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阶层分化与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

论我国阶层分化与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

石学峰

目前我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最核心内容是社会阶层分化。清醒认识转型时期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认真分析转型时期我国阶层分化对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挑战，积极重构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已成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

社会转型；阶层分化；执政党；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4-0031-04

Onthestratificationofsocialintegrationwiththerulingparty

ShiXue-feng

（GuangdongProvincialCPCCommitteeofGuangdongPartySchool,Guangzhou510053）

[Abstract]：Atpresent,Chinaisinafiercesocialtransition,thetransitionperiodarethecorecontentofmostsocialstratification.AclearunderstandingofthetransitionperiodofChinassocialstratificationofthestatusquo,acarefulanalysisofthetransitionperiodofChinasClasspidetherulingpartyofsocialintegrationchallenges,thepositivereconstructionoftherulingSocialintegrationhasbecomeanimportanttaskfortherulingparty.

[Keywords]：socialtransition；socialstratification；therulingparty；ocialintegration

目前我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时期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正在和将要重塑转型后的中国社会模型，它不仅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利益追求、政治参与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范式变动，而且也必然影响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认真研究转型时期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与执政党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阶层分化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对于保证新世纪执政党领导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将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转型时期我国阶层分化的现状

阶层分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1]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等地位的人占有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的不等。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深化发展阶段，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社会阶级分化剧烈，除了阶级内部的分化外，还出现了阶级外部的“新生化”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显著的分化。该报告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情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当代中国已明显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十大阶层。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了我国当前社会阶级分化的现实。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农民阶级发生巨大的分化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而与此相一致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必定首先从农民开始。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农民的职业身份与户籍身份冲突越来越突出，导致了农民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的整个农民阶级内部已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雇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及农村的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等许多阶层。有数据统计，从1978年起，农村劳动者虽然从31282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59010.6万人，但由于劳动力的分化和流动，真正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包括乡镇企业的就业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却从1978年的90.96%，下降到1997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中真正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54.96%。而且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依然存在，农民阶级的分化并没有停止。

（二）工人阶级发生的变化是很大的

一是工人阶级外延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入,“下海”成了知识分子和干部中一部分人的主动选择。据国家人事部估计，辞职“下海”的国家工作人员1992年有12万人，到1996年达到19万人。二是工人阶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导让位于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脑力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的比重则大大增加；劳动不再只是人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而大量是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生产的设计者、监督者和调节者；三是工人阶级的特点发生了变化。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政策的实施，搞活了国有企业的同时也使得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下岗。据估计，在城镇，因为企业减员增效而下岗的职工，已经超过了3000多万人。这些人通常会在体制外部门寻求就业的机会。

（三）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

伴随着个体经济而产生的是个体劳动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到了2004年，全国个体劳动者已经发展到2350万户，从业人员也增加到4587万人。从收入上来看，个体劳动者阶层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相对高收入阶层，其经济收入也不再是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当部分个体劳动者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资本化时，便产生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截止到2004年底，私营企业已达365.1万户，从业人员增加到了5017万人，私营企业产值为23050亿元。私营经济是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于原有社会阶层的内部，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已完全不同于原有的社会阶层。

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刚性走向弹性，社会成员就会处于经常地、不断地流动状态之中，而且在当前情况下，由于导致不同阶级阶层形成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还远远没有达到比较稳定和成熟的程度，因此这种大规模、高速度的阶层分化仍将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进行。

二、转型时期我国阶层分化对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挑战

社会阶层分层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合理性，社会成员个体自由度的增加，在不同阶层间流动的加快，阶层间身份壁垒的削弱，使我国社会成员的地位移动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推进了当代中国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与实现程度；初步转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导致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趋势趋于一致。然而，当我们在对这一分化的积极性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和重视其所产生的问题对执政党社会整合提出的严峻挑战。

（一）社会阶级分化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动态化，给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带来挑战

不同社会阶级和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由于社会分工﹑所处地位、利益追求、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在价值观念的选择和追求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2]这种单一阶级阶层结构，为我党意识形态整合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改革开放后，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群体划分，并以职业分化引导身份变更，在原有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社会迅速分化出许多个新阶层。另外，每个阶层内部还可以按收入、财富、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职业声望等划分为若干个次级群体。[3]其中最明显的新阶层主要有：私营企业主阶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以后，必然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如，代表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主张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其中上层可能主张垄断，而中下层主张自由竞争；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社会阶层，主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平等与正义，其中一部分可能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一部分主张计划经济；为政府服务的专家阶层，主张实证分析和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等等，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了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市场经济的功利性缺陷，又使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念——集体主义、社会整体利益、奉献精神等受到极大冲击，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很大的挑战，不仅传统价值观念中某些不合理的因素被抛弃了，甚至一些核心价值观也几乎为人们所漠视，这使价值观的绝对性和严格性受到动摇。另外，随着利益要求和社会角色的变换，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也频繁地发生着变化。这一切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呈现出不确定性，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受到强烈的冲击，使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受到严峻挑战。

