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碣中看临汾蒲县明代东岳庙演变

从碑碣中看临汾蒲县明代东岳庙演变

梁惠倩

梁惠倩

山西师范大学

摘要：东岳庙位于蒲县城东二公里的柏山之巅，始建时间不详。碑刻中最早关于东岳庙的记载是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重修东岳庙碑铭》。现存明朝东岳庙的碑刻共有22通，其中记录了东岳庙在明朝的兴建状况、庙会情况及其中佛教的传播。本文以明代碑铭为东岳庙的研究视角，探寻蒲县东岳庙在明代的演变状况。

关键字：明代东岳庙碑刻发展

蒲县东岳庙坐落在城东两公里的柏山（古时也称翠屏山）之巅，庙宇依山而建，坐北朝南，环山皆为松柏，“青松苍柏环于四周，上及于巅，下及于趾，郁郁然，森森然，无虑千万章。”[]鸟语柏香，景色宜人“花竹交加，云烟吞吐，四时之景呈露，盖有千态万状，虽霍山、王屋之秀，不能有加于此。”[]

一、明代东岳庙的兴建

东岳庙始建时间不详，据清光绪六年（1880）《蒲县志》言其“庙祀相传已久，莫考其始，自唐贞观年间以来屡加修建。”[]庙中现存献亭前右角覆盆柱础上有题记：“蒲县西关施主杨喜……泰和六年五月重五日工毕，本县郭下石匠李霖。”泰和为金代章宗年号，泰和六年即1206年，说明东岳庙距今800年前就已存在。

从元末到明朝末期，据碑文记载东岳庙被重修8次，重修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一因地震庙宇倒塌，是在元末“大德癸卯，心思不虔，地遂以震，致宫一倾为瓦砾之场……延佑丙辰地震，栋宇再摧。”[]于是“岁次戊午，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复作大殿五楹，前为香亭以祠仁圣帝，后宫以祠圣妃，东西庶七十有四楹，以祠诸神。”[]这次重修即为现今东岳庙的雏形。二因民众信仰神灵，渴望得到神灵的保佑，所以在洪武乙丑春（1385）重修东岳庙，“民之好善敬神者，咸欣跃趋役，不召而自来，不集而自至，故未浃旬而落成之”。[]三因庙宇年久失修，共历经6次，分别是明弘治年间（1504）“神像暴露，正殿、献殿、寝殿、山门，及七十四司诸祠，栋宇欹斜，盖瓦剥落，椽笺损坏，墙壁倾颓，风日不遮，雨露时侵，神不堪栖”[]、正德八年（1513）“庙之功程，大概将复初建之制，近为后宫司廊修葺日久，又致敝坏”[]、万历三十六年（1608）两次分别为东岳庙“第时久则颓圮，亦物极之固然”和太尉司“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万历三十八年（1610）“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最后为天启元年（1621）“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修葺了地狱藩垣。

明朝除重修庙宇之外，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为东岳大帝重塑金妆。其中万历年间有三次之多，第一次万历二十九年，碑刻中只记录了捐资重塑的人员“纠首王仓籣文金……”[]，第二次万历三十三年“举地藏十王、引路菩萨、救苦天尊、崔府真君、六部三曹，殿宇像颜俱已金妆聿新”[]，最后一次万历四十三年“父老子民，各秉及输金，凡得铜若干，铸像一座，约高九尺，圣颜巍巍，金流煌煌，灿然壮观，称完美矣”[]。重塑东岳像都是当时平阳府的民众自发集资完成，表明当时本地民众对神灵的信仰之深，从侧面也证实了当地百姓经济状况良好。

此外，明朝时东岳庙还新建了三个建筑，东岳庙的大门、八音钟和看亭。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载邑人唐公“捐己俸资，督工修理。创建祠门，仑焉奂焉；装塑圣像，赫然奕然。”[]八音钟现位于东岳行宫大殿东南角廊下，是明嘉靖六年（1527）造，《八音钟铭文》曰“蒲县化乐义官张得甫等，见得东神岱岳庙旧钟一个，破坏不堪，同众发善心，各施财不等，共捐工价银一十两，重新铸造，永远在庙悬挂，祈保众善信士合家大小吉祥如意。”[]1992年出版的《蒲先志》记载看亭是明洪武八年所建，“顶盖歇山式，4根角柱之上额枋交织成井架，每面施斗拱五朵五踩，单翘单下昂，亭中央雕有小木作井，中悬雷公柱，屋檐平缓，藻角舒展。”[]这三所建筑的修建使东岳庙建筑基本成型。

