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经典文献综述及评论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经典文献综述及评论

薛涧霞

薛涧霞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1）08-0000-02

摘要：文章主要回顾了有关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经典文献，即“推力-拉力”理论（博格，1984），投资与收益理论（史杰斯泰德，1962）及预期收入理论（托达罗，1969），介绍了不同学者的论证思路及理论特点，对其理论贡献作出了详细的评述，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流动；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关于人口流动的普遍接受的定义，特别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使得界定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在经济研究中十分困难（虽然在统计和语义上，两者的区分很明显）。本文将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运用“人口流动”（Mobility）的概念。一方面，它包括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一是改变常住地形式、以户口迁移为特点的人口流动；二是不改变户籍登记地的人口流动，即“人户分离”，或者狭义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它除了具有通常使用Migration时所指的人口在地理单元之间流动的基本含义之外，还往往包含了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口在地理空间之间移动的同时，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诸多方面的变化，即具有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含义。但是，鉴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有相当的数字是根据狭义上的人口流动给出的。

关于人口流动原因的分析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大量的文献和研究资料，其中具有代表性并对本文有直接影响的理论包括：唐纳德•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舒尔茨等人的投资与收益理论，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

一、“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是唐纳德•博格（D.J.Bogue）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的，他从运动学的角度出发，将人口流动视为两种不同方向力的作用结果：一种是促进人口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正面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消极因素。在人口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较低的经济收入等），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地。在流出地的“推力”存在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家人团聚的快乐、社交网络等。只是相对而言，在流出地“推”的力量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在流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地位的“拉”力，包括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生活水平等。在流入地也存在的“推”力包括：陌生的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等。人口就是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推力-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做出流动的决策的。

“推力-拉力”理论是根据19世纪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出现的商业中心提供就业机会所形成的吸引力，同时，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另谋生活所形成的推力而提出的一种流动理论，形象的概括了人口流动的原因，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它只是一种现象的陈述，没有深入的说明各种因素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个人做出决策的，它只说明了流动的可能性，没有必然性的解释。

二、投资与收益理论

舒尔茨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时，明确把“个人和家庭进行流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看作人力投资的五个主要方面之一。流动者在做出流动决策时就必须考虑流动的成本与受益。史杰斯泰德（L.A.Sjaastad）同样也把人口流动视为提高人力资源生产效率的投资，并进一步把人口流动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划分为货币成本和收益及非货币成本和收益。斯达科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人口流动的动因。他指出，人口流动时的花费是投资的成本，流动后的所得是收益，因此，对流动行为的决策取决于流动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流动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他支出。流动者通过流动获得的净收益可以表示为：

式中：

为流动者获得的净收益

为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实际收入

为流动者在流出地的实际收入

表示流动者流动后收益表现为流出地现实收入的贴现率

表示从i地到j地流动所花费的流动费用

如果PV为一个正值，即流动后收益大于成本，则人口会选择流动。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

托达罗(M.P.Todaro)认为，欠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决定于两个主要变量：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城镇中的就业概率。这两个变量决定了流动者在城镇中的预期收入。预期收入与城市收入的差异越大，人口流动的动力就越强，流动的人口就越多。用公式表示为：

M为第t期的人口流动总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而

其中，为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W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为农村实际收入水平，S为城市劳动力总量，N为城市就业量，为城市现代部门就业增长率。

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是立刻，而是在城市逗留一段时间后才找到工作的，所以在模型中考虑时间的因素，即t期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如果用表示流动者在一定时间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则劳动力流动量（M）可以表示为

其中，

分别表示流动者在城市和农村的平均实际收入，r反映流动者的时间偏好程度，表示流动耗用的成本费用，是在t期以前迁移者在平均收入水平下在城市的积累就业概率，是指t时期迁移者新职业空缺与在此期内求职者的积累总数的比率。

若，则人们就会做出流动的决定，反之，人们就不会流动。对于单个流动者和整个集体都是如此。

托达罗模型较为客观的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较高收入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的行为。但是，由于托达罗将影响迁移决策因素中劳动力对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概率的预期普遍化和绝对化了，因而陷入了“托达罗教条”中：第一、流动量后流动率直接随着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规模也越大，而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的上升；第二、既然城市就业机会影响或决定迁移行为，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于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做出迁移与否的决策的，那么，流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

四、人口流动理论在我国的发展

以上三种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均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也有其相对的局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扩展。

1、激励农民进行流动的根源并不是“比较经济利益”，而是形成“潜在利润”的制度安排。农民流动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创新行为，是农民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与“推力-拉力”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相比，“潜在利润”作为农民流动的动机更有说服力，它不仅具有以上三种理论中所指的不同的流动因素，而且刻画了形成流动因素的更深层的原因——制度安排的差异，从而说明在解决农民流动难题时更应该从改革制度环境入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

2、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且不规范的条件下，以亲缘、地缘为主要维系方式的社会关系，在帮助流动者获得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外出打工农民在做出流动决策时，首先依据的是对于流入地的就业信息以及对于这些信息是否相对准确的判断，这种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在外地打工的亲友提供而不是主观的预期，农民流动的这种“自组织性”，即依靠亲友“传（传递就业信息）、帮（帮助找工作）、带（带动一群亲友）”的“滚雪球”流动，形成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工潮”。这样，文章将主要研究在农民中传递的信息对于农民形成对于潜在收益的预期从而做出流动决策的影响。

3、外出打工农民的流动决策与其说是建立在对城市正式产业部门工资与农业部门实际收入差距的预期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城镇乃至农村的任何一种高于农业部门收入的非农就业岗位的收入预期上。对所谓城市正式部门不产生任何实际的预期。因此，可以简化传统经济理论中对于城市里“正式就业部门”和“非正式就业部门”的划分。

因此，在对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分析中，我们要重视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环境，论证这种制度安排会产生城市相对于农村的巨大的潜在利润，从而讨论存在农民会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进行流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蔡昉，“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2]刘应杰著，《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沈建法著，《城市化与人口管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

[4][美]M.P托达罗著，于同申、苏蓉生等译，《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5][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