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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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金钊

金钊《人民日报》驻波兰记者站

摘要波兰人口近4000万,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和面积都将近中国的三十分之一,差不多是一个中等规模省份的规模。由于历史文化地域等多重原因,中国和波兰有很多不可比性。但是中波两国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中国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都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波两国的国家体制、经济模式都曾深受苏联的影响,中波两国都因陷于体制僵化、经济困顿、民生凋敝的困境而开始改革以寻求解脱、发展之道。单从经济改革方面看,今天的中国足可以为昨日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之师;从政治改革方面看,昨日的人民波兰又可为今日中国之师。

关键词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一、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本国自身特点

不顾本国国情,强加和照搬苏联模式让中波两国都尝到了苦头。中波两国都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个“拿来主义”的现成模式,也都对社会主义制度本国化进行了尝试。邓小平在1986年9月接见来华访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表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中波两国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实行改革的具体方法也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本国自身特点。

二、执政能力至为关键

美国学者亨廷顿把政府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形式作为界定国家差异的主要指标②,执政能力也被中共认为是安邦治国的关键③,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败下阵来执政能力锐减是关键原因之一。波兰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寻求内外改革,对内通过“顶层设计”制定了自上而下实行政治民主化和简政放权改革经济模式的方案,这些改革尝试无果而终很大程度上与波拉对社会的掌控力弱、执政能力差有关系。波兰党和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妥协,在几个关键时刻误判局势,逐渐自动让权。1956年12月政府与教会达成协议,政府保证教会完全自由,教会保证不对党的统治进行公开颠覆。在后期的实践中,政府对教会的保证基本落到了实处,但教会对政府的承诺却屡被打破和推翻。波兰政府在独立工会出现后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在团结工会成立初期就与其达成协议,同意工人成立独立工会并有罢工权,有宗教和政治表达的自由,工会则承诺遵守人民波兰的宪法原则,承认波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政府与团结工会达成协议后仅一年,团结工会即要求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议会,而缺乏对国家掌控能力、执政能力差的统一工人党最后也无奈地接受这些要求,在自由选举中“合法地”交出了政权,波兰当初为稳定局势与团结工会签订协议本以为是给找到了解药,但一时的解药最后变成了毒药。在团结工会甚嚣尘上欲与政府分庭抗礼的1981年底,为了不使日渐削弱的政权旁落波兰使出了“杀手锏”,突然施行全国军事管制。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波兰政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包括总统、总理、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主要成员都曾在军管期间遭到过关押和拘捕。雅鲁泽尔斯基导演的这场被称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政变”并没有转化为执政能力的强化,波兰政府在自认局势稳定后释放了瓦文萨,随后还通过三次大赦释放了几乎全部当时拘捕的团结工会骨干。雅鲁泽尔斯基的“捉放曹”让政权机关和民间组织的力量此消彼长,团结工会得以继续做大做强,执政者驾驭的能力更加捉襟见肘。当局本希望通过政治改革使体制富有人性并恢复活力,赞成推进民主化而不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但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民主化变成了民主。在1989年6月4日首次举行自由选举中,过分自信的统一工人党一败涂地,最终自食恶果。

三、自上而下改革的顶层设计尤须慎重

“穷则思变”,危机促成改革,波兰的历次改革均由大规模民变和广泛的社会不满而起,民变和社会不满的直接动因都是经济问题,由于经济进入困难时期难以自拔促使当局在政治上寻求突破并做出让步。改革的发起者在推动自上而下政治改革时须慎之又慎、不可操之过急。

四、中波双边交往的启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波兰成为继苏联之后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中波两国因同处社会主义阵营加之政权确立不久,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个双边高层交往密切的蜜月期,5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曾两次访波。1956年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作了《目前时局的报告》,对当年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随后的匈牙利事件作出了分析,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⑤此后的中国显然是走到了这一认识的反面,波兰对社会制度弊病的改良也未见成效。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和继续一边倒向苏联的波兰双边关系出现了断层。直到8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缓和才有了中波关系的修复和上文提到的雅鲁泽尔斯基的访华。比较起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交往,曾经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波高层交往不温不火。从外部看,擦不出火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始终念及“传统友谊”,而波兰对曾经的共产制度很反感。更重要的仍然是内因,中波的双边交往和互动反映的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价值判断和重点关注,而这些关注是基于国内不同时期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维护国内稳定、反对霸权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等等这些因时而变的中心任务的。此外,中波在国家体制上分道扬镳,现在看起来都是成功多于失败,而两个截然不同的成功者在审视对方时相互的视角通常是纠结甚至矛盾的。

邓小平在1986年会见雅鲁泽尔斯基曾说过,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试验,一个伟大的试验。我们要勇于探索,悉心精诚,有错必纠。人民波兰的改革实验历经探索但最后彻底失败了,而中国的探索还在继续。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4-145页

②《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www.gov.cn,2011年7月1日

④NormanDavies,Europami?dzywschodemazachodem,wydanieI,Znak,2007年

⑤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6/168117/10012125.htm

⑥《环球时报》2003年11月24日第八版,金钊,2003年至2011年曾任《人民日报》、《环球时报》驻波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