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

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

周天勇

摘要：按照人均GDP为标志的发展阶段比较，中国城市化水平比一般国家低了15个百分点，结构上呈现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的状态，也形成GDP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严重扭曲。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1960年起开始的反城市化道路和政策所致。但1978年以后，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推进城市化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是犹豫和半推半阻的。城市化滞后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事实证明，城市化水平低是城乡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城市化方面的犹豫和缓慢，是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重大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经济发展城市化结构扭曲

市人口比率越小，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阻碍城市化，实际就是阻碍正常的经济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强劲的动力来源是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城市化道路走不走和怎么走，并没有搞清楚。体制和政策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同时在实践上，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

一、建国后60和70年代的反城市化

中国过去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严格控制和工业化超前发展的战略，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比世界上人均GDP3000美元的国家要低15%左右。我们来看中国与人均GDP1520－2390美元时国家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比较。

城市化的滞后带来许多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2008年底，我国总人口132802万，城镇人口60667万，城市化水平为45.7%；就业的总劳动力为77480万，城镇就业劳动力为30210万。2009年3月，估计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从2008年中的20000万左右下降到17000万左右，在农村非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也因乡镇企业的大量萎缩、停业和倒闭，大约从2008年中的9000万左右下降为7000万左右，这样2009年3月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能从2008年中的18000万上升到了23000万，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的近30%。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100美元左右，按照一般的世界国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时，城市化水平一般要达到60%左右，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要下降到10%—15%。因此，结构偏差方面，城市化水平滞后了15个百分点，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多了至少15个百分点。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偏差，我们顺着发展观和历史脉络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于推进工业化，致使劳动力和人口大量并快速地从农村往城市转移。1955年，城镇人口为8285万人，占总人口比率为13.5%，到了1960年，城市人口增加到13073万，五年中增加了47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9.7%。这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较快的一个时期。但是，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立在损害农民、农业和农村利益之上。后来陆续发生了粮食供应危机，全国城市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全国特别是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局面。

由于快速推进工业化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太多所导致的大饥荒，使中国政府自那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进行了严厉的控制，并且采取了反城市化的措施，即违背世界性的人口城市化规律，将城市的人口大规模向农村转移。从1961年开始，用3年时间，动员城市2000万以上人口重新返回农村。其中仅1961年，城镇就辞退了872万职工回农村，城镇1000万人口被退回农村。1966年到70年代末，又动员了1800万城镇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还让250万左右的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和其他知识分子，迁往农村走“五七”道路。这种反城市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960年为19.7%，1963年降低到了16.8%，1978年为17.9%，1980年时也只有19.4%，比1960年时还低0.3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是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如果从城市化指标看，中国的现代化从1961到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停止不前，甚至是倒退的。

二、1978年后犹豫和矛盾心态与中国式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落后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认识仍然是模糊和不清楚的。从1978年开始，党进行拨乱反正，从各方面进行了反思，都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并逐步达成了从理论到决策的共识。但是，对反城市化的理论、决策和实践，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讨论和清算，理论家们较为关注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理论的讨论，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和城市社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给以关注。

学术界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一些非发展经济学的理想主义学者，提出中国可以跨越西方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的这种阶段，不要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应当推进农村就地工业化和乡村就地城市化的建议。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早期也持这种观点，后来他才主张发展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相配套发展。在中国城市化的战略上，到底应该主要走大城市发展，还是主要走中等城市发展，还是主要走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道路，有过激烈的争论，但至今也没有在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取得一致和清晰的认识和意见。

由于上述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严格限制、在总体限制下适当放开、一边限制并一边鼓励的过程，中国学术界、有关部门和决策者对城市化的大趋势存在着既恐惧又喜欢的心态。一方面害怕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带来粮食生产不稳定、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另一方面又逐步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是由人口城市化推进的，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和交通等等的建设，城市中农民工就业的企业的发展，无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看到小规模农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希望鼓励发展现代化规模经营的农业，使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有财产权力和收益；另一方面，却怕土地集中，一些农民破产失去土地，因此，不让农民有完整的土地资产的抵押、入股、长期出租等财产权利，使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土地优化利用等方面形成障碍。一方面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农村提高农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在外获得务工收入，并向农村寄回收入；另一方面，各部门和各环节，对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孩子上学、医疗、社保、工作条件等等，都存在着歧视。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化，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占用了大量农村和城郊农民的土地；另一方面，曾经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使四千万左右的农民成为无地、无保和无业的劳动力，许多地方的政府忙于应付农民的上访，并且由于卖地收入大多已经被支出，没有建立保障储备，建立这么多农民的保障，也是财政一个沉重的负担。

