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权力平衡视角下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以王敦之乱为例

浅析权力平衡视角下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以王敦之乱为例

贾珅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三环学区），北京，海淀100089）

内容摘要

士族是两晋南北朝政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统治力量，在东晋时期基本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统治格局，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力在皇帝与士族之间转换，流动，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状态：士族势力难以叛乱，皇帝也难以剿灭士族势力，双方“共治天下”。本文主要借助东晋“王敦之乱”为例，在权力政治观的视角下，运用团体理论，分析在其中蕴含的权力流动与平衡，最终探讨在“共天下”模式下，东晋的国家制度如何运行。

【关键词】：东晋士族皇帝王敦之乱权力运行

东晋立国江南，国祚百余年，在这期间士族依然如前朝般实力强大，成为掌握了极大的国家权力一个个政治团体，从而造就了中国政治史上极具特色的“贵族政治”时期。士族门阀是身分性地主，对东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东晋立国一直到国本稳固继续发展的一百余年间，士族与皇帝之间形成了“共治天下”的格局，国家权力在皇帝与士族集团之间不断流动，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种权力的平衡，也就是“共天下”的权力分配的基本形式，也就是东晋的基本政治格局。对于这种权力的流动与平衡的专门研究较少，以权力流动与平衡的视角看待东晋政治制度的运转也较少，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方面进行浅析。

一、“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政治格局

晋元帝司马睿与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入主建康以后，司马睿与王导坐镇建康，王导堂兄王敦在前线督军，督导军队沿江而上争夺上游诸镇。经过数年的讨伐战争，逐渐取得了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控制，打通了建康地区与长江沿线其他地区，包括整个江东地区的联系，东晋格局江东的局势基本形成，王氏兄弟劳苦功高，又与晋元帝有一种“道义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在王导的居中策应之下，王敦最终“分陕”而治。而后，逐渐形成了《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所著：“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可以看出，琅琊王氏和西晋琅琊王司马睿的结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主要体现在东晋诸帝与王氏族人的关系上，其中，中枢政局以王导为代表，主要处理整个国家的政策制定等内政。外围以“分陕”而治的王敦为代表，主要掌管军事外交。到了后来，王敦的权力欲逐渐膨胀，以至于形成了史书所记：“专任闽外,手控强兵”，“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同时，司马睿在地位稳固以后，又不满足于与王氏家族“共天下”的统治局面，疏远王导，引刁协、刘魄以为心膂与王敦对抗，这场斗争终以王敦兵进建康宣告结束，王敦攻陷建康独揽朝政，后来在多方权力运作之下被迫撤离建康，但是依然在武昌遥控朝政。最终，晋明帝在郗鉴、王导等人的帮助下，趁王敦病重，消灭了王敦这个在众多权力主体中异军突起的权力中心，最终在众多的政治团体中实现了一种权力的平衡。

二、王敦之乱的权力与矛盾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东晋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入侵，汉族第一次失去了中原地区，民族矛盾上升为南北方的主要矛盾。东晋的建立是在少数民族入侵的情况下，南北士族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需要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借口，这就是晋朝皇室的后代，所谓的“正统”——司马睿。这个正统不仅仅是南北几大士族、北方流民所认可的正统，更是全体汉人在少数民族入侵的情况下，共同认可的精神代表。就在这种民族精神旗帜的激励下，还有不少汉人在北方前线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这时候，东晋内部几大士族团体的权力平衡，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汉人才能保证自身的土地不再被少数民族进一步蚕食。但是，王敦所率领的反叛团体异军突起，强硬的改变权力的流向，导致东晋国内局势混乱，少数民族趁机南下，再次侵夺了汉人的大片领土。王敦的这种行为，是广大汉人，各大政治团体都不能接受的。

其次，从团体的角度再次切入，我们可以看出，江北侨姓士族、流民集团、东晋皇室、江东士族团体这四个大的政治团体之间各有矛盾，但是最重要的矛盾是侨姓士族与江东士族团体的矛盾。这四个大的团体都是因为分享共同利益的人们组织起来、相互发生作用并通过政治过程追求目标而形成的的团体，而且由一定的血缘关系维系起来，根据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了一定的组织结构，都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而奋斗，有着这样的共同目标，因此，他们都是一种正式的政治团体。王敦想要专权，这就加剧了侨姓士族与江东士族团体之间的矛盾。东晋一直是“臣强主弱”的一种政治形态，代表北方士族集团的王敦想要专权，必定要让江东士族团体和流民集团的权力流向自身，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去攻击这些团体，而是借助皇权来使权力流向自己。这虽然加剧了两大团体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江东士族眼中，皇帝与王氏团体都是来自北方的“外来者”，因此对于他们的内斗并没有过多插手，这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建康的陷落。但是，第二次王敦想要篡权夺政，这就直接威胁了江东士族团体与流民集团的权力，才使得各方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压制了王敦集团。

最后，在这其中还有非常大的文化矛盾。东晋士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都有深厚的儒学底蕴。这就使得王敦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成为天下士人攻击的对象。虽然每个人反对王敦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在这其中儒学这种文化因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点，在王导身上体现的就比较明显。身为王敦的堂弟，按常理而言，王敦专政，甚至是直接夺权，改朝换代，对于王导来说都是利大于弊。但是，王导并没有支持他，反而在获得司马睿原谅之后，出任前锋大都督，迎击王敦，而且最后与郗鉴等人一道，剿灭了王敦势力，在这背后，儒家强调的那种忠孝的价值观，对于王导，乃至之后的江东士族团体，流民集团都起到了一定的“规劝”作用。

