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角度看《穆斯林的葬礼》独到之处

从语言角度看《穆斯林的葬礼》独到之处

展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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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0047

中图分类号：B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3-0000-01

摘要：《穆斯林的葬礼》以独特的视角、冷峻的文笔，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故事。全文弥漫着催人泪下的悲剧气息，本文主要从宗教话语的杂糅，京味语言的运用两方面来论述作品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语言；宗教色彩；京味

《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1]作为读者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学语言。因此每一个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视文学语言为自己的外衣，力求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展现了其独特的语言特色，下面将从宗教话语，京味语言两方面来论述。

一、宗教话语的杂糅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霍达以女性所特有的敏锐，细腻的手法，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讲述生活在汉族中的回族人，他们极力保持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抵制外来信仰的冲击，并以此来维护民族的独立，这与作者自身属于穆斯林是分不开的，巴尔扎克曾说：“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2]从古至今，宗教作为一种“人性升华和放射，并客观化，对象化而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作者在文中极力渲染出浓郁的穆斯林色彩，使全文都笼罩在一种庄严的宗教氛围下，下面从意象“新月”、婚葬习俗、回民语言三方面来透视宗教话语杂糅下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一）“新月”的独特意蕴

回族自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受其影响自不待言，但它的母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它注重体悟，强调把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移置在想象的心灵空间，在精神性的追求中，对现实生活作出回应。因此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我们看到灵动的意象世界，它充满了别样的审美寄寓，传达出真实复杂的民族情怀。

“新月”可以说是全文最重要的意象。在伊斯兰文化中，“月”这一意象更多的承载着只属于它们的特定情怀。新月，系阿拉伯语“希拉勒”的意译，原指上弦月，俗称月牙。天文学上称为“朔”，指月球运行通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的月相，其象征含义是上升、新生、幸福、吉祥。世界穆斯林将观测所见新月作为斋戒月封斋和开斋的时间标志，《古兰经》中记载，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计时，斋月是新月出现那天开始的，开斋亦由阿訇登楼望月寻看新月而定时日，穆罕默德指月两开的奇迹也和月亮息息相关。“回族把新月作为伊斯兰教的象征，每座清真寺的顶端，都有一弯新月，它象征着崇高，清净和希望，这是千百年来穆斯林民族历史发展中代代相传的理念。在《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月亮，有的篇章就叫“月亮”，在穆罕默德看来，新月代表一种新生力量，从新月到月圆，标志着穆斯林摧枯拉朽，战胜黑暗，圆满功行，光明世界。”[3]“月”是神性的象征，寓意幸福美好。如：

“观新月，弯弯的，尖尖的，不等落日余晖完全隐没，已经出现在西南方向绯红色的天空中了。”

“西南方向，新月升起来了，弯弯的，尖尖的，清清的，亮亮的，多么美丽的新月！”

文本中出现的“新月”正是穆斯林所追求的“崇高”“希望”“幸福”，“新月”不再是单纯的月亮，也并不只是名字的符号，而是附加了宗教文化的内蕴，成为一种神性的象征。

（二）婚葬习俗

“世上没有哪个宗教像伊斯兰教那样有广泛的民族性，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像伊斯兰教那样世俗化。”[4]作者在小说中对悠远的穆斯林的历史传统，宗教习俗，教规戒律，饮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都做了如数家珍般的描述，特别是对两次葬礼和婚礼都做了工笔般的细节描写，但作者并没有过分渲染这一特定民族宗教的“神秘感”，而是把这种展示注入生活中去，这必然使小说的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打上民族宗教的烙印。如对葬礼的描述：

“速葬，薄葬，是穆斯林的美德，伊斯兰教的葬礼是世界上各种族，各宗教中最简朴的葬礼，没有精美的棺木，没有华贵的寿衣，没有花里胡哨的纸车，纸轿，纸人，纸马，没有旗，锣，伞，扇的仪仗，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也没有漫天抛散的纸钱……一心归主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来粉饰自己。”

“黄土无情地埋下来，掩没了“拉赫”，填平了深坑，一座四面呈梯形的新坟，出现在梁家的墓地上……

身怀绝技的梁亦清含恨而死后的薄葬，速葬，与其朴实性格相一致，他不单单是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更多的彰显出一种民族精神，作者在文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回族人民的葬礼，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伊斯兰教下独特的异域文化，使全书弥漫上神秘的宗教色彩。

