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生态文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者

蒙古族生态文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者

陈丽娜

陈丽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青岛266580）

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所创立的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融、主张可持续发展新型文化趋向，实际上我国蒙古族在千百年前所创造的“游牧文明”中就早以展现了这种生态文化的雏形，因此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态智慧对今时今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字：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9-0000-02

当今世界，资源匮乏、污染严重、物种灭绝等诸多生态问题越演越烈。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置身于21世纪的发展大潮中对此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发展为第一性”与“环保为发展的基础”的关系问题上始终难以取舍、无法统调，导致我国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回顾我自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程，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目睹了其付出的惨痛代价：首先，资源、能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本身相对不足，“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思维模式又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人们对大自然进行无休止的掠夺和破坏，以求得经济迅猛增长而快速脱贫。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被无节制的浪费，不可再生资源储量急剧减少，生物物种多样性丧失，森林面积锐减，土地不断被开发导致耕地面积不足。其次，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凸显。因为不断地砍伐森林、开垦草地，以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加之工业污染的严重、汽车企业的繁荣、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等问题导致洪水、沙尘暴、极端天气频发、水体污染、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最后，生态恶化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长期恶劣的生态环境以及农副食品滥用杀虫剂导致人类免疫力下降、疾病增加，甚至危及人的生命，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诸多的生态问题主要源于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因此，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相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生态文明是人类进入当代社会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所创立的一种新型文化趋向，但实际上我国对于生态文明的关注，古已有之。勤劳勇敢的蒙古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领悟到大自然是人类乃至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人与自然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使“游牧”从形而下的生存需求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存在。游牧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以展现了生态文化的雏形，蒙古族作为游牧文明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在辽阔的草原上言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工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提倡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本质上是人通过与自然斗争而获得生存发展空间。游牧文化则崇拜、依赖、顺应大自然，倡导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游牧生产方式是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而创造出来的机制，游牧文化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蒙古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了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是游牧文化的摇篮。13世纪，蒙古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继承、汇聚、整合、发展历代草原民族的文化，并积极吸收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蒙古族游牧文化。[1]蒙古族游牧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凝练、贯穿于蒙古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法规与律令等诸多方面。

物质层面上：蒙古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力求做到有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处处表现出维护生态平衡的姿态。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其“遵循季节变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游牧生产方式即是适应自然的结果，更是主动保护草原的选择。对于蒙古高原的环境来说，迁徙本身是一种建设，是协调人、自然与牲畜三者关系的举措，这确保了水源与牧草生生不息，蒙古族的游牧生产方式散发着浓郁的生态气息。

精神层面上：辽阔的草原为蒙古先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但同时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也让蒙古先民感到畏惧。在此种状态下，蒙古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希望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膜拜得到神灵的保佑，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萨满教。大自然被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赋予神格，超越其自然属性，萨满教以神灵的名义要求人们保护自然、尊敬自然。萨满教的生态观念中蕴含着人类只有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生态伦理思想，蒙古民族的生态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宗教信仰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经过千百年的潜移默化，积淀为一种生态保护的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通过宗教和节日文化影响着整个民族，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以及对特定节日习俗的遵守，逐渐内化为本民族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习惯。如祭敖包习俗，蒙古族将敖包视为神灵栖息的场所，通过祭敖包乞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牧草繁盛、牧群兴旺。敖包多选择在水草丰美、辽阔雄伟的山丘上，一旦建成、祭祀之后，便成为神圣之地，其周围就不许放牧、狩猎，实际上成为自然保护区。祭敖包实际上抬高了生态环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且男女老少必须参加祭敖包仪式，起到了全民生态教育的作用。

制度上：蒙古族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制定出以水源、草场、牲畜为核心要素的生态法规。如成吉思汗建国之后，颁布的《大札撤》将一些对生态保护有益的萨满教禁忌以及生活习俗法令化，诸如：“禁草生而锄地”、“禁遗火而燎荒，违者诛其家”，[2]“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在白昼入水，或者在河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也不得在原野上晒洗过的衣服”，[3]“禁打马匹之头面，战斗间隙，要放马于草地饱食，禁止骑乘”。[4]这些规定是对传统习惯法的继承，但开启了蒙古人生态观念向法制化过度的先河。之后出现的法典对于草场、水源以及动物的保护规定更为详尽，如《阿勒坦汗法典》、《元典章》、《刑法志》、《阿勒坦汗法典》等等。

可见，蒙古族游牧文化处处体现其生态智慧，其千百年来积淀的独特魅力为我们提供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首先，建设生态文明，须树立“与万物共生”的生态价值观。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蒙古人的生态观是在蒙古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在游牧生产过程中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并由萨满教、藏传佛教所强化。它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共生共融、不可分割，这为我们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所以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首要任务就是构建这种生态思维、提高国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其次，立足本土实际情况，合理利用生态生产力，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生产力是指生态系统自身物质与能量的变换力或循环力，是生物系统中植物、动物、微生物——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相互结合所形成的生物生产力，与非生物环境中的无机、有机环境相互结合所形成的环境生产力的统一，是生物生产力与环境生产力通过物流、能流、信息流而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5]蒙古族的生产方式正是合理利用生态生产力的典范，蒙古族千百年前就已经创造并运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其现有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必定要做出改变，合理利用生态生产力、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生态消费观、逐步以服务经济替代产品经济是我国必然的选择。

最后，汲取草原生态法制的精华，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法律制度。上述确立“与万物共生”的生态价值观，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属于精神层面的建设，生态价值的文化认同是决定我们的生态建设能否真正进入良性循环的最重要的精神保证。然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精神层面的建设，还需要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撑，制度方面的保障。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来恢复生态卫生、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但治理效果并不明显，问题关键在于有关生态法制的培育与建设是否合理、有效。深入了解我国的环保法会发现，其立法理念与内容相对滞后、环保法的奖惩制度的震慑力度不足等方面一直是制约我国生态建设的瓶颈，所以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法制健全与完善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总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立足于本土资源，吸收各民族生态文化的精髓，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完善生态法制，并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内蒙日报》2009年7月12日第二版。

[2]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台湾：台湾书局，1970版，第510页，512页。

[3]纳古单夫：《台湾蒙古学学者哈斯勘楚伦及其“大札撤”研究》，《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年第一期。

[4]奇格:《再论成吉思汗<大札撤>》，《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5]李彦龙：《哲学视野中的生态经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4年第39期。

注：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4CX06007B。

作者简介：陈丽娜（1989—），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