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看，改革开放初时，农民只有上学和参军才有可能留在城市中就业和居住，农民外出需要向公社和大队请假，并且视乘交通工具的不同，需要开公社（以后为乡镇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的介绍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农民开始外出务工，外出务工需要县级政府开具务工证，每个务工证，还要向农民收50元左右的费用，农民到城市中务工，还要向户籍、街道、劳动、计生等部门交纳500到800元不等的各种费；后期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当时国务院发过让农民安心种粮，限制农民外出务工的通知，媒体和舆论也将农民外出务工称之为“盲流”；80年代后期，北京等一些城市还大规模清理过进城务工的农民，造成菜价上升，服务业萧条；只是在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外出务工对农业和城市都是有益的，这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从中国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河北等等农业省市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流动到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中城市，形成中国外贸加工、采煤建筑和城市服务等方面的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再后来，中央和国务院才下令清理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各种收费，鼓励各农业地区转移剩余劳动力，发展务工经济。我个人估计，改革开放3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的差额，加上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无社保和少社保，城市获得的超额利润在7到10万亿人民币之巨。

从体制上看，1960年以来，中国以严格的农村和城市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改革开放后，虽然逐步地松动，更多的农民可以通过上学、参军、征地安置等方式转为城市居民，并且，外出务工在城市中发明了一种暂住证制度，来解决一些人口和劳动力在外半年，甚至多年在外的合法居住和工作问题。而从农村的土地制度看，农民的土地虽然归农民承包使用，但属于集体所有，当上级要征用农村的土地时，农民对土地的承包使用，并不成为被征用的平等的谈判、讨价还价、最后签约的权利。而由于农民的宅基地、耕地等资产，不属于农民自己所有，法律上规定其不能抵押、入股、出售，只能在规定用途的前提下，有限地出租。因此，土地资产既不能作为农民变现积累资金后进城创业、置业等等的一个财富基础，也成了不能割舍而拖住农民进城的一个因素。而从社保、就学、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的二元制度看，由于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开始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或者目前建立了与城市不同的社会保障，而且社会保障还不能随着劳动力的迁移而转移，由于城市对农民在就学教育、医疗和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二元的差别和歧视制度，农民在城市中平等生活和工作的门槛和成本很高。因此，中国30年来的城市化，与东亚、拉美和印度等国和地区的城市化相比，除了城市化水平低和农业领域中剩余的劳动力还很多外，还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和模式。

中国城市化的模式与国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一是不像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那样，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大多有稳定的创业和就业，逐步在城市中长期租房或者购房，成了城市中较为固定居住和工作的居民，而是两栖式的，大多不可能在城市中居有所屋，老有所养，医有所保，安居乐业，中老年后，还是要回到农村中去度过余生；二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强势，对城市规划、建设和市容的极其严格的管理，总体上也不可能像拉美和印度一样，在一些大中城市周边形成成片和大规模的贫民窟。什么是中国式的城市化呢？就是巨额的农村人口，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中钟摆式流动。

三、后果之一：服务业滞后与失业严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城市化是成功的吗，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对未来积累一些难题呢？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一方面从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看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也很多和很严重，是将遇到的问题积累到未来的一种城市化方式。

（一）服务业发展滞后

对城市化的害怕，以及自觉和不自觉地阻碍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又致使服务业的发展大大滞后于人均GDP3000美元发展阶段时的水平，使中国城市化、服务业、各产业增加值关系、增加值与就业等等之间结构严重失衡。我们来看发展水平在人均GDP3000多美元时中国和世界各国同阶段发展水平有关指标相比的结构扭曲。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实在是偏差太大。

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已经达到3100多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1.3∶48.6∶40.1。显然，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世界人均GDP平均1000多美元时50%的比重还要低10个百分点。而如果从城市化、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看，其结构扭曲。

