态度，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对其中的学术观点、学术流派、政治图谋及种种文化产品进行分析辨别，针对其中有害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部分，坚持抵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筑牢思想防线；同时对其中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发展繁荣、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的部分，本着兼容并包的态度，进行有分别的借鉴吸收。

（三）在文化传播与影响上坚持“走出去”的对外文化战略不放弃

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而文化的影响力，又与其内容和传播手段、传播能力密切相关。事实已经证明，谁能掌握先进传播手段、谁的传播能力强大，就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既然“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能力，那么语言及其文化无疑将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必须实施“走出去”的对外文化战略，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想更多的了解中国，“汉语热”已经成为一大文化现象。从内部形势来看，国家有实力在全球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这种内“推”、外“拉”合力的作用下，对于汉语及其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以孔子学院的建立为先导，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华文化传播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以来，截至2010年10月，已在全球96个国家（地区）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海外约有4000万人在学习汉语。孔子学院作为中国“走出去”的一张文化名片，已经做到了让更多的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成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加强汉语及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已从“把人请进来”变成“自己走出去”，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安全”观。从国内高校教育入手是一项颇有成效的措施，现在全国共有129所高校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笔者所在学校于2006年设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迄今已经培养毕业生237名，通过就业直签和国家汉办组织考试等方式赴海外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人数已达4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19%。

在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确立主体意识文化，并积极结合世界各国文化的现代因素，去芜存菁，为我所用，在不断拓展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同时，推进防御性的“文化安全”向积极对话型的“文化安全”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

作者简介：慕向斌（1974—），男，内蒙古赤峰人，华北科技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和思想政治工作（北京东燕郊，10160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罗伯特?塞缪尔逊．全球化的利弊.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1.4

[3]《环球时报》.2008-05—27

[4]中共十六大报告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