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考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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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考

杨保云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资助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我国乡村尤其是民族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统筹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美日韩三个发达国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实践,总结出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国家宏观政策和民族地区乡村特点,为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结合地方实际,找到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鼓励民众参与;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道路;发展教育事业。

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美日韩;实践与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放在全党重点工作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农业部副部长叶贞琴指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农村就是发展最不充分的地方”。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带一路”沿途经过我国多数民族地区,增进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和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加快了民族地区的人才和资源流动的速度和方向,对于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乡村地区的振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较早,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通过总结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乡村发展历程中的先进经验,希望能对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有所启发,帮助我国民族地区抓住振兴乡村的机遇,找到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一、国外乡村建设的实践历程

(一)美国

美国乡村建设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乡村管理机构初设阶段,重视乡村法规体系的建设,最早于19世纪20年代成立乡村管理机构,1862年,林肯批准美国组建农业部(USDA);乡村复兴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发起基于自然资源利用的乡村复兴项目:土壤修复、退耕还林、水利设施建设和提供廉价电力等,旨在改善乡村居民生活条件,振兴经济;乡村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老布什曾提出一套系统的乡村发展措施,并且鼓励建立“乡村发展伙伴关系”。1990年,美国在国家和州两个层面建立专门负责领导乡村发展的乡村发展委员会(NRDC和SRDC),刺激乡村经济复苏(Radin,1996);返乡阶段,进入21世纪,美国部分乡村开始发展新型能源、开展乡村旅游,以此吸引投资者和部分居民返回乡村(Richard,2008),有些乡村社区与大公司建立合作,为大公司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而这些大公司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Hoyman,1997)。虽然乡村地区在留住青年人才方面具有很大挑战,但是在爱荷华州,有些乡村社区领导借助一些项目,吸引了部分工薪阶层、大学生或者成功人士返回乡村(Patrick,2010)。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地方政策实施空间较小,因此政府向乡村社区居民赋权,乡村居民能够自己参与并且将想法付诸实践(Murray,1996),同时鼓励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协作。

(二)日本

日本乡村建设问题,主要在6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体现。1962年,日本政府针对城市扩张和城乡差距问题,制定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通过据点式开发来分散工业,通过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全国建成了15个新产业城市和6个工业建设特别地区;1965年,为提高日本山村的经济水平,改善农民落后的生活条件,日本颁布《山村振兴法》,对土地、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防御灾害等方面进行规划,是日本首个脱离农业的农村政策。1969年,为解决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在都市圈问题,日本制定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开展新农村建设,建设大规模畜产基地和娱乐设施,并加强全国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力度,促进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和流动。1971年,制定《农业地区导入工业的促进法》,促进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提供财政补贴和金融贷款服务。1975年,日本农民收入开始超过城市居民。1977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制定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旨在实现城乡的协同发展和产业与人口的均衡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开始在全国开展“造村运动”,以振兴产业为出发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振兴逐渐衰落的农村。随着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农村的生态环境逐渐受到破坏和污染,农民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也开始对其生活环境提出要求,而城市居民也逐渐开始向往农村绿色休闲的良好环境。如,1985年1月社会调查中在“农村除食品供应外的重要作用”一栏中,填写希望农村保持绿色原野和关好自然环境的人占57%(浅见薰,董启,1986)。针对以上问题,日本开始在全国开展“城乡交流活动”,提出农村“环境适宜住宅”的计划。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出现,大量农村开始放弃耕地和农业生产,农业所占比重逐渐减小。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乡村的多功能作用,1998年,日本制定了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2008年,日本制定国土形成计划(也被称作第六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从环境保护和农业发展等方面重塑乡村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功能存续。

(三)韩国

1962年和1976年,韩国开始实施两个“经济开发5年计划”,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乡村农民生活环境差,收入低。为促进乡村发展,改善乡村面貌,20世纪70年代,韩国掀起了“新村运动”。从新村运动开始至今,韩国的乡村振兴实践已超过40年,分为4个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70-1976年),目标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改良农作物和家禽品种,例如,政府扩宽乡村道路、建造洗衣设施、改造传统的屋顶、墙面、厨房和洗手间、绿化山丘、修建公共饮水设施,改良土壤、农作物和家禽种类和增加医疗保健等,安排科研人员到农村推广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在思想上提高农民积极的想法和态度,鼓励勤劳简朴生活方式,在能力上提高其水平,使得农民能够获得更多收入;丰富和完善阶段(1977-1980年),从政府主导向社会自发过渡的阶段,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保险业和流通业,鼓励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特色产业和畜牧业,产业融合开始出现;社会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政府只提供必要的物资、财政和技术支持,社会民间组织则承担了新村运动的宣传、培训等各项组织工作;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政府致力于建设民主法制,倡导文明社会,推动城市和农村的流通发展,新村运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这一阶段逐渐凸显,当地居民自发参与和实践。李水山(2005)指出“新村运动也将其中心改变放在改善农村和城市商品流通体系,解决失业问题,开展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区域的动态运动,倡导生活和意识改革运动,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二、国外乡村建设的经验