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国际一般水平相差了12.5—17.5个百分点，而从农业增加值与农业领域就业相互之间关系的数据看，40.8%的劳动力创造了11.3%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非农业领域劳动力人均GDP的1／3，这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三倍多的最重要和最深层次的原因。更大的问题是，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的滞后，以及由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给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带来就业容量狭小的约束；而服务业就业容量狭小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又致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而大量的农民低收入人群的存在，又形成对服务业发展的需求约束，相互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的发展高度正相关，从一个国家看，有多高水平的城市化水平，就有多高水平的服务业比率；而且，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与人口在空间上集中程度正相关，人口越分散，聚集规模越小，服务业发展程度越低，人口越集中，聚集规模越大，服务业发展的程度越高。我们来看世界各国的情况。

从经济学的原则看，在分散的人口分布的农村区，或者很小人口规模的村庄空间内，发展二、三产业，存在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1）许多第二、三产业，在农村没有大力发展的较为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2）服务业和工业的污染由于规模太小、分布太散，治理起来较为困难；（3）由于人口规模不大，因此市场需求太小，使服务业的发展达不到最低盈利的规模要求，许多服务业，实际上是无法生存的，更谈不上大力发展；（4）在农村中发展工业，因交通和信息原因，产业间分工和协作的成本，寻求价格、需求、供给等信息的成本，谋求中介服务的成本，相对要比城市高得多；（5）在农村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耗费的土地资源远比城镇和城市多得多，分散的居住、生产和服务方式，实际上是浪费土地的一种发展和生活方式。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和城市化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786，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该相关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即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越大，实际也是其吸收的劳动力较多；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地区，第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就越低。因此，从经济学的规律上讲，越是农村，第三产业越是无法发展的。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没有认识清楚集中与分散的经济关系，没有认识清楚城市化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极端重要性，还在集中与分散的发展方式选择上模糊不清，很显然，总体上对城市化与发展第三产业之间关系也是不清楚的，提倡在分散的农村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让农民在农村进行二、三产业的创业，大多数情况下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二）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失业严重

由于城市化的滞后导致的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形成了国内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和城镇的失业问题。2007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40.8%，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多了近30个百分点，服务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32.4%，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竟然少了27.6—32.6%。这意味着，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按照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就业比率，中国的工业领域可能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中小加工工业企业发展不足，少提供了7000万个就业机会；而服务业少提供了14000万左右的劳动力就业岗位；而另一方面，按照10%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创造10%左右的GDP衡量，按照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的就业结构，中国农业中剩余了23000万劳动力。我们来看2007年的结构。

显然，这样一个结构是非常扭曲的。如果我们假设一个2008年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人均GDP3100美元合理水平时的结构分布。

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将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就业从40%调低到15%，其劳动生产率就会从8900元人民币提高到25000元人民币；并且，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就会多增加就业7000万人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如果提高到50%，就会多增加14400万个就业岗位。这21000多万个工作岗位，实际上就是产业和就业结扭曲而损失的就业容量。而且，产业间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以其为基础的产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大大缩小。

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不足，不能在国内服务业中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并创造财富，于是压力全部转向外向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当遇到2008—2009年这样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出口受阻，出口加工企业破产、停业、生产不足等等，致使大量的农民工失业，收入减少，农民损失惨重。2009年农民工失业率大约在15%左右，失业规模在3000万以上。2000年以来，农民增收的80%来自于务工所得，而2009年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以每人每年万元务工收入计算，由于失业导致的农民收入损失在3000亿左右，由于农民工过剩供给过大压力下，还在城市工作的17000万农民工，工资水平下降假如每月200元，则导致的损失为4000亿元。两项相加2009年农民收入损失在7000亿元左右。

服务业领域的狭小，也使得城镇和城市中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复员和转业的军人，以及失业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都挤向工业和党政事业单位；而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在中初期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之后，在其后期，总体上技术进步加快，自动化和流动作业程度提高，资本开始集中和集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目前国家实际党政事业经费支出规模看，比率在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30%以上，已经高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行政公务支出水平了。因此，未来劳动力向工业继续大量转移的空间越来越小，而继续扩大党政事业机构来增加就业的方式，将会形成更加紧张的党和政府与企业的税费关系，会形成更多的部门利益和合法腐败，而且会使更多的企业因税费负担过重而关门停业，导致就业问题更加严重。当然，一些工业领域中的轻加工中小企业，未来还将大量地吸收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但是，非常清楚的是，从大的格局和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不可抗拒的趋势着眼，我们总体上除了发展服务业，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未来数亿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

四、后果之二：资源消耗大和生态环境恶化

在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分散的人口居住和发展形式，带来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难以治理和保护。

