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张铁钢

张铁钢

（辽宁省委党校信息管理中心，辽宁沈阳110000）

中图分类号：D92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81-01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一、韩非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的治国思想中就孕育着法家思想的萌芽，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对法家思想的发展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韩非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继承、扬弃、综合和创新。

1.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尚法思想

商鞅继承了管仲以法治国的观点，认为国君“秉权而立，垂法而治”，“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韩非也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商鞅认为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地变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也指出治国的方法必须“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商鞅重视法令的统一性，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韩非进一步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商鞅主张重刑“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鞅还主张轻罪重罚，明确提出“以刑去刑”的刑罚论。韩非在商鞅的基础上继续论述重刑的理由：“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商鞅非常重视法制教育，提出“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韩非也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对商鞅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在德刑关系问题上商鞅主张“德生于刑”，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韩非则把刑德称为君王操纵国民、统治国家的“二柄”，“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不过他仍然鼓吹“不务德而务法”，信奉“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2.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慎到的重势思想

慎到主张“势”的运用，认为势的重要在于把握治权，“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这就是肯定了势的作用。慎到着重以势统治，否定智巧，“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所以应该做到君臣各自遵守自己的职责。

韩非在发挥慎到重“势”思想，“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这就直接了当地阐明了势是统治人民和控制群臣的资本和工具。因此，势对于君主极其重要，“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所以韩非告诫君主，一定要把臣下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打威势之下，君主一旦失势将反为臣所控。

韩非认为君主在处势之中须独擅刑与德之二柄，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禁止臣下结党营私。其次，严格控制重臣的政治、经济实力。再次，人臣不得专擅兵权、人权。

3.韩非继承和发展了申不害的用术思想

申不害主刑名之术，讲究循名责实、名实相合，“术”不但要隐秘于无为之中，而且要名实相符。申不害认为君主不用自我表现，不显露出好恶，使臣子无法揣测君主的用意，只能战战兢兢地本分地完成好自己的工作，达到“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

韩非的术在申不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展，认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术是君主用来考察百官是否忠于职守手段和驾驭群臣的方法；术应该是由君主所独操，不能与他人共有；术要藏之于胸，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在韩非看来，术对于君主同法与势一样同等重要，因此运术之要，就是要神秘莫测，不可琢磨。首先君主应该把自己打扮得高深莫测，防止臣下投其所好钻君主的空子，使臣下老老实实地为君主效力。其次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表态，然后自己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以此控制臣下。再次君主要割断大臣之间和人臣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使人臣不能结成朋党，只能唯君主之命是从。最后，君主应该循名责实，察验群臣，对臣下政绩进行考核，做到任人有数。

4.韩非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

韩非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指出商鞅、申不害、慎到等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法、术、势的思想，但“皆未尽善也”。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虽国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因为不善于权术，君主得不到利益，大权旁落，未能达到帝王之治；申不害治韩“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所以韩国不能称霸。

韩非认为“法”、“术”、“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三者紧密结合才会发生效力，这是封建主义法治所要求的。“法”指成文的法令，“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是公布出来摇人民遵守的；“术”指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藏之于胸中，以偶从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是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势”指权势、权力，“胜众之资也”，是贯彻法、术的先决条件，没有势，法、术就不可能实施。“法”和“术”是君主统治臣民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而“势”是运用法与术的前提条件。这三者之间，法是最根本的，必须以法为本而兼存势、术，同时将三者结合起来。

二、韩非“明法”、“任法”、“重刑”的法治思想

1.“明法”

所谓“明法”，即使法令必须以成文的方式进行公开，并让人人皆知。“明法”不仅是简单地制定一些法规并公布于众，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首先，“法莫如显”，法最好是越显著明白越好。其次，法定界限必须明确、具体“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再次，立法要全面，重要的社会关系都要建立相应的立法来加以调整。法令要做到“易见”、“易知”、“易为”，才能确立君主的信用，使法令得到贯彻。

2.“任法”

所谓“任法”，即“法”是判断功过、是非、利害，推行赏罚的唯一标准。韩非主张依法治国，“上法而不上贤”，一切皆决于法。法令是在官府中明显地写着的，使赏和罚在人民中都有准确的认识，赏赐必须依照法，刑罚也必须照法令规定执行，而不因执法者的好恶而畸轻畸重。“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3.“重刑”

“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重刑”就是重到能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刑罚。为了使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囿于法令，韩非认为要实行“重罚”，实行严酷刑罚，以禁奸防奸。韩非认为重刑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重刑是为了“去奸”、“去刑”。对犯罪者用重刑是为了预防尚未发生的“境内之邪”。对犯罪者用重刑就是要使没犯罪者“悼惧”。民畏惧重刑之苦，受趋利避害的计算之心的驱使，便会守法不犯。这样，国家便达到了“止邪”、“去奸”，从而达到“去刑”的目的，使百姓不敢触犯刑律，其目的不仅仅单纯是为了惩罚罪犯。

韩非的法治思想继承并发扬了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期法家的先进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明法”、“任法”、“重刑”的法治思想，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法治思想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是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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