由此明朝时期，官员及民众对东岳庙的建筑以修缮为主，新建为辅。由官员主持重修的有三次，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碑文中“知县王侯禋祀于兹，瞻其庙庑蛊坏弗支，乃慨然有葺理意，时政务倥偬，未遑也。及其治定功成，遂倡僚友各出禄米，以为营缮之资；邑之善土阎思道，又能承侯美意，赞襄厥事甚力。于是仆者起之，欹者正之，损者益之，缺者补之，丹楹刻桷，山节藻税，檐阿绘采，焕然一新。”[]明弘治十七年（1504）所刻《重修东岳庙记》中记载“至十四年，邑令庆都李公冕求知足县，谒于祠下，覩其殿宇庑司毁坏益甚，慨然有感”于是命令社中人推举有才能之人来主持修缮事宜，“推霍姓讳俊者荐之。霍俊毅然以重修为已责”[]集资完成了修缮。明正德八年（1513）所刻《重修东岳庙记》又一次记录了当时县令张公彪任武俊来修缮东岳庙的经过情形。民众集资修缮的记录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修东岳行宫记》“蒲民张显仁、师景阳，毅然欲新之，置簿而请命于余，余为之首肯。”[]《重修太尉司碣》“本邑信士王聚贤、曹珠、张所知、刘登科，聚谒于斯，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东山重修聿新记》“有沁水善士张显仁、师景阳者，夙称懿德，真诚孚众，协志募绿，善士白朝宰、贺一千，俱自竭诚重修，已有年矣。”[]明天启元年（1621）《募碑垣记》亦记录了县人集资修缮的过程。

东岳庙在明朝前、中、后期都得以修葺和完善，一是由当地官员组织发起的，这表明了当时朝廷由上而下尊崇道教的背景；二由普通民众出资修缮，说明当时民众经济状况良好，百姓有能力负担此项支出，并有渴望神灵保佑的迫切心情。

二、明代东岳庙的庙会活动：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庙“东岳大帝”诞辰之日。每年此日都要举行盛大祭祀活动，自明朝以来该日就成为临汾及周边县市民众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

明代碑刻中有对庙会的最早记录，明弘治十七年(1504)碑刻《重修东岳庙记》描述称：“每岁三月二十八日，邑之众社虔诚报□然。不特邑人先期，而四方不分贵贱、商贾，远近香火，雾庙云集，肩摩踵接，不胜其多。”[]到明正德八年（1513）的碑文也记载“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一会，合晋地遐迩之人，掳（撼）诚祈报者，肩之摩，踵之接，有如云集而雾翕；途之填，道之塞，有如蚁聚而蜂拥。”[]由此可见其盛况。庙会时香会的活动除了上山布施之外，还有担刀还愿的，不过这只是香客的个人活动。

庙会的高潮是朝醮，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云“庙曰东岳，威灵显赫，各省咸于三月二十八日，岁岁进奉，香火在在，建设清醮，百而千，千而万，自开庙以来，真不可胜记。”[]这可以说是现存碑刻中有关建醮的最早记载。民众建“仁圣会”为东岳大帝祝贺诞辰。

记载建醮朝山活动的还有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碑刻《善应锡类记》中“岁三月旬终圣诞，其报谒应祷，香火云集，不啻亿万人焉，咸布散也。……纠众敛分，每岁诞竭诚建醮，卒之因善及善，渐之同会者四百有奇。”[]四十二年(1614)碑刻《洛阳里修设清醮碑记》中明确记载，蒲县北部的洛阳里库拔村，以纠首崔来吉、崔尚贤、韩登富等人“化一方之善士，聚集一会，舍在己之资财，修设斋醮，乃清心洁体，奉诵经文，炙香秉烛，答报神恩，迄今二十余年。”[]从立石时间前推二十年，也就是说，这种活动至迟在明万历二十二年已经产生了。明天启六年(1626)，刻石《修设陈建圣会碑记》，会首是张一辉，杨正秋，修会三年，其活动主要就是建醮朝山。明天启七年(1627)《东岳碑记》就记载了“今有尧都之郡以汾西县寺头等里各村庄不一，每聚醮银设建祝贺。幸遇三月下旬八日，东岳老爷圣诞之辰，设建庆贺，清醮四载壹周，众会人设心立石刊名万代不朽也。”[]可见朝醮组织地域之广。

