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艺术的文化背景

女书艺术的文化背景

周飞战吴建陵

【关键词】女书艺术楚越文化稻作文化祭祀文化

一、女书艺术与女书人群

女书主要流行湖南省江永县，以江永县的上江圩乡为中心，包括附近的铜山岭农场、黄甲岭乡、消江乡以及道县的田广垌、立福垌等毗邻地区。随着女子出嫁，女书还被带到了该县的千家峒、桃川、厂子铺，道县的新车乡、清塘乡和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些村寨。[1]

有关女书的起源，专家大致有几种推测：一是起源于明末清初，二是秦统一时的部落文字，三是汉字的变形体，四是母系氏族的文字，五是甲骨文的变形体，六是古百越文字和楚文字的演变体。但是至今也无法考证具体的年代。

女书通行区是一个瑶汉杂居区。秦汉以来，南蛮及其后裔“过山瑶”、“平地瑶”在这里生息繁衍，大约在以前，江永千家峒就有瑶族居住。据初唐《梁书张缵传》记载：“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蛮者，依山险为居”。他们分别来自江苏南京、中原、山西太原、湘西武陵、五溪等地。历代王朝在这里屯兵设治，中原汉人不断迁入，结果瑶汉互相影响，逐渐融合，产生了既有明显瑶族特色又有汉族遗风的双重文化。

以女书最为流行的上江圩镇为例，据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统计，全镇现共有44个自然村，共19303人，其中瑶族10830人，汉族8415人，其他民族58人。共有80个姓氏，主要包括义、蒋、欧、何、朱、杨、唐、胡、阳、陈、呼、邓、李等姓。江永县上江圩乡的村民，除原生土著居民外，大部分为迁居人口。如桐山岭建于宋代的桐口村，其主要居民为卢氏，据《卢氏族谱》（木刻本）记载，宋代其祖先由山东曲阜迁来，始建桐口村。元代以后，才有周、刘、盘等其它姓氏杂居其中。如荆田村全村为胡氏，据《胡氏族谱》（木刻本）记载，祖先在宋代从山东青州迁来，始建荆田村。再如夏湾村的唐姓人家，据族谱记载，祖籍山西太原，很早就搬到千家峒故地，元代由于官兵进剿千家峒，他们各自四处逃散，直到明洪武年间，唐氏三兄弟再从外地搬至夏湾村。

江永平地瑶地区本身就处于“汉瑶同化”的状态。发生在平地瑶地区的“婆王崇拜”作为一种多族群交错的独特文化现象,它跨越了汉、瑶的民族边界。

二、女书与原始的农业生产、稻作文化

对于女书字源的考证，曾有专家提出“女书是玉蟾岩神农氏族时代的文化孑遗”。[2]

玉蟾岩神农氏族时代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以农业耕作为主的原始稻作文化。在当地，相传在远古洪水浸天门的时代，洪水淹没了一切，连一粒谷种都没留下。幸亏有一只狗渡海而来，尾巴上夹着几粒谷种，这才给他们带来了粮食和庄稼。[3]

为了祈求与庆祝丰收成果、感谢狗带谷种的恩泽，每年的旧历六月初六，当地人过起了“尝新节”，品尝最早成熟的大米、栗米。这种习俗一直沿流至今。南方人以米饭为主食，水稻种植是本地的主要的农作物，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物。同时，在漫长的水稻种植劳动过程中，也培植与蕴育出极具有地方特色的稻作文化。

瑶族女字和汉字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女字字符能反映出原始稻作文化现象，甚至可以展现出不同生长阶段的稻子与稻作农业工具。例如：(禾)，象带穗的稻子之形，上左向斜画象穗轴，其下两点画象悬在穗轴上的谷粒，象禾苗。(苗)，象幼芽丛生的禾苗之形。上象禾苗；下象禾苗分出的幼芽之形。“”（刀）字。是用镰刀的形象来表示，就是割稻谷的锯镰。再如“”（犁）字。女书字里很显然是三角犁。古代出现的石犁就是这个形象，因为女书没有平画，所以就拉斜了，下面开了口。(发)：会意字，象稻芽破土而出谓之“发”。(酒)：会意字，象米饭中出水之形。上象米饭，下象米饭中流出的水。在离江永不远的贺州瑶族，其服饰图案具有鲜明的狩猎、稻作文化的历史印痕。大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它反映了瑶族从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的历程。

三、女书与古代楚、越文化

江永地处古代越楚文化的交接地区。《永明县志》载：“永明毗楚粤，辖民瑶”。秦以前，今县境属扬越；秦以后分属荆楚与扬越。至隋开皇九年，全境归楚。[4]

