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历史及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历史及启示

谭忠艳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33）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贫困现象的出现。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直接救济、发展生产、合作互助以及思想教育等手段开展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陕甘宁边区的扶贫工作的历史对于当今的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例如重视革命老区扶贫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防止返贫，加强思想教育等。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启示

2018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研究成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扶贫运动，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利益有重要的意义。

一、陕甘宁贫困人口的产生

陕甘宁边区从地理位置分析，地处西北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使边区自然灾害严重，旱灾、雹灾、水灾、虫灾、霜冻等灾害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遭受旱灾11个县，水灾16个县（66个区），雹灾12个县（35个区），风灾1个县，霜灾1个县，瘟疫6个县。1941年，遭受旱灾5个县，雹灾8个县（35个区），霜灾7个县。1945年关中2个县6个区遭受雹灾”。从灾害影响方面分析，严重的自然灾害对陕甘宁边区的各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中1940年损失田禾202922亩，粮食238石，房子207间，牲畜2803头，受灾人口537244人，其中死者566人；1941年，损失田禾180961亩，牲畜23头，受灾人口3037户，95174人；1942年受灾人口352922人，1943年受灾人口5988户，268056人；1945年受灾面积打1788亩，损失粮食656043石，受灾人口54万人。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可知，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陕甘宁边区贫困现象严重，大量的受灾人口使贫困人口数量逐年增加。

自然灾害是陕甘宁边区贫困人口出现的重要原因，抗战时期频繁的战争的影响是贫困人口出现的另一个原因。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政治地位重要，成为日本殖民者进攻的重点，日本殖民者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反复的扫荡，并进行经济封锁，频繁的战争不仅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且使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变化，人民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另外，由于个人因素，大量“懒汉”“二流子”的存在，使社会贫困现象严重，“全边区共有二流子六千五百多人，他们人数虽然不是很多，却是社会上和生产中的一个消极因素”。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贫困现象严重，贫困人口众多，贫困出现的原因不仅有客观环境的影响，而且有部分群众主观消极或懒惰思想的影响。严重的贫困现象对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扶贫工作的开展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重点，成为影响战争胜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的措施

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救济以及扶贫工作，在开展扶贫工作过程中一方面开展直接救济，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生产创造条件，开展以工代赈，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强化对人民的思想改造，使人民树立起积极参加生产、努力脱贫的意识。

1.直接救济

面对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存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措施、颁布法定筹款筹粮救济贫民、难民，1940年3月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确定了各分区、各县赈济款和赈济粮的分配数额，规定了各县以县委书记、县长、互济会主任、抗敌后援会主任、保安队长和当地的驻军领导人共同组成赈济委员会，负责赈灾工作，加强赈灾工作的领导。1941年8月，富县和甘泉四区遭受雹灾，边区财政厅和建设厅减收公债，同时通过买粮、借粮赈灾救济，并拨款救济。

由于战乱的原因，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边区政府对于外来贫民和难民特别关注。1940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1941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难民办法的布告》，这些法令法规充分体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移民、难民的关注与救济。“据不完全统计，八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安置难民不下10万人，约占根据地人口的7%（边区当时的总人口是142万多人）”，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1943年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条例》对因生活困难或因天灾等原因自愿移入边区的、沦陷区逃入边区的、边区内地少人多区域自愿移入垦区的人民的垦荒活动进行了说明，对土地所有权、征收公粮、地租、义务劳动，提供住所及生产工具，医疗等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另外对迁入移民、难民的政治权利进行了规定“凡边区人民所享有之民主自由权利，以及人权财权之保障等权利，移难民均与边区之老户同等享受之”。总之，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外来难民分配住处，帮助解决粮食困难以及生产劳动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要求各地政府给新安置的难民分配土地、房屋，为了减轻难民的负担，部分地区规定免征土地税2年，第一年完全免除义务劳动，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负担义务劳动。

为了提升边区扶贫运动的效果，边区政府积极领导建设义仓，通过相关的法规使义仓的发展制度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3年陕甘宁边区雷庄村义仓委员会通过了义仓工作计划及义仓章程，提出“保证把义粮借给缺粮的人，荒年缓期归还粮食；歉收年收本不收利；每年四月为开仓借粮时期，以解决青黄不接的困难，便于生产”。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麟县牛武区的劳动英雄徐克瑞负责其所在村的义仓，他说：“借粮的办法定为新来的难民借一斗还一斗，本地老户每斗加二升利、以补损耗”，这说明义仓对于外来难民借粮是免息的，这对于解决贫民、难民的生活有重要的意义。

2.发展生产

直接救济只能短期解决贫民的基本生活，从长远来讲，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生产，边区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硝皮工厂和农具工厂等，安排人民就业。边区政府不仅经济发展落后，而且原有的技术基础薄弱，另外抗战期间材料购置方面存在严重困难，交通运输不畅，边区政府克服了这些困难，在短时期内使工厂部分开工，并且能够生产出部分成品，例如1938年的抗大的夏衣以及八路军后方的纱布都是难民工厂生产，同时部分地满足了人民的需要，例如农具工厂满足了农业生产增加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各工厂收容难民、残疾人和贫民达200人以上，部分地区达成了以工代赈的目标，难民工厂的开办带动了全边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以工代赈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使人民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可以使人民形成积极的脱贫思想，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发布的《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提出“注意灾民难民参加生产和介绍职业，如打盐、挖药材、打窑洞、做雇工等”，这项规定通过灾民难民身体力行的劳动进行必要的救济，体现了以工代赈的基本精神。1941年陕甘宁边区就定边至寺台大车路的修建给定边专署发出指示信，要求定边专署坚持以工代赈的原则，由建设厅发放米作为补贴，然后将赈款作为工资发放，既可以节约经费、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同时促进工程的尽早完工。

