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几个问题

关于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几个问题

霍嘉怡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教材；观念

近3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进程可以说是逐渐上升发展的。20世纪前半期，我国出版的有关外国文学史类的著作数量少且简略。直至60年代初，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才被提上日程。而后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在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及研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依然存在些许不足。下面笔者将就外国文学史编写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进行探讨，为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奉献一点绵薄之力。

一．教材编撰应与时俱进我国最早也最通用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为成书于1982年的朱维之主编版《外国文学史》，由于时代影响，当时我国学术界还保留着浓重的阶级思想和政治观念，这也导致在教材的编辑中，撰稿人时常会以政治眼光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失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深远的，具体表现在其后的几个修订版本中，依然存在从政治阶级角度对文学作品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的情况。例如2003年版《外国文学史》在第一章第二节《奥德修纪》的介绍中，形容奥德修斯带有早期奴隶主的特点。[1]奴隶主这一名词是站在明显的阶级视角下进行评价的产物，带有思想上的贬义色彩，出现在现代教材上显然是陈旧而片面的，并且容易误导学生对奥德修斯这个人物形象的整体理解。因此我们能够看出，对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是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教材中的一些观点会逐渐显得陈旧不合时宜，而相对的新观念和新作品会使文学史得到延伸。在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需求下，对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也应当顺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实际上，在研究对比了不同版本的文学史教材后，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即使年代与编撰者不同，外国文学史的编撰者所秉持的往往都是其生活年代的社会公共观念，在尽量接近客观的同时，其标准仍是当时的客观标准。因此，由于生活时代和学术观念的发展程度差异，在当今我们看2003年版的《外国文学史》时能够察觉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与瑕疵，但对于编撰年代更加接近的文学史教材而言，要想指出其中的问题就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对西方文学史进行相对完整清晰的认识。

二．体现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与东方文学创作的含蓄保守不同，西方文学作品有着更为丰富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如罗兰•罗伯逊在《西方视角下的全球性》中提到，1512年，哥白尼发表“日心说”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见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越来越注重人性。[2]由此可见，在剖析西方文学作品时，我们应尽量避免以东方的文化道德观对人物行为进行评判，而是要尽量体现作品传达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中，对部分文学作品的评判依然遵循着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标准。例如在对莫泊桑小说《漂亮朋友》的评价中，这一版本的编撰者从传统道德和政治阶级的角度出发，对主角杜洛瓦做出了完全负面的评价与贬低，形容他“不学无术”、“地道的流氓”等。[1]诚然，杜洛瓦这一人物有着其在文学中的负面形象，他残忍且狡猾，在其俊美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极大的野心，并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莫泊桑对这一角色的创造，并不单纯是为了讽刺当时社会中的丑恶现状，这个人物有其自身的魅力与文学价值。每个人内心中都有着欲望与贪婪，有丑恶的一面，而人类社会始终在对这些欲望的控制中发展。杜洛瓦这个形象就犹如一面镜子，能够使人在阅读中反思人性的复杂与丑恶，以此为鉴警惕自身欲望膨胀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也因此在阅读完整篇作品之后，会使人引发对自身和人性的探讨，产生一种“后怕”的感觉。这种对人性欲望进行探讨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是杜洛瓦这一形象的创作意义之一，而这点并没有在教材中具备恰当客观的表现。

三、在教材的传承与革新中取得平衡在外国文学史的编撰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教材主编的离职与继任。在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修订过程中多次再版，至2003年此教材第三次再版时，主编朱维之与赵澧两位前辈已经仙去，崔宝衡先生接任执行主编，接过了教材修订的重任。在这一教材的增删过程中，如何在保持基本编撰方向的传承的同时，对教材内容进行革新，并使这两方面并行不悖？首先，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是出于满足各高校学科教学，使学生对外国文学有所了解的需要，因此作为有史学框架的教材，其基本的文学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应当属于传承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不能进行随意改动的。而正如我们上文中所提到的问题，教材所体现的思想往往是编撰者在其生活时代中养成的思想与认知，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因此带有主观性，应当随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修改，因此在教材的后续修订中，对内容的增加和删减改动也是必须的。因此如何在对教材的传承与改革中取得平衡，在不改变其修订方向和基本框架的同时，对思想进行革新，在崔宝衡主编修订的《外国文学史》第三版中，有着较好的体现。第三版外国文学史在保留了原本历史框架与展示特征的同时，对与当前时代不符的《路加》、《鲍狄埃》两节进行删减，增加了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和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等人的描写，还对原教材的观点和译文做了较大的改动，获得了较好的使用反响。因此，我们提议将教材编写制度化考虑到外国文学史编写工作中,以利于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3]

【总结】本文从以上方面进行简单论述，是为了分析现阶段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中仍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以动态发展的视角认识西方文学史，以客观态度去理解作品中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争取在传承与革新中取得平衡，以期为我国外国文学学科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1]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赵艳,王成军.新时期三十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撰问题研究——以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为个案[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24(07):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