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同时，女书的造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是南方古越人后裔民族即岭南一带瑶族普遍使用的文字。在百越民族史上，曾出现过几次重大历史事件，既春秋时代的楚灭越，秦始皇统一六国与汉武帝南征，造成百越民族的大举南迁，再加上封建王朝对南方百越部落的镇压、统治与移民，逐步演化为今日南方的壮、侗、水、黎、仫佬、布衣、毛难、傣及部分苗、瑶等民族。现在的江永人,大部分可能是百越后裔,从民民俗与人文学角度考证女书产生地上江圩铜山岭一带居住的极可能是仡伶人的后裔。[5]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定“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还有学者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他们认定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

女书学者谢志民先生指出“女书记录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然而女书和它所记录的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女书文字，不能排除有可能是古代百越文字、楚文字或巴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尤其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楚人征服湖南后，居住在湘北、湘中地区的越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逐南下。后定居在湘南地区的越人，一直延续到汉代，随着汉族统治阶级对越人的迫害加剧，又更向南或西南迁徙，成为今天湖南、广西、贵州毗邻地区侗族的主要来源。广西壮族也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女书”的演变和发展，是一种分化聚合的语言现象，“女书”与壮侗语族是古代百越文字语言的“同源分化”，“女书”和所记录的土话与现在所称壮侗语族保留的古百越语言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女书与汉语又“异源聚合”，从而形成了“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6]

迄今，女书书面语及其口语中，女书作品及其使用者生活中均存在明显的古越遗风。

同时，女书的造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女书因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原来又叫“蝌蚪文”、“蝇形字”。蝌蚪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指是先秦时期的古文———“蝌蚪篆”，女书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由右向左略有倾斜的长菱形字体，右上角一般是全字的最高点，左下角是全字最低的位置，笔势犀角，既有小篆体匀称的特点，又有甲骨文劲挺的姿态。“女书”还被称为“长脚蚊”，即指它的字形特点。这也说明了它是古楚汉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女书的装饰图案及风格中，还透露出不少南方古代楚、越文化痕迹。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江永发现春秋至汉代遗址7处，唐宋至明代遗址5处，古墓群29处。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红陶、灰陶，陶器纹饰有菱形纹、旋回纹、文格纹、绳纹等。[7]

女书图案中，至今还流传着菱形纹、旋回纹、文格纹。女字的长菱形结构方式与战国时南楚一带的纺织品造型风格相仿，张正明先生指出，战国中期“最受楚人的何形纹是菱形纹。这些菱形纹变化多端，或有曲折，或有断续，或相套，或相错，或呈杯形，或与三角形纹、六角形纹、S形纹、Z形纹、字纹、工字纹、八字纹、圆圈形纹、塔形纹、弓形纹以及其他不可名状的几何形纹相配，虽奇诡如迷宫，而由菱形统摄，似乎楚人有意要把折线之美表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楚人这种菱形结构花纹及抽象符号，在现今江永一带及邻近地区的瑶、苗、侗、土家织物中仍能找到。

女书在书写上擅长运用圆弧形笔划，而且将这些笔划构成的字体书写得轻盈飘逸、刚柔相济、昂扬俊俏，似与楚艺术风格不谋而合。女书的插图，多以意写形，舒卷流动的祥云花草，凤鸟飞蝶穿行其间，想象的空间不受时空的限制，也不受自然形态的束缚。可以随意嫁接移植，牵枝引蔓。让四时花开同枝，八方果香共园，颇似楚艺术绚丽奇谲的浪漫风格。女书中的“八角花”图案原型为中国古代楚汉时期的“八卦镜”造型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女书字符中以鸟形为象形造字基础的现象，似乎也与春秋时就流行于楚、越一带的鸟虫书(又称鸟篆)有某种精神上的承继和贯通。

四、女书与瑶文化的关系

瑶族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山地民族，隋唐以来就生活在五岭山区，故有“五岭无山不有瑶”之称。瑶族的支系较多，有盘瑶、过山瑶、顶板瑶、花篮瑶、白裤瑶、蓝靛瑶、红瑶、八排瑶等称谓。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瑶族。[8]

瑶族先民，一般认为是秦汉时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或说源于“五溪蛮”。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其先民主要生活在湖南北部；隋唐时期有“莫徭”之称，宋以后称“徭”，又因其为“盘瓠”的后裔，又称之为“猺”。[9]

13-17世纪，他们被大量南迁，湘南、广东和广西成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区。17世纪，部分瑶族人又从广东、广西分别迁入贵州和云南的南部山区，形成了今天的分布。

女书与瑶族历史文化有渊源关系，是岭南一代瑶族中曾普遍使用的文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湘桂近邻14县流传过女书的村村寨寨均为少数民族居民，迄今少数民族妇女之外尚没发现女书流传。女书文字是一种与瑶族文化紧密切相关的文种。

盘王节歌会（农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最隆重的节日。这天，瑶民便汇聚一起，载歌载舞，纪念盘王。到今天，“盘王节”已逐步发展为庆祝丰收的联谊会。传统女书“坐歌堂”与瑶族“坐歌堂”等习俗惊人相似，如出一辙。对歌是瑶族人的一种自由交往形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通婚规则。瑶族婚姻盛行说媒，即使是通过对歌选择的情侣，也要通过说媒订婚。