另外，陕甘宁边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设模范农场，购棉种，开林场，低利贷款给移民和贫民，改良农具、籽种，训练兽医人员；工业方面创办制造日用品的各种工厂，贷款给私人开矿的、办小工业的、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商业方面发展生产消费合作社，帮助公私经营的商店；发展交通事业。

3.合作互助

由于劳动工具、劳动力等必要条件的缺乏，导致部分贫困人口无法进行生产，边区政府通过劳动互助社的建立帮助其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了调剂劳动力，养成群众互助劳动的习惯，增加农业生产，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规定“凡属边区农民，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赞成并能遵守本社一切规定者，均得加入本社为社员”，这一规定将贫困人口完全纳入了互助社组织，通过互助使其生产有了基本的保障。边区的互助合作组织以为群众谋利益为核心理念，其业务覆盖了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移民、难民的生产纳入合作社，将对生产、生活存在困难的抗属的救济工作作为工作重点，为鳏、寡、孤、独人士存款以备养老需要，为贫寒子弟储蓄以备嫁娶的需要，这些细致的规定不仅满足了贫困人口基本的生活要求，而且对于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总之，边区政府在开展合作互助运动的过程中将对贫困人口的帮扶与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结合起来，为贫困人口的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使其在经济的发展中能够组织起来，逐渐摆脱了贫困，在经济上实现了当家作主。

4.思想改造

形成积极的脱贫意识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保证，边区政府一方面动员人民积极生产，摆脱贫困，另一方面对于“懒汉”“二流子”等主观方面不乐于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教育，使其参加生产。边区政府为了提高改造“二流子”运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定了针对每一个体的生产计划，例如根据二流子马礼福家庭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计划“1.开荒二垧种谷子，大路旁种西瓜一垧，再种棉花一垧，共可得小米九石二斗；2.全年抽空从子长、永坪往延安贩鸡及鸡蛋十五次，可得小米六石；3.老婆除拾瓜外，纺线五十斤，可得小米三石。以上共得小米十八石二斗”。这一生产计划是比较具有代表意义，当时针对“懒汉”以及“二流子”制定的工作计划比较普遍，另外组织这部分人参加生产合作组，发挥先进模范的带动作用等，通过这些措施，使其克服散漫性，实现对于“二流子”“懒汉”的思想改造。通过积极的改造运动，成效显著，1945年，“延川全县二百三十五个二流子，已经改造的有一百二十五人”，神府六区转入生产的二流子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二，这不仅为社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保证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这部分社会成员摆脱了贫困。

三、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在扶贫工作中，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出发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大量人口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摆脱了贫困，对于新时代的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脱贫工作。革命老区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扶贫运动，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脱贫工作，2013年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在扶贫运动中，习近平对革命老区的贫困工作更是高度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工作的一贯重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同时说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在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2.扶贫工作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陕甘宁边区的扶贫工作从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以及反馈都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成为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成功地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领导扶贫工作，这决定了中国当今的扶贫工作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另外，扶贫工作成功与否，群众的主体作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陕甘宁边区政府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扶贫工作必须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群众的主体作用的结合是中国扶贫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3.在扶贫工作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贫困群体制定不同的对策。扶贫工作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作，同时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的特征，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扶贫过程中，针对不同的贫困群体，采取不同的扶贫政策，例如针对因为自然灾害致贫的人群政府帮助其恢复与发展生产；对于外来移民和难民，政府为其分配土地和房屋；对于贫困抗属和烈属，政府组织代耕并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对其进行帮助；对于部分因懒惰或思想消极的贫困者，政府将扶贫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政策与工作方法是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取得成功地重要原因。中国新时代的扶贫工作，提出“精准扶贫”，将扶贫任务分解、落实到户，详细分析贫困户致贫的原因，从而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提升扶贫工作的效果。

4.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陕甘宁边区的扶贫工作分为直接性救助和生产性救助，直接性救助主要解决贫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保障其基本的生存权，生产性救助是根本性的措施，帮助贫困群体恢复与发展生产，贫困群体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于根本性脱贫，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有重要的意义。陕甘宁边区的扶贫工作历程充分说明了必须用“造血”式扶贫代替“输血”式扶贫，避免通过救济、赠予等方式使贫困人口暂时脱贫。中国现阶段的“精准式扶贫”其核心仍然是持续提升贫困户的生产能力，使其永久脱贫。

5.将扶贫工作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扶贫工作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需要富有实效和针对性的政策发挥以及具体的帮扶措施，同时需要贫困群体的主观努力和积极的精神状态，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开展具体的扶贫工作的同时，对部分贫困群体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改造“二流子”和“懒汉”运动，使他们积极投入生产。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使人民形成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对人民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使其克服懒惰与消极，团结一致，以党中央的扶贫政策为指导，完成扶贫攻坚的任务，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参考文献

[1]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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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放日报》[N].194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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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日报》[N].2013-11-29.

作者简介：谭忠艳，（1980年5月—）女，吉林省松原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抗战史、满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