（三）回民语言的运用

众所周知，回族是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但由于其伊斯兰信仰的特殊性，在宗教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就形成了在民族日常生活中还保留着一些与宗教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在汉语中并不存在，而只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音译汉语表述，霍达将这些音译词引入写作中，并对其进行解释，表现出她对回族历史的特有体验。例如：

对非穆斯林称“卡斐尔”，媒人称“古瓦西”孤儿称“耶梯目”遗体称“埋体”朋友同胞称“朵斯堤”尸床称“水溜子”等等

这些回民语言的引入，源于霍达对本民族语言的深切体悟，其对语言的恪守，正是对民族文化延续的渴望。这些特殊话语的运用，使全文更加具有宗教蕴味，在这种宗教话语的杂糅下，使读者更深刻的了解穆斯林这一古老民族。

二、京味语言的运用

蕴含鲜明的地域特色是许多小说和作家为人铭记的原因之一，张爱玲的上海情调，沈从文的湘西风情，赵树理的山西土俗，冯骥才的天津方言，都是如此。霍达对北京市民语言的熟悉，使她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的口语，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词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使语言讲究，简单而又精致，有力，作者成功的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融合起来，使语言干净利落，鲜活纯熟，简单却不粗俗，在这其中不但深含着作者独特的体味和创造而且还渗透着浓浓的北京文化。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作者采用方言入句，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地方风土人情。如：

“北京人爱吃面，能做出许许多多的名目，炸酱面，麻酱面，热汤面，一和汤面，汆子面……都不算什么稀奇，比较讲究的就算是打卤面了；姑妈做的打卤面就更为讲究，她把面抻得又细又长又匀溜又筋道，捞在碗里，浇上又香又浓的卤汁，那里边有香菇，口蘑，木耳，虾人，黄花菜，玉兰片，像流动的“金绞蜜”琥珀……”

一个“打卤面”就突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又细又长的面，又香又浓的卤汁让人垂涎欲滴，承载着丰厚的京味文化的内蕴，使读者在随着故事情节波荡起伏的同时又接受着文化的熏陶，沉醉其间。作者这种生动贴切的语言运用的自然生动而不勉强，从而使作品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

另外，地方语言的运用又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穆斯林的葬礼》的人物对话中，跃动着大量的北京方言词，如：

“外国的风俗有什么好？”韩太太面带不悦，瞪了韩子奇一眼，“吃吧你！又显摆你多知多懂？”（显摆：炫耀，讽刺意味很浓）

姑妈觉得挺不落忍：“别价，哪儿能刚来了就走哇？”（别价jia:不要，别）

“回头，我跟你韩伯伯也提提这事儿，行里的人儿他都熟，要是用得着的话，叫他言语声儿！”（言语声儿;说声儿）

最有代表性的是“甭”字的使用。我们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子：

“甭问我，既然你们爷儿俩都商量好了，妈还敢挡你的道儿？”

“甭给我，我没地方搁”

“大姐，您甭听她瞎咧咧！天塌砸众人，又不是咱们一家儿的事儿，甭怕！哪能拍屁股走人？”

几个“甭”字的使用，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而且使其性格跃然纸上，更加鲜活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京味语言的巧妙运用一方面将梁君璧作为小市民尖酸刻薄的一面暴露无疑，另一方面又暗示出她浅薄的文化根基和与至亲们的格格不入。霍达正是凭借着对人物的准确把握加之北京语言的驾驭自如，才将读者眼前的人物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以上这些地道的方言的运用，使语言更加具体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同时“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不时地，适当地插入一些方言词语，就像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下几块小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形成了层层波澜，从而大大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表现力，产生了形象，生动，简捷的艺术效果。”[5]

三、结语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霍达以悲情语言的独特笔法叙述文本，与此同时宗教话语的杂糅使其蒙上了神秘的外衣，就文本自身而言产生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气氛，使读者在这神秘的悲剧色彩的感召下迅速进入文本。基于此，京味语言的巧妙运用，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质朴性，使作品更接近于“真”。霍达以其特有的叙述话语，以宗教文化为创作底蕴，从独特的文化视角，为我们谱写了一首生与死，爱与恨，凄与美的挽歌。

参考文献：

[1]汪曾褀：关于小说语言（札记）。

[2]阳姣丽：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意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3期。

[3]卲非：《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比较穆斯林的葬礼和金锁记》，语文学刊，2007年12期。

[4]马丽蓉：《走向“葬礼”之前—霍达成功之我见》，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期。

[5]孟玉红：《冯骥才津味小说的语言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