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考上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沪江大学。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为日军所占领。我不愿在沦陷区继续求学,忍受当亡国奴的耻辱,于是辗转数千里,来到大后方的陪都重庆,进入重庆大学继续学业。1945年8月于重大毕业,适逢抗战胜利,宝岛台湾也随即回归祖国,我与全国同胞一道,欢欣鼓舞,上街游行庆祝。
纵横
2007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