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服制度对建立官员身份认同的心理机制

中国古代官服制度对建立官员身份认同的心理机制

陶欣欣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陶欣欣200433

【摘要】：中国古代官服制度大体可以分为颜色制度、图案制度和佩饰制度三个方面。官服制度通过三个步骤建立官员稳定的身份认同，即：认同的初始建立阶段、认同状态被打破与重新建立阶段、认同的稳定阶段。

【关键词】：官服制度身份认同建立心理机制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官服是与等级制度紧密相连的，“是区别社会等级、官员尊卑和维护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同时官服制度也维护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这是因为官服制度对于建立官员的身份认同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官服制度

中国古代官服制度是属于人事管理制度中的一部分。在远古的伏羲氏时，就有了围裹的穿衣方式，在黄帝时期形成了冕服制度，以衣区别尊卑贵贱。为了与严密的官僚等级制度相适应，从秦汉时开始逐渐形成一套复杂的官服制度，真正代表官位的补服形成于明代。直至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才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服装等级制度，结束了“以服装辨身份，分等级的历史”。

秦并天下后采用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说，秦百官的袍服采用深衣制，秦始皇规定高级官员服绢制绿袍深衣，庶民只准穿白袍。汉承秦制，百官服色虽有四时服色，但朝会仍穿黑衣。汉武帝自谕黄帝，尚黄，因此黄色成了汉代皇权的象征。

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认为汉应火德而有天下，以红色为尊，百官服色分五色，随季节更换。西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逐渐过时，人们对服饰颜色的要求已不像秦汉时那样严格。

魏晋时期受玄学和佛道的影响，服装色彩崇尚素雅，北朝时，服色更为混杂，没有固定的等级服色标记。到北周时采用五色或红、紫、绿等颜色来区别官品等级。南朝服饰受东晋影响较大，色彩崇尚素雅，以白色为多。隋统一全国后，在服饰上作了较大的改革。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诏改变了以“五德终始说”来确定服色的做法，而代之以按品级不同各具色彩。此后，唐、宋、元、明、清各朝虽对具体各个颜色对应的品级作了不同规定，但是基本上形成了紫、绯、绿、青依次尊卑的制度。

周代已有了服装的十二章纹样，成为以后官服“补子”的最初的形式。

据《虞书.益稷》记载，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十二章花纹是寓意纹，不同级别的人只能拥有其中一部分的花纹，而天子则可尽享十二章花纹。唐代也有将动物纹饰与官员相联系的文字记载，明代形成了代表官位的补服。

文官补子图案是禽类：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的图案是兽类：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除此之外，还有皇帝作为赐服专门赐给特定人物的赐补，有斗牛和飞鱼两种。

清朝末期，官服的补子简化为：一品至三品绣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绣八蟒五爪，七品至九品绣五蟒四爪。

除了官服的颜色和图案外，不同朝代还有一些特殊的佩饰用以作为不同品级的标志。汉代在朝会、祭祀等重大场合，需佩有珩与璜组成的玉佩。佩玉除标明身份地位，还标志佩者的道德涵养和才能。另外，官吏外出或审堂决案时，须将官印佩在腰间，印绶则垂在外边，是权力的象征。唐代高级官员有佩饰鱼符的制度。三品以上的鱼袋称为金鱼袋，五品以上的鱼袋称为银鱼袋，另常以赐绯紫鱼袋表示对官员的宠异。明代朝服冠上的梁数表示官员品级的高低。清代的顶珠（亦称“顶子”）的材料、颜色不同表示戴冠者的品级不同。与顶珠相连的翎枝（亦称翎子）一般分花翎和蓝翎两种，五品以上用“花翎”，六品以下用“蓝翎”。花翎极为重要，以插翎的“眼”的数量区别官员品级。花翎在清朝不仅是荣贵或显赫战功的象征，更是社会地位、官秩品级的标志。

由以上论述可知，中国古代官服制度主要可以分为颜色制度、图案制度和佩饰制度三个方面，当然，这种划分方式不是非常的严密，仅为下文论证提供方便。

二、官服制度对建立官员身份认同的心理机制

“认同”是指个体潜意识地向某一对象模仿的过程，可使个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归属感。也就是自我知觉与社会对自我的要求逐步适应的心理过程。建立稳定的身份认同需要经历以下三个步骤：

