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村民自治的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村民自治的新思路

王富

王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北京海淀100048）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0-0278-02

摘要：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一项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项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问题都直接或者间接的限制和阻碍着村民自治功能的正常发挥。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对基层管理有很强借鉴意义的新思路。本文试图从网格化管理的思路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一条新途径，以更好的发挥这一基层民主制度的作用。

关键词：村民自治；网格化管理；结合

一、网格化管理的含义

网格(Grid)一词源自于“电力网格”(PowerGrid)的拆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重要信息技术，主要是用互联网把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电脑组织成一台“虚拟的超级计算机”，将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科技人员的科学研究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而城市网格化管理，“就是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将辖区内的居民楼按照地域分为几个网格单元体系，网格管理中心根据责任划分，指定社区站的工作人员对应负责各自网格中居民信息的采集、汇总以及网格中居民日常事务办理的管理模式，并对其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监督。”[1]郑士源等也同时指出“网格化管理指的是借用计算机网格管理的思想，将管理的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若干网格单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网格单元间的协调机制，使各个网格单元之间能有效的进行信息交流，透明的共享组织资源,以最终达到整合组织资源，提高组织效率的现代管理理念。”[2]

在此，我们认为，所谓的网格化管理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把特定辖区内的管理对象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并对各个区域进行指定管理从而形成辖区网格状的管理结构。其实质是管理者将其服务对象的需求具体化，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对所在辖区的统一管理机制，实现辖区管理的快捷化、数字化、全面覆盖化。同时，依据“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依法管理、规范运作、快速反应”的原则，按照政府流程再造的要求，将各网格内的巡警、环卫、城管人员之间的联系、协作、支持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新的管理体系，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3]这一管理模式首先于2004年的10月份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试点，虽然目前对于这种管理思想的应用大多集中于城市，但是网格化的管理思路却同样对农村的基层治理、村民自治有着同样的借鉴意义。

二、网格化管理与村民自治相结合

（一）网格化管理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必要性。

1.基层民主自治需要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乡村社会不再是田园牧歌般单纯，基层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基层管理制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改进，随着集体力量的弱化，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矛盾日益突出，有学者指出在村民层面上，由于思想保守、素质不高等因素，村民在公与私的利益冲突中，对服务的需求愿望增多，而参与、协同、自治、自律、互律的积极性不高。[4]下表是我们在山西、河南、北京大兴等地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其中回收的176份有效问卷中我们可以看出基层治理所偶面临的问题：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村民自治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治理的机关，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很多落后的农村地区，村委会甚至是处在瘫痪转态。因此，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亟需引进新的治理思路，网格化管理的模式，可以把每个村民都纳入管理体制之中，全覆盖的管理模式使每个村民的需求都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满足，从而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给基层自治带来新的活力。

2.网格化管理是实现村民自治制度化与民主化的需要。

学者卢福营认为村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干部支配村庄治理阶段、精英主导村庄治理阶段、群众自治阶段。[5]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很显然我国的村庄理应现在处于群众自治阶段。这一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加，对民主的要求不断加强。我国实行村民自治的目的就要是保障广大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但是在现实中，这一制度并没有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自治制度执行的过程中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扭曲，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村民自治相应的配套制度的缺失无疑是导致其无法正常发挥应有效用的重要原因。网格化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模式，是把村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或网格，以实现对村民的全面直接管理，也方便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而建立起村民“自己的事自己想、自己议、自己干、自己管”的机制，实现管理民主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村委会日益行政化的倾向，真正使其成为村民的自治组织，从而完善群众自治这一基层治理制度。

（二）网格化管理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可能性。

村民自治的网格化管理就是将村庄划分为若干个单元小组网格，组建相应服务团队，点对点、面对面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并紧密结合现代数字技术搭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管理服务人性化与数字化的有机结合的一种模式。它不是要求创造新的层级组织，也不是要求进行地域化的分割管理，而是依托原有组织结构，对组织内的职位进行新的界定，丰富原有管理模式的功能，对村庄的区域进行重组。网格化管理之所以能够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乡村对高效、民主、便捷的管理方式存在着制度性需求，也就是我们需要在现实条件下对基层自治进行制度革新。其次，网格化管理在城市的试点已经证明其本身具有的可推广性。借鉴城市的应用思路，我们对农村的网格化管理可以有以下模式：

