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衔草》漫谈

《鹿衔草》漫谈

熊婷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330022）

摘要：《鹿衔草》是军旅作家彭荆风1979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以苦聪人走出老林为主要线索，通过苦聪人的痛苦，以及苦聪人与傣族、瑶族、哈尼族人等少数民族人之间同欢喜、共患难等悲欢离合，解放军寻找苦聪人并将其最终带出原始老林等内容书写，展现出五六十年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变革，是一部少数民族摆脱苦难与折磨，走向解放与新生的民族史，充满了传奇性与瑰丽色彩。本文主要聚焦于主人公白老大走出老林的这一过程，解析作品中隐喻书写，苦难与新生的主题等。

关键词：《鹿衔草》；隐喻；苦难与新生

彭荆风，江西萍乡人。当代军旅作家，是云南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五十年代随解放大西南的军队从南昌步行至云南昆明。他的大部分文学创作都围绕着云南这块红土高原进行，以极大的热忱书写这片色彩瑰丽的边地。作品主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边地书写，文革书写与战争书写。1962年春，彭荆风踏着和煦的春风，沿着藤条江上行至原始老林的边缘地带苦聪人定居的山寨，与当地苦聪人以及工作的傣族、哈尼族、瑶族干部攀爬陡峭的山路，探进幽深老林，体验苦聪人的生活，听着他们讲述苦聪人走出老林的事迹。苦聪人过去身穿简陋的兽皮，与饥饿、野兽、彻骨严寒的一幅幅真实剪影撞击着彭荆风，促使他在1962年冬季开始构思和写作这部长篇小说。

一、“鹿衔草”的隐喻书写

边地人民生存的苦痛主题的书写外，诗意般的民情风俗，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纯朴善良等，在文本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描绘，也写出苦聪人深藏于老林后的愚昧落后等。自然景色的如诗如画，每一幅都是画面般的精致构思，表现作者对边陲风光的深沉喜爱。绝美风光的彩色调与百姓苦难的黑色调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感，表现出作者对边陲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也写出了对造成这种苦难生活的土司制度的强烈鞭笞。文本的叙述重心也主要放在后部分，即挨赶如何寻求与解脱苦聪人的光明之路。尽管过程坎坷而又复杂，但这一光明前景性的书写也与前部分的土司制度的黑色笼罩形成反差。

其次，鹿衔草这一贯穿文本始终的意象书写，在文本中多次提及它的救人功效。一方面是对苦聪人而言，老林中难以饱腹，与野兽的搏击中也难以规避受伤，不免对草药有一定的需求，用鹿衔草来治病是苦聪人历代生存于老林中生存智慧的象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对自然之力的尊崇，是自然给予苦聪人的馈赠。有有了鹿衔草，便有了生的希望。另一方面是对以傣族人挨赶和白老大为代表的人，这二人被小土司的狗腿子们打的血肉模糊，还要忍受铁链子穿透锁骨的巨大痛苦折磨，奄奄一息的躺在地牢中，如果没有鹿衔草，他们可能活着走不出地牢，这也寓意着源源不竭的生命之光。它可以帮助人们战胜苦痛与折磨，是这些苦痛民族生生不息的光芒所在。