各醮组织叫“社”或“会”。领导者叫“纠首”、“社首”如碑刻《建醮碑记》云“纠首李仲信等，笃兴善念，纠众建醮，峰阁山上下神只俱崇祀之，虽一善之集，各出众头，而纠同路应倡率之功较居多焉”。[]

综上，东岳庙会的朝醮仪式一般为当地民众集资完成，民众为“仁圣帝”庆祝诞辰，祈福保佑，修存善念。再用剩余的资金来修补庙宇，整饬宫殿。

三、明代东岳庙中佛教的深入

以儒、道、佛为主的三教融合思潮和现象，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延续不断并日渐盛行。明朝宗教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势力和影响最大，是明朝宗教的主体。明朝统治者也多崇信佛教、道教，大量封授和开度僧、道，频繁举行佛、道法事，带头修建佛寺、道观，编刻和颁赐佛藏、道藏，如临汾隰县小西天《永乐北藏》。这一切无疑对佛教、道教起到了很大的提倡和保护作用，也使它们之间的影响逐渐加深。

东岳庙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碑刻《重修东岳庙碑铭》中提及“其后道流曹居义……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以及在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中“道士闰义刘思岩”[]，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看守庙王□”[]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中记载“本寺住僧本深性亮性善行德明善善旅明香善祥觉文善众广运善福王宾张冀冀官”[]。从元末的“道流”曹居义、张士柔，明朝初期道士闰义到明朝中期看守庙人再到明晚期有僧人居住，东岳庙的管理人员经历了从道士到普通民众再到佛僧的转变，佛僧占居民间祠庙，一方面说明佛教发展之势深入民间，另一方面表明了佛教有专门的僧侣人员为其基本的组织力量，道教却没有。

到明天启六年（1626）《修设陈建圣会碑记》“龙兴寺僧洪宿行盛如澄性宽玄通善讲”[]佛教成员参与道教的大规模的敬神祭神活动，更说明了彼时佛教的扩张趋势。因此佛教在东岳庙的传播广泛深入。

综上佛教日益深入民间，并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这正是明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具体变现——由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没有世俗化，佛教很难获得更多民众信仰，从而获得长足发展，神圣性势必难以持久。

对于明朝佛教世俗化和庶民佛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台湾学者就予以肯定。如，牧田谛亮指出：“中国近二千年的佛教史发展，考虑其推动中国佛教史的因素，假如无法确实了解仅有极少数的僧侣在指导，而实际靠无数的庶民大众以其信仰之力护持这一事实，真正的中国佛教史是无法成立的”[]。因此，日本学者很早就提出，明朝佛教为“庶民佛教”。

而碑刻记载蒲县东岳庙在明万历年间开始有佛僧居住，除了与此时佛教的发展之势和佛教世俗化有关之外，还与当时明朝廷的宗教政策有关。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执政长达四十八年，他一改明世宗崇道抑佛的政策导向，对佛教四大名山相当护持，不但拨款修庙、供僧，也印造了大藏经赠予各大名山，促成了万历佛教的全面复兴。

四、结语

明朝宗教的主体是道教和佛教，在宗教政策上也多以扶持和保护为主。所以蒲县东岳庙在明朝各个时期历经数次重修，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对东岳庙的重修格外重视。作为统治者要通过宗教来达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作为民众则要在宗教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有了蒲县东岳庙独特的“四醮朝山”祭拜仪式。而明晚期蒲县东岳庙作为道教教观又有了僧人居住，说明这一时期佛教在蒲县的扩张性和平民性。

参考文献：

【1】（清）罗良柱等．蒲县志[M]．清光绪6年（1880）铅印本．

【2】（清）胡聘之辑．山右石刻丛编[M]．清光绪27年（1901）刻本．

【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张世贤主编．蒲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5】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王东全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蒲县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