（一）城市化滞后与土地资源的浪费

城市化滞后和人口的分散发展和居住形式，实际上将消耗大量的土地。将绝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农业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要将一部分土地分配给城市建设，分配在城市中的企业。如果要发展城市社会，发展工业经济，而又不想占用耕地，不分配土地给非农业经济，这无疑是用农业社会的思想、观点和办法管理现代社会。

实际上，城市化将人口、企业、要素和基础设施在空间上集中，集约地使用了土地，大大减少了土地的占用。城市人口的集中居住，特别是楼房居住模式，要比农村独家小院式的居住模式少占用土地面积。中国现在农牧户大约为2.5亿，如果说1户农牧民独家独院占用耕地按照0.6亩计算，村里道路、村公共建筑等等按照每户0.5亩计算，共占用耕地2.7亿亩，推算全国农村村庄用地合18.19万平方公里。如果将80%的农民城市化，居住中高层楼房，加上绿化、交通、公共建筑物等，1户按照0.35亩地计，只占用了7000万亩地，仅就居住用地这一项，可以节省2亿亩土地。下面我们用数据比较农村用地多，还是城市用地多。

可以看出，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用地为23491平方公里，却容纳了37249万人口，每万人用地只有0.63平方公里；县级市建成区面积为11978平方公里，容纳了15571万人口，每万人用地为0.76平方公里；建制镇建成区面积大约为15399平方公里，人口约6559万人，每万人用地2.35平方公里；而农村居民用地大约为181875平方公里，人口72750万人，每万人用地高达2.5平方公里。

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比来看，人口越聚集，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每平方公里的产出水平越高；而人口聚集程度越低，城市人口规模越小，每平方公里产出水平越低。全部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400万-1200万非农业人口的城市，其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建成区的GDP产出水平高达73570.16万元，20万人以下规模的城市，其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建成区产出水平则为26575.38万元，其土地产出只为400万以上城市的36%；而全国建制城的每平方公里产出，全国推算平均只有5000万元，是4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1／14。

如果在农村发展村镇工业，而不发展城市和城镇，不在城市和城镇中发展企业，耕地的浪费则将更大。一些农村在发展乡镇工业时，分散地在农村建设工厂，这些工厂的规模较小，但数量非常多，相对工业每一单位产出占用的土地要比城市高得多。在农村提倡大力发展工业，其每平方公里形成的GDP，可能仅仅为城市土地的产出的1／50左右，是特别浪费土地的一种发展方式，是极不合算的。

从经济学上讲，农业经济是耕地密集型企业，分散经济比集中经济用地多；从土地的投入产出看，工业要比农业多，商业要比工业多，而信息金融业要比商业多；分散的经济投入产出要比集中的经济投入低。从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看，就土地资源而言，就是要把空间上分散的经济转变为空间上集中的经济。不明白经济学的这些道理，死守耕地一分也不能动，不能用来办企业、建城市，要么就是阻碍经济的发展，要么实际上就是浪费更多的土地。

（二）城市化滞后与能源的浪费性消耗

由于城市水平的过低，导致服务业水平过低，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在总的GDP中过低，实际是导致国民经济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过高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和基础性的原因。由于统计数据的原因，这里我们只分析各产业的能源消耗情况。下面表格以2007年为例。

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系数可以看出，按照2007年的消耗标准，1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消耗1.5667吨标准煤，而1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却只消耗0.3633吨标准煤，实际上从大的方面调整国民经济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其节能和节约其他资源的效果要比仅仅限于第二产业内部节能降耗，效果要显著得多。

下面以2008年GDP的生产结构为例，假定各产业的能源消耗系数不变，可以考察两种情况下的能源消耗规模，一是按照2008年实际形成的产业比例来计算能源消耗规模，二是按照一个假设的合理的产业结构计算能源消耗规模。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即使2008年工业节能降耗比上年没有一点进展，如果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在过去的30年中得到正常发展，每万元GDP的能源消耗将从0.9404吨下降为0.8425吨，总体上将减少近3亿吨标准煤规模的能源消耗，为2008年产业能源消耗总量的10.4%。

（三）城市化滞后与生态和环境的恶化

人口分散发展和居住的方式和城市化的缓慢，也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几十年来，我国山地水土流失，森林遭到砍伐，植被被破坏，草原沙化和退化，平原地区乡镇企业污染严重，过去秀丽的草原和农村许多已经风光不再。中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人口一多半居住在乡村，按照以往的想法，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比英德等国家好才符合人们的想象，为什么中国的农牧区生态环境反而较差，并持续恶化呢？