二、苦难与新生

《鹿衔草》一文通过白老大“走出——走进——再次走出老林”这一线索，完成了苦聪人苦难生活走向解放与新生的民族史的建构。白老大与妻子阿娟生活在老林深处，终日与寒冷、饥饿、野兽做着无休止地斗争，更为不幸的是妻子最后死在与狼的搏击中，并在临死前要求白老大走出老林。妻子阿娟是迫使白老大走出老林的第一个动因，相较于林内的窘境，林外反动土司统治的天下比洪水猛兽更为凶恶，白老大踟蹰犹豫着是否踏出这艰巨的一步，后来在得知土司老爷被淹死后，才使之他下了走出老林的决心。然而第一次的走出老林最终以白老大重回老林而告终，土司老爷虽然被淹死，小土司老爷刀金柱却更为残暴，走出黑暗老林的白老大进入了另一个更为黑暗的无边漩涡，被仗势欺人的岩丁抓入土司家的地牢，受着非人的磨难，“一个带着铁骨上的创伤和难以忘怀的痛苦，回那云雾深锁的高山老林去了”[1]。至此，企图以一己之力第一次走出老林的白老大以失败告终，只能回到老林的更深处独自舔着自己受损的躯体与残破的心。而第二次成功的走出则是到了五十年代，此时云南以实现民族解放，反动土司的统治也土崩瓦解，但远在老林深处的苦聪人却并不了解，以为外面依旧是残狼虎豹之所，心怀抵触的不愿走出老林，故而发生一系列的阻碍与矛盾冲突，后在在共产党的寻觅与帮助下，苦聪人最终得以走出老林，走向了新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斗争史，也没有“完全按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念来划分、来描写”[2]各色人物，而是用笔触书写真实的过去，通过白老汉与苦聪人走出老林这一摆脱苦难过程的书写，完成了五六十年代云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各部落原住民如何自苦难走向光明未来的的民族史的书写建构。

1、苦难：天灾与人祸

四五十年代，云南边地远离中原地区，是交通不便化外之地。各少数民族部落人民还处于刀耕火种般的原始生活形态。土司的残暴统治与变幻莫测的天气是压在边地居民身上的两座大山。为方便管理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在西南、西北各地区设立土司，由中央任命和分封。大多数情况下多延续世袭的方式，土司拥有所在辖区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统治权，地区百姓除了要担负繁重的劳役以及高昂的地租外，还要向土司缴纳各种实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云南偏僻的地理位置，土司逐渐这一地区的“土皇帝”，更为压迫与剥削百姓，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苦聪人之所以在生存条件更为艰难的原始老林中挣扎求生、到处迁移，也是为了趋避土司的烧杀抢掠。多数土司的万恶统治如恶魔般的存在，不尽的盘剥苦难的底层人。在《我写<鹿衔草>——兼驳胡彦》一文中提及此书的写作背景时，彭荆风就提及了从老人口中述说的苦聪人在土司的捉拿与抢劫中深藏于老林求生，不敢轻易走出来几个事件。相较于外界万恶的剥削与压迫，苦聪人选择了在环境恶劣的原始老林中求生。艰难的生存条件、恶劣的天气、时常出没的野兽，苦聪人为生存不断的与不安定生活做着斗争。天灾不可挡，人祸也难以趋避，在彭荆风的笔下，以白老大为代表的又一代苦聪人再次生出逃出可怕老林的想法并赴之实践，残酷的土司统治下血与肉的惨痛折磨又将他重新逼回老林。

2、新生：自救与他救

几百年的老林生活，苦聪人终日与老林搏斗，生生不息。如何获得解放与新生是彭荆风在这部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一方面是苦聪人的自我解救，主要是以毕摩为要代表的精神自救，以及以白老汉为代表的个体自救。另一方面，则是以傣族人挨赶为主要线索，作为众多少数民族的一份子，它是剥削与压迫的受害者，走上反抗之路后又担负起了施救者的重任，以解放军的身份深入老林，在磨难与挫折中将苦聪人带出老林，完成了自救与他救的新生之路。无论是精神自救还是个体自救，在封建统治的大山之下，这两条路都不能使苦聪人摆脱苦难，走向新生。老林是最后的避难之地，豺狼野豹也比不上土司带给百姓的沉重苦难，苦聪人只能龟缩在老林中得以存活，最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得以走出老林。

毕摩，苦聪人精神自救的领路人。他是苦聪人在老林里生活的一种精神依托，“苦聪人在原始森林里，苦难深重，精神无所寄托，只能求助于那见不着，摸不到，在幻想中力量无穷的鬼神”[3]，是苦聪人在生存的绝望与执着中衍生出的一种精神自救的方式，是一种心灵的寄托。“骄横的寒流左冲右突，难以前进，就侧转身在老林内大肆咆哮，折断了古老的树干，压垮了苦聪人那简陋的窝棚，把整个原始老林，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地狱”[4]。自然苍凉的原始性、荒野性显得人分外渺小，年深日久，老林中艰难求生的苦聪人无法摆脱这厄运，为抚平创伤，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自我安慰，久而久之逐渐闭塞而失去走出老林的血性与勇气，与白老汉为代表的个体自救形成冲突。也成为后来苦聪人欲走出老林的最大阻碍者。