具体来讲就是首先建立村级管理网格，落实细化村级管理服务职责和功能。其次，利用数据库等网络技术建立基础台帐，一是建好居住人口台帐，包括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登记，对外来迁入人口的登记等；二是建立特殊群体台帐；三是建立村庄里的企业、集体经济的台账。最后，建立健全网格内工作人员的工作机制，实现村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

三、网格化管理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意义

(一）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由于细化和明确了每位网格工作人员和网格相关部门的责任，建立了明确的奖罚体系，这就能很好的调动网格内的工作人员、部门、组织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主动深入网格服务对象，发现、研究和最终解决各类问题，协调网格内的各部门工作，能够明显的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同时，由于各相关的部门组织机构定位精确、任务分派明确，从而避免了多头处理、重复处理等弊端，各职能部门的人工成本和事件处理成本也大大降低，有效提高了各项工作的整体水平。具体到村庄管理和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其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明确各个岗位、各个网格负责人所承担的责任与肩负的职能，能够在村庄内部实现有效的协调，提高基层自制的效率。

（二）数字化的管理手段能够实现时空预警，维护社会稳定。

在传统管理模式中，往往是一种事后调节的机制，事前预警环节基本没有，或者有也是缓慢被动的，已不能适应现代管理中主动快速的需要了。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各类突发事件应接不暇，而且一些事件在发生时往往迹象不明显，这就大大提高了管理的难度。尤其在基层农村，很多矛盾在爆发之前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疏通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网格化管理的模式采用的是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有一套先进而且高效的预警机制，这就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发现问题后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又能及时的上报，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网格化管理模式还有沟通的功能，这就可以及时的公布事情的真相，有效的避免谣言的传播以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网格化管理可以实现时空的预警，将问题、矛盾、冲突消灭在萌芽阶段，有效维护村庄的和谐稳定，规避村民冲突甚至是基层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提高被村民的参与意识。

在网格化管理模式下，利用数据库等网络技术，在系统实时生成的大量基础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完善的监督评价体系，有效的避免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行政权和监督权合二为一，监督对象不明确、定量评价不到位，工作质量的优劣基本靠部门的自我感觉和上级领导印象的现象。[6]如果能把这一管理思路应用到村民自治上，就能消除在先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官民对立情绪，和谐的干群关系对村民参与意识的增强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有利于实现管理的人性化、主动化和标准化。

网格化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给管理对象提供服务，通过网格内工作人员的努力，切实解决网格服务对象的问题很困难，体现了以人为本，人性化的特点。同时这种模式变过去的被动应对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为主动。让网格中的工作人员去主动的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拉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距离有很大的帮助。网格化管理还是一套严密的标准化的程序，网格内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都是有章可循的。

总之，在村民自治日益需要新的制度给予其活力的今天，在村庄生活的发展变化日益新颖的今天，网格化管理的思路对维护村庄的稳定、突出村民的主体地位、增强其参与意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试点在城市的管理方式对我国基层村民自治的完善也有着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向晨琛孙见柯璐《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思考《机构录》2010年第4期上.

[2]郑士源，徐辉，王浣尘；网络及网格化管理综[J]；系统工程；2005，（3）.

[3]韩江《街道、社区网格化综合治理模式的实践》.

[4]吴团结；网格化复合式管理----推进农村社会管理的新途径[J]；村委主任；2011（14）.

[5]卢福营；论村民自治发展的原则和趋势[J]；教学与研究；2010（1）.

[6]韩江；街道、社区网格化综合治理模式的实践[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1，（1）.

项目基金:本文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科研项目(10YX038)的结项成果，课题组成员有：王富、王福兴、杜海鸥、刘亚飞、任庚仙、任梅梅、徐娟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