（二）社会阶级分化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等等，给执政党利益整合带来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是社会阶级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分化过程的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4]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单一，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可概括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这种单一阶级阶层结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使得利益主体、利益需求简单单一，他们的利益差距也不大。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仅从原有的阶级、阶层的内部结构中分化出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利益群体，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产生了不同于原阶层的新兴阶层或利益群体，导致利益关系从统一走向分解，利益平均化的态势被逐步打破，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势必出现新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不同利益主体的根本利益虽然基本一致，但在根本利益之外，还客观存在着大量的、形形色色的个性化利益要求。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利益要求的内容，推动了多样化利益需求格局的形成。当然，社会阶级分化不仅导致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的格局，更使人们的利益差距越来越大，贫富悬殊骤增。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2.37；1993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2337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则只有921元，城乡收入差距为1∶2.54，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到1∶3以上；1995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1∶2.5；2003年扩大至1∶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的收入差距则达5倍。[5]贫富差距悬殊现象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特征，社会再也不是人人财富均等的局面了。总之，当今我国的利益格局是:“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这一切无疑给执政党利益整合带来了挑战。

（三）社会阶级分化导致的社会非稳定因素对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提出的挑战

社会分化的过程本身孕育着新的交换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机制的出现。我国在社会阶级分化过程中，社会更加趋于开放，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群体、阶层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大量增加，他们的沟通协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整合社会的作用。但在我国社会阶级分化发生的加速转型时期，分化与整合之何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社会阶级分化更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更加普遍和广泛，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持、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矛盾与问题日趋上升。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矛盾的利益性突出；矛盾的群体性增强；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矛盾的原因极其复杂，解决起来难度极大。[6]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职业差别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与应得的补偿不对等；公共资源分布不均等等。第二，社会犯罪沉渣泛滥。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抢劫、盗窃等刑事犯罪不仅上升且屡禁不止；利用高技术的智能犯罪现象也开始露头；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据2005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这一切都严重威胁到了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安全感。第三，社会风气败坏现象突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严重的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封建迷信等等歪风邪气严重危害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我国的社会稳定指数出现了负增长，1979—2003年25年间我国的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7]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作为社会的非稳定性因素，其影响都是非常突出深刻的。党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并消解不安定因素，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成为新时期考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具体标准。

三、转型时期重构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基本思路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重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应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挑战，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当前，重构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以新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思想

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有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它有比较广阔的边界，能够把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念整合在一个思想体系之内；二是它有较大的空间，能够为尽可能广泛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8]改革开放后，面对我国社会阶级分化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动态化的现状，传统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执政党在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以新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社会思想，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成员心理的新变化，增强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信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9]是党在新形势下增强意识形态工作包容性的新理念、新举措，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新时期整合不同阶级阶层的共同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主导，包容多样，整合多样。在新形势下，我们党把坚持主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寓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原则之中，表明了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认识更加自觉，视野更加开阔，胸怀更加博大，境界更加高远。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这一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用积极健康的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我们要承认价值观的差异性，包容价值观的多样性，鼓励和保护那些积极进步的价值取向，要努力造就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价值认同感。

(二)妥善协调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是政党执政的一项根本性的原则。现实中，社会主体的利益要求往往是分散的、肤浅的、多变的。执政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使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理论化、集中化、政治化、深刻化、明确化[10]，从而有效地把大量的、分散的利益要求凝聚为系统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当前，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级分化导致的“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现状，必须自觉实行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利益整合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整合方式转变，从过去那种追求单一的一体整合方式，转向承认异质性的包容型整合方式，努力形成多元化利主体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各得其所的局面。“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11]这就要求在利益整合过程中必须树立以下价值理念：第一，公正理念。执政党在进行利益整合时必须坚持公正理念，“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位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2]第二，发展理念。“只有通过发展，才具有有效协调、合理整合社会利益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13]在社会转型期，只有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才能有效协调利益矛盾，解决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第三，民主理念。“民主问题与利益问题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联系，民主本身就是追求利益平等的产物和实现机制”。[14]民主理念是利益整合过程中的根本理念，能够保证决策者及时了解情况，迅速作出决断，避免贻误利益整合的最佳时机。

（三）充分发挥执政党制度整合的功能与优势，提高整合的制度化水平

解决社会阶级分化导致的社会非稳定因素有有多种途径和方法，然而充分发挥执政党制度整合的功能与优势，提高整合的制度化水平，却是诸多途径和方法中的根本举措，这是由制度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和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15]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只有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功能、凝聚功能和协调功能，才能实现制度对社会的整合。第一，正确处理新旧制度整合的关系。最有效、最合理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的制度体系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个整体，它包括原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协调，也包括新旧制度的对接。制度整合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完全放弃既存的制度去追求一个完美无缺的新制度，而在于谋求基本价值观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兼容性，以构成制度间相互支持，尽量减少制度冲突导致的内在制度耗损”。[16]第二，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整合并重。外在制度是人们自上而下有意识地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内在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就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情况来说，首先要加强外在制度的整合功能，因为外在制度具有强约束性。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内在制度的整合作用，因为内在制度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利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要求把我国长期形成的优良的道德风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内化为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总之我们要促进外在制度整合与内在制度整合并重，才能有利于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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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学峰（1982-），男，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2002年9月-2006年7月在山东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读本科，获学士学位。现为广东省委党校2007级党史党建部研究生，主修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