白老大，苦聪人个体自救的尝试人。白老大与妻子在老林深处忍受着寒冬与饥饿，一次外出觅食时，妻子阿娟独自遇见狼，并死在了与狼的搏击中。临终遗愿希冀白老大走出老林，可以不再忍受彻骨的寒冬与饥饿，也可以不再受狼群的侵扰，白老大在是否走出老林间犹豫不决。一方面，彭荆风以白老大走出老林为线索，书写如何走出老林的这段历史。不走，老林内的生存之路举步维艰；走，外界土司统治的社会较之洪水猛兽更甚。老土司的意外溺水身亡给了迷茫彷徨中的白老大一线曙光，在他的简单认知中，老土司的死意味着剥削与压迫的结束，是希望与光明的开始。不幸的是外界依旧是土司统治的世界，一走出深山密林的他便遭遇了小土司老爷刀金柱这更为凶狠的洪水猛兽的冲击，“初生牛犊”又血性方刚的白老大被铁链条穿透锁骨关押在地牢中，反抗失败，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在土司的残酷压迫下逃回到原始老林，个体自救的出走以失败告终。

挨赶，身份的转变，受害者与施救者的双重身份。前期是受土司压迫的傣族水手，因难以忍受老土司的残酷，将老土司和他的狗腿子全都在淹死大河里，走出了反抗剥削的第一步。被小土司老爷刀金柱转入牢笼，被打的血肉模糊，同样被铁链子穿透了锁骨，被伤痛折磨的奄奄一息，同白老大一起掏出地牢，“带着满身伤痕和家破人亡的仇恨，远行跋涉，往红河以北找出路去了”[5]。后期是在党的帮助下成为施救人，这是反抗的最终归宿，也是解救苦难的最佳方式，通过加入解放军，以自我的努力实现身份的转变，也寻得摆脱苦难的良方。早期他深重的苦难经历使其深刻了解苦聪人的艰难，力图将受难的苦聪人从老林中解救出来，踏上了寻找苦聪人之路，最终引领苦聪人走出老林，走向光明与未来。

白老大是挨赶的镜像人物，或者是人的两面，他俩同来自底层，同样对土司有所反抗，同样受到了牢狱中非人的代价，不同的是两人的选择；两人逃出牢狱后，挨赶毅然选择了继续反抗之路，参了军，表现出底层人的坚毅以及革命者的信仰坚持；而同样深受折磨的白老大，既是坚毅的，又有着软弱的一面，血肉之痛时期选择深藏于老林中，毅然决定回到老林，以逃避的方式躲开这可怕的世界。白老大的儿子白鲁一把火烧了土司府，与其父亲将老土司淹死，都是少数民族人民对土司制度的决绝反抗与颠覆，这一把火光也寓意着在不久的将来，土司制度行将就木，面临倾覆与土崩瓦解，也寓意着底层人将通自己的反抗，谋求自我的自由生存空间与话语权。

“苦聪人的不幸处境，寻找他们的艰难，促使我写《鹿衔草》”[6]，彭荆风通过民族间隔阂的消解，共享底层共有的苦难与斗争记忆，叙写苦聪人、傣族人挨赶等人的自救与他救之路等，完成了五六十年代云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各部落原住民如何自苦难走向光明未来的的民族史的书写。

参考文献

[1]彭荆风.鹿衔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第52页

[2]胡彦.自我表达·现代叙事·审美视角[J].文学界，2000（02）

[3]彭荆风.鹿衔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第291页

[4]彭荆风.鹿衔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第1页

[5]彭荆风.鹿衔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第52页

[6]彭荆风.森林·灾难·苦聪人——<鹿衔草>后记[N].光明日报，1979.08.12.

作者简介：熊婷（1995.10-），女，江西宜春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