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汉语口语教学中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影响研究

任务型汉语口语教学中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影响研究

程耶斯

程耶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100083

摘要：意义协商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中互动性交际的一种形式，因其对语言习得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大量研究表明：意义协商越多，就越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任务型汉语口语课堂中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数量的影响，试图探索出什么样的水平配对可以产生更多的意义协商。实验结果表明水平配对不影响意义协商的数量。

关键词：任务型口语课堂意义协商语言习得水平配对

一、引言

意义协商作为外语教学中互动性交际的一种形式，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其对语言习得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大量研究表明：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当交际双方在互动中进行意义协商时，学习机会将大大增加。意义协商越多，就越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意义协商研究目前还极为少见，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国内外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意义协商的实证研究文献。既然意义协商对第二语言习得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协商将有益于提高教学效率。

意义协商在课堂互动中有两种形式，其一为师生互动，其二为生生互动，本文论及的意义协商为后者。生生互动的意义协商在任务型口语课中极为常见，因为任务型口语课以学生间的互动为突出特征。任务型口语课是基于任务的口语教学，学习者必须通过语言交际来完成任务，所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遇到理解障碍或表达障碍，从而引发意义协商。

在任务型口语教学中影响意义协商发生的因素很多，如学习者的水平配对、任务类型、学习者性别或语言背景等等。由于参与课堂任务的学习者总是水平不一，因此，研究水平配对与意义协商的关系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学习者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数量的影响，探索出在何种水平配对条件下可以产生更多的意义协商，从而为汉语任务型口语教学提供参考，并有助于促进留学生的汉语习得。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根据大多数前人的研究，笔者作出的假设为：水平配对影响意义协商的数量，三种配对条件下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混合水平组产生的意义协商最多。

2.实验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多水平设计。语言水平为自变量，包含三种水平配对，即中——中水平配对（同等水平组）、高——中水平配对（混合水平组）和高——高水平配对（同等水平组），意义协商的数量为因变量。所有被试同一时间在课堂中参与实验任务，任务时间大致为14分钟，整个任务过程用教室里的设备进行录音以收集数据。

3.被试

本实验被试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二年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某一个班的留学生，他们的母语背景不同，共18人，5名男同学，13名女同学，按其语言水平组成9对。

4.实验任务

所有被试结对完成一项信息差任务，该任务来自于尔雅中文系列教材《沟通·上》。该信息差任务是指对子里的两名被试分别看两个不同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被试需用汉语向另一方叙述故事的主要内容，两人都讲述完后对两个故事进行比较，一起找出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经大多数前人的实验证明，该任务较有利于意义协商的发生。

5.数据处理和分析

（1）本研究对数据的处理为以下步骤：①录音转写。录音时长13分43秒，笔者将9对被试的录音全部进行转写。②解码。由于同一时间内每对学习者产出的话语总量可能不同，所以需要先计算出话语产出总量，再用意义协商的数量除之，得出意义协商在所有话语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这样便能对学习者间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进行比较。本文采用C单位对数据进行解码以得出每对学习者的话语产出总量。③意义协商的测量。Varonis&Gass（1985）认为识别意义协商的发生主要是识别触发语或明示语。本实验中意义协商数量的测算主要通过统计明示语的数量。明示语一般分为三类：澄清请求、确认核查和理解核查。在本研究中笔者还采用了其他明示语，如求助、自我修正、他人修正。

（2）本研究对数据的分析为以下步骤：首先使用SPSS19中的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如果F检验效应显著，再使用事后多重比较对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进行检验，以确定究竟差异存在于哪组或哪几组之中。

三、实验结果及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水平配对是否影响意义协商的数量，所以笔者用SPSS19进行了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一共得出两张表，一张是描述统计表，另一张是主体间效应的检验表。结果如下：

表1：描述性统计量

表1是描述统计表，它表示三种水平配对条件下意义协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其中自变量S代表水平配对，1代表高——中水平配对，2代表高——高水平配对，3代表中——中水平配对。从表1中可以看出，相较于另外两种配对条件，高——中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最多，但是这种差异是否达到显著水平还需看下面的方差分析结果，即表2。

表2：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表2是主体间效应的检验表，从中可以看出水平配对效应不显著，p=0.151，即三种水平配对条件之间在意义协商的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得出的实验结论为：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数量没有影响。

本研究的实验结论为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数量没有影响，不同的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论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结果不同。如牟宜武（2008）指出语言水平对学习者之间意义协商的数量会产生影响，其中混合组（高——低）产生的意义协商最多；王佩、祁世明（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存在显著差异，高水平组产生的意义协商明显多于另外两个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相对于前人的实验研究，本实验的受试太少，数据不够。由于研究的是自然班级，受试只有18人，直接导致收集到的数据不够充分。

第二，本实验研究中的受试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分别是韩国、日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受试的语言文化背景不相同。而之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被试都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相同。Varonis&Gass（1985）对语言背景与意义协商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研究表明语言背景确实是影响意义协商的变量之一。在该研究中，每种水平配对中既有语言文化背景相同的对子，也有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的对子，所以这就有可能造成三种水平配对条件下意义协商数量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第三，在前人的研究中，学习者一般分为高水平和低水平，他们之间的语言水平差距较大，高——低、高——高和低——低三种配对在水平上相差较远，所以三者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差异显著。而在本研究中，学习者的水平分为高水平和中等水平，没有低水平的学习者。这是因为本实验受试之间的语言水平差距并不非常大。虽然笔者也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水平配对条件，但由于它们之间的水平差异较小，所以可能导致三者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没有显著差异。

第四，本实验中所有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总量都不是很多，这可能是实验任务较为简单或受试对任务材料中的信息较为熟悉所造成的。如果一项任务过于简单或受试对其很熟悉，不论怎样的水平配对都不太可能产生较多的意义协商。

四、结语

如今任务型教学法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已占有重要席位，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任务型课堂教学，更应该了解如何更好地利用该课堂提供的教学条件去提高教学效果并促进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习得。本文考察了任务型汉语口语课堂中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影响，笔者试图通过对课堂实录的研究分析去发现什么样的水平配对产生的意义协商最多，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教学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水平配对对意义协商的数量没有影响。鉴于本研究只是一次初步性的有益尝试，在实验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日后还亟需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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