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域中的“内圣外王”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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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视域中的“内圣外王”

陈中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10-021-02

摘要:“内圣外王”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古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乃“外王”之根据,“外王”乃“内圣”之归属。“内圣外王”完美契合方才达至“圣王”之人格和“王道”之社会。本文就这一理想架构层面作分析,从中西政治理念之对比着手探究原因,指出其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之诸多不可能性。

关键词:内圣;外王;内圣外王;视域;考察

一、理念意境简述

“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行的主线思维模式,其中尤以儒家为主唱。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主构理论支撑,伴随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今天,它虽已远离上层建筑中心,但仍然有政治学的研究意义。

从现存史料看,“内圣外王”作为一整体运用最早见于《庄子》。《庄子·天下篇》云:“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发,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内圣外王”作为一种做人处世之最高理想境界,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之容合特点,做人与做事,为道与为学,内修与外用之不二。“内圣”作内修讲,即如荀子所言:“圣也者,尽伦者也。”它是一种自觉履行道德规范的人格修养,是个体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外王”则是一种政治人格,旨在内在的道德人格之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即荀子所言:“王也者,尽制者也。”简言之,“圣”即是个体自身之内在修为,进而逐渐精进至与天地参通的精神体悟境界,而“王”则是这一内修的济世功用,实现个人理想和达济社会,进而达到王道社会,进而为荀子所说的“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也即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内圣外王”正是这样一种“修齐治平”,“身家国天下”之精炼概括,是个人人生境界和道德学识与社会政治理想之契合而成之内圣外王之道。构建出中国千年之久的独特的体用合一型政治形态。

二、现代政治视域中的“内圣外王”

1.“圣”“王”难合

由此观之,“内圣外王”之双重理想在理论修为层面的构想是完美的,然而,在由道降器之现实治道操作层面呢?纵观中国之历史长河,虽不乏所谓之“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是典范,且历代英雄豪杰,书生才子皆以成圣成贤为己追求目标,然而,合“内圣”“外王”而铸就“内圣外王”者几许?且看“素王”之弟子公孟子之言:“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应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下哉。”?6?可见,就连孔子这样的“大成至圣先师”都未能如愿以偿地、理所当然地承天命替天行道当上圣王,不免留下些许遗憾。中国历史上修为甚高的仁人志士的确不乏有人,然而,最终成就“内圣外王”者实为鲜矣。反倒是,现实专制皇权之君王倒站在“内圣”至“外王”这一逻辑终点,人们稍加促成,就也成就了“圣王”之治。可是,这样的“圣王”实在是难辨真假。

2.人治有余而法治不及

众所周知,西方政治传统历来重视法治。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多次提到法律的作用,古罗马法典更是久传其名,影响甚深,他们不做任何人的奴隶,但人人情愿做法律的奴隶。而且,西方人除了那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谁也不会倍加推崇信任,甚至有“人对人就像狼一样”的感叹,因为他们认为人都是有罪和性恶的,所以要用严密的法网加以防范。而在中国,数千年来,人们一直以人性本善作为主导价值,因此,只要用心修为,施行礼乐教化,都可将本来至善的人性去其后天不慎之恶蔽,人与人之间完全可以信任。这样一来,历来君主的权利不受任何真正有据可依力量的制约,所谓“刑不上大夫”,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人们所仅有的道德诉求也只能是见风使舵,不会对统治者造成直接的决定性影响。这样,君王面前没有法规律令,虽要接受一定的道德制约,即受“天”的监察,但道德与政权较之,不言而喻。

3.“内圣外王”缺乏分权制衡

作为近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分权和制衡观念,是人类社会政治运行必经的发展之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人类政治建构中英雄辈出,他们以最真切的求真欲,最贴近人性的思路,使自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在族群生存和发展上走上文明之路。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就阐明了分权说和君主立宪制,他提出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理论,认为三权相互制衡,才能保障社会政治的平等和公民的基本自由。然而,作为中国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核心政治理念“内圣外王”,是一绝对的“金字塔”式结钩,最高权力永远掌握在一人之手,即所谓“天子”手中,人民除了祈祷“天子”做道德仁君,其余无可奈何,要分权,要制衡,那是逆天道,孰敢为之。这种在现实找不到权利平衡的洪流大众,自然也就有不敬天法祖的时候,而此时,往往就是历史上最危险、破坏性最严重的灾难性时刻,甚至底朝天式的结局,这也是这一思维模式势必导致的危险局面。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内圣外王”这种思维模式,现代政治中的分权制衡一环永远开不出,也永远不需要。

4.“内圣外王”制度建构的非正义性

西方历来重视民主同意,从古希腊城邦议政到古罗马人民大会,到今天的全民大选。而中国封建社会历来不问这个,只是“圣人”们自认为行就行,好就好,全无民主气息。我们从罗尔斯一般性正义观所包含的两个正义原则的第一原则,即有关人民政治权利即每个人与所有人所共有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都应有的平等的权利来看,“内圣外王”这一模式显然是违背这一原则的。享有这些权利的仅是那些已修到“至高境界”的圣贤一族们,而且这是“天”授予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谁不服从便是违抗天命,这样的罪名谁敢承担?因此,这种违背平等自由这一政治本质要求的理想,是必然要被淘汰的。而且,据罗氏的观点,社会制度是正义的主题,社会制度安排是其余一切得以保障的前提。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正义,一切的正义由“天”而降,自“天子”出,包括“天子”在内的圣贤一族代表了正义,这其中理所当然包含了社会制度建构的正义安排。不光是这一族人有这一自我“担当”意识,而且危害之大的是漫长千年中人们皆将一切交由圣贤一族,都靠他们的智慧和操守过活,这样根深蒂固的影响,直到我们唱着“东方红”的新中国之初,仍然有此情结,将领导人崇拜至神就是事实。如果不彻底跳出“内圣外王”这一死胡同的思维模式,不树立社会个体的现代政治意识,还是将合理正义的社会制度建构寄托于某些圣贤一族的智慧和操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何以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何以谈起。

一句话,现代政治不是圣贤政治。

TheInnerSagelinessandOuterKinglinessInThePoliticsVisualAngles

Abstract:InnerSagelinessandOuterKinglinessisakindofthinkingmodeofConfucianevenalltheChinesetraditionwhichneverchangesfromancienttotoday.InnerSagelinessisthefoundationofOuterKingliness,OuterKinglinessisthefinalstopoverofInnerSageliness.ThecharacterofSagelinessandkinglinessinperfectsocialinstitutionofKinglinesswouldcometrueifonlyunderInnerSagelinessandOuterKingliness.Thedoubleideasstylearepossibleafteranalysisonthelevelofidealformwork.Keywords:InnerSageliness;OuterKingliness;InnerSagelinessandOuterKingliness;visualangle;critique

[1]《庄子·天下篇》

[2]《荀子·解蔽》

[3]《荀子·解蔽》

[4]《荀子·解蔽》

[5]《中庸·二十章》

[6]《墨子·公孟》

[7]转引自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