五、女书与宗教祭祀文化

女书流传地区自古巫风盛行，“信巫好鬼，俗多淫祀”。据《道州志》记载，当人生病时，求神不求医，每请巫婆，吹角念咒，冲锣送鬼，拜神保福，“愈则归功于巫，不愈则委咎于命”。女书文本中也有关于求签问卦、祭神送鬼的描写。

宗教信仰瑶族宗教信仰复杂，崇拜祖先“盘瓠”，禁食狗肉。在瑶族的原始宗教中主要崇拜雷王、风伯和雨师，也崇拜五谷灵娘（即五谷神）、山神、河神、树神、兽神和牛王等自然神。众神之中，盘瓠和密洛陀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10]

盘瑶人的宗教信仰是以道教为主、并揉杂以佛教和原生宗教成分的一种有本民族特色的宗教，有学者称之为“瑶传道教”。[11]

在盘瑶神像画中，人物形象众多，有三清、圣主、天师、玉皇、元帅、将军、盘瓠、阎罗、海幡、把坛、阳间水府、四值功曹、五旗兵马、祖宗家先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瑶族人崇拜的神仙在瑶族人心里的具体形象及道教在瑶族地区产生的深刻影响。[12]

广西西林县瑶族保留着一件已有数百年的“师公”（宗教）服饰，上面绣有许多天神、山神、雷神、日神等，表达了瑶族人民多种崇拜的心理特征。贺州瑶族服饰的图案纹饰中大量的人形纹及“万”字纹，体现了瑶族的原始宗教崇拜和佛道文化对瑶族的深刻影响。

婆王祭祀文化在江永县女书流行地区特别是在上江圩一带的妇女最信仰婆王。每年农历五月初十，许多妇女带着写有女书的手帕、纸扇到婆王庙前读纸读扇，高歌赞颂她们心中的主神婆王娘娘，读后将女书纸和女书扇等奉献到神龛前当祭品焚烧。形成本地独有的祭祀文化。

江永县城西南七里舍下村南的山上有一座花山庙，因供奉的是“姑婆”，又称婆王庙。据《永明县志》记载，该庙在这一带信徒最多，“香火殊盛”。[13]

解放前的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她们都要到婆王庙（花山庙）祭祀婆王。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写到，“每岁五月，各乡妇女持扇同声高歌，其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祭祀前先将祈祷内容用女字写在纸上或扇上。祈祷的内容是自己美好的期望、心愿或消灾免祸的祷告。如希望嫁给一个好丈夫，希望不久后生儿育女，希望与久别的亲人重逢；祈求摆脱贫困；祈求疾病痊愈；祈求人畜平安等等。[14]

女书人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与瑶族崇拜万物有灵一样，女书中流传的“落阴”即“下到阴间”之意，它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女书文化与巫术的关系。在距江永县七公里的黄甲岭乡与临近的松柏乡，有人收藏了了两百多块木刻“经板”年画，它们是专供民间祭祀所用。笔者在永州芝山百万庄古玩街、永州民间画家刘双全家中也见过这种原版木刻。每年农历三月三、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十月十六等时节，老百姓要打醮、还愿、敬神、祭祖，届时由师公做法事，拓印经板画当众焚毁，以求神主保佑，息事宁人。[15]

注释：

[1]杨仁里,陈其光,周硕沂.永明女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5月，P1.

[2]+杨仁里著.永明文化探奇[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15.

[3]+宫哲兵主编.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M].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5月，P238.

[4]+刘中华主编.闰中奇迹/中国女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P8.+

[5]+张柏如.江永女书与百越文化的关系[A].赵丽明、白滨、史金波主编.奇特的女书(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文集)[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71995年版，P125.+

[6]+江永女书[EB／OL].http://www.ce.cn/kjwh/whcc/whccgd/200603/17/t20060317_6405748.shtml.

[7]7刘中华主编.闰中奇迹/中国女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P6.7

[8]7瑶族风情[EB／OL].http://www.jgy.com.cn/tour/peoplelifemode/gx/yao.html.

[9]+杨金砖.读杨仁里先生的《都庞撷英》[A].杨仁里著.永明文化探奇[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66.

[10]+瑶族服饰[EB／OL].百度百科网.http://baike.baidu.com/view/193309.htm.

[11]+胡起望.论瑶传道教[J].云南社会科学,1994(3)，P61.

[12]+黄建福《盘瑶神像画之作画目的及社会作用》[J].艺术探索，2009（1），P43.

[13]+宫哲兵主编.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M].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5月，P30.+

[1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EB／OL].http://www.china.com.cn/culture/zhuanti/whycml/2007-06/08.

[15]+远藤织枝,黄雪贞主编.女书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176.+课题基金项目编号：08YBB252项目基金来源：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美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