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成都公共空间——茶馆及其他

民国时期的成都公共空间——茶馆及其他

孙倩

孙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好展示，它们在20世纪初经历了剧烈的振荡。作为民国时期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茶馆，以往多局限于茶史和茶文化的研究，鲜少有从公共空间角度进行考察的。通过对成都民国时期茶馆这个公共空间的研究，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窗口来了解变化中的市民社会与文化。

关键词：茶馆；公共空间；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6-0153-01

茶馆无疑是民国时期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它反映了成都市民社会的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成都茶馆萌芽于西晋而兴于中唐，但真正具有公共空间意义的茶馆却产生于清末。过去的茶馆研究将重点放在茶史和茶文化上，很少有从公共空间角度进行考察的。从公共空间角度谈论成都茶馆的典型代表是王笛，其研究对象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

王笛说：“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20世纪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名声远扬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

下面是其拟出的民国时期成都公共空间配置表，表明同一时期几个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茶馆的作用，茶馆可以说是当时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

王笛指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为结束，也即是以太平天国后社会的重建到成都市政府的正式建立。从全国范围内看，这一时期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到国民党统一这一跨越半个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的剧变。从这一研究中我们将会看到，全国性的事件是怎样或多或少影响地处长江上游成都的政治和大众文化的。

公共设施，构建了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是承载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非常重视公共空间的构建。苏格拉底的哲学殿堂其实是在广场、街头。有学者提出，现代社会出现了横向的三个板块：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及最微小的细胞——家庭；当中一块便是公共空间，由广场、剧院、草地、喷泉、咖啡馆等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设施的建设，体现了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基础上的文化共享与文化参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颁布了国家档案馆条例，规定国家档案馆要实行对社会、对公众开放的原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脱离机关而独立存在的综合性国家档案馆，这是近现代国家公共档案馆的滥觞。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好展示，它们在20世纪初经历了剧烈的振荡，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民众、精英和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等。这个研究指出，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城市居民、特别是社会下层，依靠街头谋生、娱乐和举行庆祝活动。然而在社会变革之际，那些受西方影响的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从而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中，民众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军阀混战时期，当武装的军人占据了公共空间，他们组织了自卫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成都的街头面貌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公共空间和街头文化仍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民国时期公共空间的探索，我们能更深入到“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研究中，来开阔一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