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何日君再来》

说不尽的《何日君再来》

周伟常晶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

请进点儿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道白）来来来，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一曲《何日君再来》，寥寥数句，浅吟低唱，婉转复沓，歌尽青春年少，悲欢离合。这首歌响彻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传到东南亚，传到日本，传遍世界。此曲诞生70余年，众说纷纭，褒贬难定，毁誉交加，说不尽的《何日君再来》。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因英美等国的中立政策，上海除租界外的地方全部沦陷。上海数百万人们在日寇的铁蹄下开始了苦难的生活。《何日君再来》是周璇与艺华公司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此片成为中国第一部广告歌舞片。

《何日君再来》由贝林（即黄嘉谟）作词，晏如(即刘雪庵)作曲，是影片《三星伴月》(因获三星牙膏中国化学工业社资助而得名)的插曲，1938年2月由艺华出品，方沛霖任编剧兼导演。这本是普普通通的一部商业影片，而这首歌成就了这部电影。

影片是一部表达工业救国、实业强国愿望的爱情故事片。旧中国积弱不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西方企业林立，民族工商业者含辛茹苦，在夹缝中创业求生。实业家姜立源开办兴华化工厂，专门制造各种家庭日用品，以此抵抗洋货的入侵，营业状况甚佳。其长子姜宗良，留学美国，专攻化工，毕业后，在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美国职务，回国主持厂务。女歌星王秀文（周璇饰）因供职的电台停播而失业，投考进兴华厂任职员，与宗良邂逅相爱。王秀文得知姜宗良的身份后，怅然若失。宗良为拓展业务，投资开办电台广告业务，请秀文演唱，秀文委婉动听的歌声感动了宗良，愈加爱慕秀文。因为误会，二人断绝关系，秀文提出辞《三星伴月》剧照职，宗良很快自悔不已，极力挽留。为了庆祝在厂内就职的同学刘桂光试制产品成功，举行了盛大的游艺会，演出歌舞剧《三星伴月》和《工艺救国》，宗良和秀文终成眷属。

歌曲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七事变后，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1月中旬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大片大片国土数月之间沦丧，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政治军事上的“速败论”、“亡国论”等悲观论调打着不同的幌子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在敌人的铁蹄下忍辱偷生，青春的梦幻，年华的易逝，失落、迷惘、颓废、无望的情绪弥漫在沦陷区，像幽灵一样传播。

歌曲原本是特定情节、特定人物、特定心理的反映，是表现王秀文（周璇饰）与情人分手时的颓然情绪，表达了一个初次恋爱即遭挫折的青年女歌手近乎绝望，又无所傍依的惆怅心情，表现的是对昔日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无奈。歌曲旋律起伏跌宕，低回委婉，贴近口语；歌词语言浅显，与旋律贴切合拍，朗朗上口。“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过去的美好岁月一去不复返，黑暗的日子谁又知道何时是尽头。往昔如梦，人生苦短，去日苦多，莫若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难得几回欢。这首歌虽然唱的是爱情，道出来的却是这样一种存在于沦陷区的人们的普遍心绪，实际上这也是存在于人内心的普遍感情。在中国军队刚撤出上海的背景下，这首歌的确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对中国军队的怀念。

这首歌的流行，当然和周璇的演唱有莫大的关系，周璇的经历和女主角王秀文的经历颇为相似，也曾出入各家电台，录制歌曲、灌注唱片；同样对人生怀着单纯美好的愿望。因此，这首歌在周璇唱来自然朴实，感情真切，无刻意的雕琢和矫揉造作之感。她的演唱虽然音量不大，但吐字清楚，这首歌中的说白自然，与演唱十分和谐协调。

《何日君再来》一经影片放映和灌制唱片后，立即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并被广泛地流传开来，形成到处播放唱片，到处有人学唱和演唱，而且成了舞厅里热门的伴舞音乐。因此有人感叹道：“一曲《何日君再来》，几乎每一个上海的居民都能哼上那么一两声，这魅力是多么伟大啊！”但其后因着各种目的，不同的理解，这首歌被人在不同的场合被过度阐释，甚至歪曲，背离了最初的衷曲。

在1941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重庆)和香港大地影片公司出品，著名导演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这是香港第一部有影响的国语片）中描写舞场情节首先使用这首歌作为舞曲。影片描写上海沦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在一位首领“神秘青年”的带领下，进行暗杀汉奸的活动，得到同住一楼的东北流亡舞女（黎莉莉饰）的帮助。他们共同设计了在化装舞会上歼敌的行动计划，把汉奸特务一网打尽，成功完成任务，投奔了游击队。影片表达了“中国是不会亡的”的爱国思想。而舞女在舞厅里唱起的《何日君再来》，则是对达官贵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描绘和渲染。于是某些人就此认定此歌乃靡靡之音，是十里洋场糜烂情调的标志。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何日君再来》中的“君”是中国的抗日军队，是沦陷区人民对中国军队的怀念和呼唤。而同期的国民党当局却认为此歌宣泄不健康的、消极颓废的情调，明令予以查禁。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汉奸歌曲”，粉饰太平，消退国民的爱国抗日精神。

诗人曹白（曾任谭震林秘书）说：“上海沦陷前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沦陷后流行的歌曲是《何日君再来》。这倒不是上海人甘心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不可救药，而是表示做了奴隶后的期待以及期待光复解放的日子到来。”这个评价应该是公允中肯的。而李翰祥也回忆，“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成了沦陷区，最流行的一首，应该是《三星伴月》里的《何日君再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更多的人把这首歌作为表达自己愿望和企盼的方式———恢复河山，驱逐敌寇。