三、对王敦之乱中权力的流动与平衡的分析

上文中业已提到了王敦之乱的整个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矛盾。总体来说，王敦之乱的全过程就是一个权力平衡被打破——权力流向王敦集团——王敦集团被削弱、剿灭——权力回归平衡的这样一种状态。而在这其中，各自均与王敦集团产生了矛盾，而这个矛盾的症结，就在于这种权力平衡状态的打破，“共天下”的治理方式被破坏，因此四大团体相互作用，相互施压，最终导致了事件发生了扭转，权力回归了平衡。

（一）、四大团体的矛盾以及权力平衡的综合分析

结合上文中对这四大团体在王敦之乱中的矛盾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东晋皇室，侨姓士族与流民集团的态度较为一致，借助皇帝的名义在江东立足，但是又不断地想从皇帝手中攫取权力；而江东士族团体对于皇室多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对于侨姓士族，流民集团对于他们是依附关系；皇帝要借助他们在江东巩固实力，但又不想被侨姓士族控制；江东士族则与他们矛盾尖锐，但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又不得不寻求合作。就形成了大体如下图的关系。

基于此，王敦之乱之前的权力平衡的“共天下”模式逐渐形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只是基于一般的特征和大体相似的主张将其做的归类划分，我们可以注意到，每个团体内部都有特殊性，比如同属北迁而来的范阳祖氏的祖逖，就是牵制王敦的重要力量，《晋书．祖逖传》中记载“王敦久怀叛逆，畏逖不敢发，至是（祖逖病逝）始得肆意焉。”要论实际的权力平衡状态，肯定要更加复杂，要细化到对每个政治小团体，甚至非正式团体的研究，故这里采取这种较为准确的分类方式，比较能够直观地得出结论。

（二）、王敦之乱及其前后的权力流动以及几次平衡

首先，在王敦之乱爆发之前，以及其第一阶段中，政治权力的平衡被打破，王敦为了自身的利益考量，强行改变了本来静态的权力分布，强行专权，让中枢朝廷以及皇帝的权力流向自身。但在这一阶段中，除了东晋皇室为了守护自身的利益，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损失，拼命抵抗，其中也包括一部分侨姓士族（如王导），以及依附于东晋皇室的刘隗、刁协等人。流民集团，江东士族团体在此时，因为自身权力并没有遭受太大损失，而处于观望状态。在此时，权力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权力开始流向王敦，但是只是双方的矛盾，并没有积累到引起各大团体不满的程度。

转折发生在王敦的过度集权，也就是专权阶段。攻陷建康，诛杀周顗，打压侨姓士族、流民集团，以皇帝的名义攫取江东士族的权力。这时，几乎整个东晋的所有主要的政治团体的权力全部流向了王敦集团，权力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各个政治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的考量，开始行动起来，相互作用迫使权力回归平衡。首先是流民集团首领纪瞻，推荐同时流民代表的郗鉴入仕，流民集团与皇室结合。同时，以王导为首的侨姓士族也开始进一步的采取行动，遏制王敦的专权。江东士族团体也因为这种平衡的打破，自身权力的流失而开始寻求与东晋皇室、侨姓士族、流民集团的合作。这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讨伐王敦的大势。

最终，在王敦集团的覆灭后，东晋的权力体系再次回归平衡。侨姓士族中，依然是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士族实力强大，但是，东晋皇室吸取了王敦之乱的教训，对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集团十分尊敬，以至于东晋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僚臣视之”。流民集团的势力也开始逐渐增强，成为平衡各大政治团体的重要力量。同时，江东士族团体在此次叛乱中，与东晋皇室的合作日趋紧密，更多的出任中枢朝廷官员，使得东晋门阀政治的“共天下”的权力平衡的政治格局更加稳固。虽然在镇压王敦之乱中逐渐做大的苏峻在随后又发生了叛乱，但是在多个政治集团并存，且实力相当时，没有野心家操纵的政治集团，大多会寻求一种相对的均势平衡，在权力平衡的大前提下，才会去追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谋求扩大自身的政治权力。因此苏峻的叛乱很快就类似于王敦，被彻底镇压下去。

四、结语

这种“共天下”的统治方式，是东晋政治的基本形态，也是东晋权力分配的最基本形式。这种统治方式深层次的探讨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东晋皇室、侨姓士族、江东士族团体等各个政治团体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最终实现了一种权力上的平衡。而且，由于有这种矛盾因素制约着这种权力态势、政治格局，所以，一旦有政治野心家想要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打破这种平衡，超过了各方忍耐的限度，就会被其他各种政治团体联合打压。最终，各大政治团体又重新回归到“共天下”的权力平衡状态下，这种权力平衡状态，也就形成了东晋王朝国祚百年的政治基础，构成了东晋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权力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天下纷乱，为了保全自身，各种以家族为主要纽带的团体形成，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百余年的“主弱臣强”的局面的形成。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主弱臣强”的形态下，皇权凭借各种士族团体的力量的以稳固，政局因为几大团体的相互作用、制衡得以稳定，国家形态就是一种在“共天下”形式下的权力平衡。

参考文献：

[1]《晋书》中华书局2015年第一版

[2]《魏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一版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

[4[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赵昆生、官军等：《“王与马共天下”与东晋政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6]乌廷玉：《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史学期刊》1995年第1期

作者简介：贾珅炜（1997.01—），男，山东淄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三环学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