1.人口分散居住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和破坏

中国农牧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首先是土地和草原所承载的人口增长过快和过多造成的。不论是耕地上养活的农民，还是草原上直接养活的牲畜和间接养活的牧民，都大大超载。

中国农牧民家庭财产制度是几子平均继承制度，这样每一儿子都有一份财产可分。但是，耕地越来越少，耕地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于是林地、坡地、草地尽可能被开垦，土地尽可能被利用。虽然土地的份额越来越少，但每一农户都有一份，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有限的耕地及草原供给与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于是在农业区，几十度的坡地被开垦了，有林的地方树被砍了作为耕地，耕地恨不得一年长几茬庄稼，土地得不到休耕，水土流失很严重；在牧业区，草原上的牲畜越来越多，草越来越少，草原不堪负重，逐年沙化和退化，这就叫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日益增长的农林牧业区人口对自然能源越来越多的需求，导致农林牧区树被大量砍伐，草被大量割挖，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2.乡村工业化形成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

中国农村严重的环境污染，其重要的原因，是乡村工业化和城乡空间上的一体化。

乡村工业化和城乡空间上的一体化的局面是：户户点火、村村冒烟；家家厂厂排污、污水横流；废物遍地、垃圾围村。也许有人提出，在农村我们也可治理污染呀！这是一种幻想。从经济学上讲，治理污染要支付成本，而成本大小又受到规模和距离的影响。分散的污水、垃圾和烟尘，一是污染源规模太小，治理污染装置的固定成本相对太大；并且规模越小，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越高。二是如果想规模化处理，将一家一户、一村一寨污水、烟尘、垃圾都集中起来，输送污水、废气、烟尘和垃圾的管线投资、道路交通、运输装卸、维护修理等费用将极高。因此，乡村工业化和城乡空间一体化，从经济上看，无法解决它的污染问题。

3.环境排放工业为重的产业结构

前面谈到，城市化的缓慢使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而经济结构过于工业化，特别是过于重工业化，也是中国发展模式高排放的最重要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二、三产业结构与污染的排放和污染的关系。

可以看出，每单位第三产业增加值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烟尘、污水和固体垃圾的产生和排放量，分别只是每单位第二产业增加值的19.1%、6.69%、12.5%、46.54%和3.65%，而第三产业的粉尘排放几乎为零。因此，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其节能减排的效果非常显著；反过来说，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二产偏重，城市化滞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导致同等发展水平上，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的排放量相对较大，对环境的污染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

五、后果之三：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了一条损害和忽视农业来推进工业化的道路，使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状况需要反思和调整。但是，即使重视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和收入，究竟怎样才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可能也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纠正过去错误的基础上，在乡村内部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政府加大其投入，支持农业，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另一种是，在纠正过去错误的基础上，除了对农业提供政府补贴，对农村提供应有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外，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外，主要还是想法转移农村中过剩的人口，转移农业中过剩的劳动力，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此来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我认为，可能后一种思路和道路是对的，而前一种思路和道路是错误的。

（一）农业增加值和就业比率同步下降的规律性趋势

无论我们如何对农业加大投入，无论政府怎样支持农村和农民，但是，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上，GDP和劳动力在农业领域中比率的下降，这是一个被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了的经济规律。我们来看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反映的这一趋势。

可以看出，1960年到2003年间，从农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率看，低收入国家从1960年的49%下降到了2003年的24%，下中等收入国家从37%下降到了11%，中等收入国家从24%下降到了10%，上中等国家从18%下降到了6%，发达国家则从6%下降为2%；而从农业领域的就业比率看，1960年到1990年，低收入国家从77%下降到了69%，下中等收入国家从71%下降到了36%，中等收入国家从62%下降到了32%，上中等收入国家从1960年的49%下降到了2002年的17%，而发达国家更是从1960年的18%下降到了2002年的4%。

从上面的数据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来看，是一个弱势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率是下降的，而随着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的下降，农业领域中工作的劳动力比率也是持续下降的，如果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比率下降很快，而农业中的劳动力转移很慢，农民的收入必然会相对下降，农民与非农民的收入差距毫无疑问会持续拉大。