同样在1941年，在中国成名的日本影星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在其所主演的“大陆三部作”之一———《白兰之歌》（粉饰日本侵华政策）以及《患难交响曲》（满洲映画协会出品，日伪掌控）中，也都演唱了这首歌。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父亲是满铁的工作人员，她长于抚顺。童年时，其父的朋友、沈阳银行总经理李际春将她收为养女，取名李香兰。后来她被送到当时华北的政要人物潘毓棣家，在教会学校读书。李香兰聪明伶俐，很爱唱歌，曾多次在广播电台演唱，“非常憧憬那些在上海电影舞台上大显身手的红女星们”，经关东军的山家少校介绍，到满映当了电影演员。因为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所以，当时有“金鱼美人”之称。

李香兰出道稍晚，是周璇的歌迷，她与周璇的相识完全是一种缘分，是艺人之间的纯粹的、真诚的友谊。许多年之后，身处日本的李香兰回忆到：

有一件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在灌制《夜来香》唱片那天，当乐队随着黎锦光先生的指挥棒响起那轻快的前奏时，我透过录音室的玻璃窗，突然发现一位楚楚可爱的女性，站在监听室那里目不转睛地朝这边望着，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女明星周璇。

我是个周璇迷，非常喜欢她的歌。当前奏完毕后刚要开始唱的时候，因我突然发现了这位憧憬已久的明星而过于激动和兴奋，便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一声“哎呀，周璇!”结果由于这意外的插白，使得录音成为NG（作废）。

从这次以后，李香兰和周璇成了好朋友。在李香兰眼中，周璇“是个温柔娴雅的女性，丝毫没有大歌星、大明星的架子”，她们经常在一起喝茶、吃饭，“或彼此交换一些各自的拿手歌，或到她家的钢琴前面干脆待上几个钟点。因为她要学习乐章结尾时的婉转唱法，我们曾在一起进行过热心的研究”。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凡是敌人喜欢的，我们都要打击；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既然为日本人卖命唱歌的李香兰也喜欢唱《何日君再来》，那这首歌理所当然不是什么好玩意。然而，这首歌在李香兰的演唱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可思议的待遇。

李香兰的《卖糖歌》开始流行时，为了宣传，曾在上海的兰心剧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独唱会。但因在独唱会上唱了《何日君再来》却招来了麻烦，被工部局(共同租界的行政、警察当局)传唤。李香兰被怀疑带着盼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早日归来的愿望，才唱了《何日君再来》。审问李香兰的是个中国警官，李香兰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这是一首单纯的情歌，丝毫不含有政治意义，而且以周璇为首，许多人不是都在唱这首歌吗?”的确如此，这是一首情歌，然而即使在这首歌诞生之初，就存在着种种理解：“七七事变”前，上海最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其后就是《何日君再来》，无论从时间背景，还是从字面意义，最容易被人理解的意思就是何日中国军队再来。因此，可以说工部局的怀疑是有一定根据的。

事后，李香兰以这样的猜测为这首歌解脱：“工部局之所以对我有所怀疑，可能因为还不知道我是个日本人。通过警官的指责我才察觉到，舞台背景招致了误解。当时，我正好穿着一件白色礼服登上了舞台，而舞台恰恰是蓝与红相间的颜色，从而被怀疑可能我暗示重庆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再加上歌词的意思是‘何日君才能回来’，这就在内容上被看做是在热切地盼望‘君’的归来。”

其后，《何日君再来》引入到日本岛内，最早由渡边浜子灌成歌片，又经诗人长田恒雄按照原词改译成日文，仁木他喜雄编曲，松平晃灌制成歌片。李香兰评价《何日君再来》说：“这就是中国歌曲在日本流行的开端。”由于这首歌不论从歌词还是从旋律来说，最适合于女性歌手来演唱的，李香兰灌制了中文唱片，而渡边浜子灌制的是日文唱片。这首歌就在日本畅销起来，可是没过多久，不论日文版还是中文版均被勒令禁卖———以“外国的靡靡之音、有伤风化”为由，被审查机关查封，并且也以为歌曲中的“君”是指撤退出上海的中国军队。

在音乐的历史上，很少有一首歌能够引起各方面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可见，流行的力量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历史的原因成就了这首歌，政治的标签却使这首歌的作词者、歌唱者、歌曲本身遭受了太多的磨难。

由于创作了这首歌曲，作曲家晏如（即刘雪庵）也因此蒙受不白之冤长达23年。刘雪庵，1930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同为黄自的弟子，素有音乐创作天赋。有一次低年级班同学开联欢会，约毕业班同学每人为他们写一首曲子，刘雪庵就写了这首探戈舞曲，在联欢会上演出大受欢迎，后来提出为这首探戈舞曲填词而成为《何日君再来》的，是《三星伴月》的导演方沛霖，方导演1948年因飞机失事罹难，不然其待遇可想而知。抗战爆发后，刘雪庵从事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以《长城谣》为首的“流亡三部曲”、《红豆词》等深受到人们欢迎，至今仍然流行。而他创作的《何日君再来》却成了一生悲剧命运中的不祥主题，为此遭受非难、批判、谴责，失去创作的权力。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遭受非人待遇，历经磨难。直至三中全会后，方获平反，1986年默默去世。刘雪庵先生一生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惨痛的，但愿这种悲剧今后再也不要发生，也不能允许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