(一)基于国情和地情,有针对性的制定乡村振兴计划

从美日韩三国在乡村发展的实践上来看,普遍从乡村经济水平、人口分布与结构、自然资源和发展机遇等方面实施乡村振兴计划。美国是工业化发展较早的国家,乡村相对于城市发展相对落后,针对这种情况加大统筹协调的力度,采用立法为主、循序渐进的方式对乡村进行建设和规划;日韩两国推崇政府主导,迅速激进的发展方式。除了综合考虑国情之外,地方民众的生活传统,乡村资源和固有特色也是考虑因素,如美国纽约菲尔德村庄依靠当地节庆和土著居民生活体验等活动吸引游客到来,从而带动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Daughter,2000),日本的“一村一品”规划等。

(二)注重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三国都十分重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建立学校、医疗卫生场所、公园、广场、运动场等供乡村民众休闲娱乐,重新修建和规划乡村的道路、桥梁、排水设施,对居民家中的房屋、墙壁进行休整,使得乡村居住和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满足居民基本日常生活需要。如,美国从2009年以来,农业部辖下的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对3.2万个社区、36.4万个农村企业、大约700万乡村居民投资建设改进宽带设施,面向乡村通过6700多个水资源和废水处理项目,使超过2000万居民受益。

(三)政府和乡村找准自己的定位

乡村建设项目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注重乡村建设与规划的各项配套制度建设,在政策、法律、资金、制度、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但是在具体到如何操作和乡村如何规划与发展发面,由乡村内部自我协调和把控。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各国在鼓励农民参与乡村规划与建设,发挥农民积极性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如民众参与乡村建设规划阶段,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参与到规划的前期研究中(唐任伍,2018)。韩国“新村运动”也是由政府主导转变成了民众参与的运动。总之,政府和乡村找准自己的定位,在职责的界限范围内密切合作,共同促进乡村繁荣。

三、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的启示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发展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为促进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参考国外美日韩四国的实践和经验,我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结合中国实际和民族特点,找到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且经济不够发达,东西跨度大,民族多,农村人口占比高,这使得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不能照搬国外模式,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特色。政府在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中,要结合中国实际,找到适合中国的乡村振兴道路,民族地区根据顶层政策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民族特色,尊重文化和区域差异,考虑其民族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找到适合当地的、独具特色的道路。同时,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也可结合国家宏观政策,如一带一路建设,民族地区大多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因此,一带一路也给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机遇,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和进程。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鼓励民众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协调城乡发展,减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重要作用。政府主导能够确保乡村振兴按照正确的道路,沿着正确方向进行。中央政府作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根据顶层设计并结合地方特色,制定出本地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开展计划。政府要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进行,不仅是对乡村建设科学规划,同时还需对农村建设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物资和财政保证。乡村建设与规划的对象是农村,农民在其中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在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规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农民的现实需求。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其中,不仅能够直接了解和满足农村的切实需求,而且能够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建设和规划落实的积极性和支持力度,减小实施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阻力,保障农村建设和规划的顺利进行。

(三)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道路

美日韩三国实践经验表明,农民在收入提高的同时,也追求良好生态环境和绿色美丽的居住环境。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建设和规划农村过程中,需以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为发展理念,不破坏乡村环境和文化遗址,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和草地,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四)发展乡村教育事业,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管长远的各类人才

我国现代化事业起步晚,各类人才多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农村人才也普遍流向城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岁及以上乡村人口中未接受教育的占7.25%,接受小学教育的占40.84%,接受初中文化教育的占44.91%,接受高中阶段或者高等教育的仅占9.74%,而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接受高中阶段或者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大多数都选择进入城镇,因此农村的教育水平实际上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因此,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除了需要对农民在文化上进行教育,提高其知识水平,还要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培养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乡村建设培养出能够用得上和留得住的各类人才。美丽乡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远而系统的过程,因此,对乡村居民的教育,也需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既要用得上、留得住,也要能够管长远,确保乡村的兴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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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保云(1995.04-),女,安徽省阜阳市人,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