而中国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比率，虽然从1960年的40%下降为2007年的11.3%，但是，劳动力就业比率则仅仅从81.0%下降为40.8%，劳动力转移相对缓慢。这就是中国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最为基础的原因。

（二）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与农民收入少

中国现有18亿亩耕地，7亿多农村人口，每个农业人口只有2.3亩耕地，31000万农业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不到6亩，2.4亿农户均耕地也只有7亩多。黄河和长江中下流域的一些地区，许多农村每人耕地不到1亩。

我们假定，2008年全国18亿亩耕地全部种粮食，种米和种小麦各一半，每亩地平均利润110元，种粮食总利润为1980亿元；种粮人工成本收入平均每亩145元，总的农业劳动收入为2610亿元；地租性收入122.5元，总收入为2205亿元；总计为6795亿元，假如全国平均农业生产力水平为江阴的60%，种植1.5季，则总的农业收入为6115亿元，假定收入全部归农民所有，每个农民人口在农业上的年收入平均也只有873元，劳均只有1973元，户均只有2548元。种粮的收入，较乐观估计，也只有2008年农民全部纯收入4761元的18.34%。

种粮乃至依靠土地要素获得的收入比例还将会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1、土地要素是有限的，数量不会增加，而且会随着城市、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建设而日益减少；2、土地的边际收益率是下降的，在现有并且日益减少的土地上再增加产量，新增加产量部分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其收益相对会越来越低；3、由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社会保险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也会不断地上升，让成本不断提高的劳动力去从事低收益的领域，劳动力的收益相对其他产业将日益下降；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速度要比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快，农业增产的收益部分，往往被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所抵消掉；5、农业只有规模经济，才能相对降低各种有关成本，如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慢，农业劳动力不能持续转移，还是小规模生产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过慢，农业收益增长的速度相对非农业收益的增长过慢，结果只能是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三）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大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发展城市是导致城乡差距并且使其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战略上应当抑制城市的发展，加大力度去发展农村。这样城市化的速度放慢，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差距就会缩小。但是，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是高度反向相关的：即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而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低，则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大。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般来说，在城市化44.3%到88.7%的省市区范围内，人均GDP在15074元到87035元范围，城乡差距在1：1.87到1：3.48范围；而城市化在22.6%到44.0%范围的省区，则人均GDP在8824元到19593元范围，城乡差距在1：2.74到1：4.57范围。

其中，广东城市化水平在63.4%的情况下，城乡差距1：3.08，主要是因广东产业向粤北转移不够，以及粤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形成的；而重庆城市化水平在50%的情况下，城乡差距1：3.48，则是重庆水库山区及其他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以及对水库移民补偿不力导致的。陕西在城市化水平42.1%的情况下，城乡差距高达1：4.10，则主要是当地农民外出务工比例比其他省区低造成的；而西藏在城市化22.6%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城乡差距在1：3.93的水平上，则是因中央政府对西藏农村的支持所致。总体上，除去特别因素，中国的实践也表明，在一个地区中，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高度正相关，而与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高度反相关。从城市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看，全部数据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764，剔除广东、重庆、陕西和西藏四个特殊地区外，相关系数为-0.797。因此，要想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关键是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而且，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实际上基尼系数也较高，也就是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据测算，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785，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该相关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即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是那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因此，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战略重点是发展城市，推进城市化，将农民大量地转移进城市；而重点不是农村，如果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农村，城市化水平没有提高，实际上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

六、简短的结论

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起，走了一条工业化超前，而在人口布局上走了一条反城市化的道路。1978年以后，我们对城市化规律仍然是认识不清楚的，犹豫不决和半推半阻，虽然政府推动的建设和建成区面积方面的城市化似乎也不慢，但是，农村人口较为永久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的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还是很慢，城市化进程还是慢于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了服务业领域的狭小和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严重困难，分散的发展形式造成了土地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城市化推进缓慢对生态和环境也形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城市化水平低也是造成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深层次原因。这不能不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较为遗憾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参考文献：

[1]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2]张鑫.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金融博览,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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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碧峰.城市化问题讨论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3).

[5]杨世松.谈“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理论月刊,2008(7).

[6]钱纳里(美)等.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7]樊纲.不走重化工业道路于我们不利.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4月15日.

[8]访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和扭曲.商务周刊,2005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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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环境保护部.2007年全国环境状况统计公报、2008年全国环境状况统计公报.

作者简介：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等。

（责任编辑：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