（一）认同的初始建立阶段。

人们对每个职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对官员也是如此。刻板印象是指将某群人概括化，即将同样的特征分派到该群体所有成员，而不管成员之间实际上的差异。

中国古代对官员这一身份群体也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在老百姓中有对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官员在初入官场之前也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这些刻板印象是针对当时已经成为官员的这群人，他们的自我知觉不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的。

而当存在这些刻板印象的人刚进入官场的时候，他们的身份突然间转变，由一名普通的老百姓突然转变为一名官员，然而因为自我知觉具有稳定性，他们对自己的知觉还处在未进入官场之前的状态，所以他们的自我知觉就与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有了不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认知失调是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等认知成分的相互矛盾，从一个认知推断出另一个对立的认知时而产生的不舒适感、不愉快的情绪。

这会造成特定的心理压力，并促使人产生求得协调的动机。官员进入官场后，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他们所穿的新的官服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给官员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一时难以把自己与这种官员的身份同一起来，难以把自己与身上穿的官服同一起来。因此，古代官员们在这种认知失调的状态下就需要寻找途径以求得认知的协调。

认知协调的过程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完成。首先，通过自己穿着官服判断自己的品级。在这一过程中，官服是在全方位的为官员提供线索，不管是官服的颜色、图案，还是佩饰，都在每时每刻提醒官员自己的品级。其次，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了解自己品级的官员应有的权利与义务。最后，通过认知协调的三种途径减少不协调的状态。第一，改变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与所穿官服相对应的官位的权利与义务；第二，改变自己的态度，使自己知识结构中有关该官位的权利义务加以改变；第三，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协调一致，例如，说自己行为不符合要求是因为与该职位相配合的其他官员难以相处等。当官员的认知通过以上三种方式达到与现有官服身份协调的程度后这种身份认同就建立起来了。

（二）认同状态被打破与重新建立阶段。

随着官员的升迁或降职，官员的品级就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官服的变化。而正如前所述，由于自我知觉具有稳定性，因此在升迁或降职的过程中官员对自我认知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官服的变化。所以，官员每次升迁或降职，就会经历一个自我认知从协调到失调的过程，即自我身份认同状态被打破的过程。认同状态被打破之后的状态类似于官员初入官场之前的状态，而新的身份认同建立之后的状态则类似于前一过程中认同初始建立之后的状态。因此，认同重新建立的过程类似于认同最初建立的过程。

当官员由于升迁或降职使得认知协调的状态被打破之后，自我知觉的稳定性使得官员的认知产生失调，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促使官员为了重新达到认知协调的状态寻找解决的途径。

首先，对比观察自己新官服与旧官服的不同判断自己现在所处位置与以往位置的区别。当官员升迁或降职后，所授予的官服也随之变化，不论颜色、图案或佩饰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变化，官员可以通过这些变化找准自己的位置。

其次，根据自己积累的知识以及在以前工作中领悟到的现在职务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最后，通过三种途径减少不协调的状态。

第一，改变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与新职位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相适应；

第二，改变自己的态度，使自己对新职位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有所改变；

第三，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协调一致。

如自己行为还停留在旧的职务标准是因为新的职务与旧的职务的差别不是由于级别不同引起的，而是由于工作种类不同引起的等。同样的，当官员的认知在被打破了协调的状态之后通过以上三种方式重新达到协调的状态，身份认同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三）认同的稳定阶段。

在经过多次身份认同状态被打破又重新建立之后，官员就会对自己所在的行政系统有个全面的了解，进而自我身份认同逐步稳定，转化为相对稳定的组织认同，即对官员所在的行政系统的认同。

首先，官员通过多次的认同状态被打破的过程以及在不同职位的实践，全面认识了官服在颜色、图案及佩饰上的差别和联系，认清了官服的体系，对官服系统有了全面的了解。

其次，对自身条件进行全面的分析，包括对自身自然条件、任职经历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的分析，使自己明确在行政系统中的自身定位及发展趋势。

再次，通过多次身份认同状态被打破与重新建立的经验积累，使自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应对这种认知失调状态的方法，使得自己在以后再遇到此类情况时启动该应对机制，顺利完成这一过程，从而在这一套应对机制形成之后，官员就形成了对其所在的行政系统的组织认同，这种认同较之于前文所述的身份认同稳定性较高。这种组织认同的建立同时有利于官员自身在系统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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