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漱溟佛儒兼容的人生哲学

略论梁漱溟佛儒兼容的人生哲学

刘垚

刘垚

山西大学初民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本文论述了梁漱溟以佛家精神作为态度和境界，而又融合儒家践行济世的方式作为其人生哲学。作为独立的个体，梁漱溟追求生命究极的出世情怀；而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尤其是当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严重危机时，他又慷慨担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积极入世。两种生命形态融通在一起，由此形成梁漱溟“以佛证儒，以佛融儒”、“出而不出，不出而出”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梁漱溟儒家佛家人生哲学

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就是其在社会的风云变化和人生实践中，通过对生命的反思和追问而形成的思想形态。通常人们将之归宗于儒家，艾恺也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是梁漱溟从20岁开始便倾心佛学，其出世的境界和态度贯穿和影响了其一生的思想和实践，梁漱溟也称自己为“佛家”。纵观其一生的生命行迹，我们与其断然对其儒家佛家的身份做一个根本的认定，毋宁称其为“佛格中的儒者”。本文通过对梁漱溟出入儒佛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来阐释梁漱溟是怎样“出而不出，不出而出”，从而对其“以佛证儒，以佛融儒”的思想，以及梁漱溟文化哲学和人生实践中儒佛次序的矛盾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

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阐述了其人生思想发生三阶段：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

第一阶段即“近代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即“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受到其父梁济的影响，“以利害得失来说明善恶，认为人生要归于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梁漱溟认为：“此一哲学思维，与西欧边沁、穆勒诸家为近。”梁漱溟认为这是“文人之所误”，当时的读书人大都唯务虚文，不说实话，不做实事，不讲实学。而反观富强的西方讲实学，办实事。所以效法西方求实之效。而“对‘实利’之外的什么‘民族精神’、‘传统文化’这类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话直是厌听。像哲学、艺术等等标志人类精神生活与价值的学科则根本不懂。”

第二阶段是“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梁漱溟慢慢发现西方的富强背后是精神世界的萧条，“他们的帝国横跨世界，他们在奢侈中度日；但他们完全是一群可鄙的吝啬鬼，享受不了他们靠侵略所获得的富有。”功利主义是肯定人的欲望的，有欲望就会有利害得失，由此引起苦乐的判断。他年少时即明白苦乐不在外境，“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而后得出人生基本是苦的结论。

虽然西方科学能理性思考和正确计算，但是不适合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人们知道生命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

所以一切问题都是出于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界，可是许多人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世间一切都是虚妄无实的，又由于种种社会现实不断加深着他的这种感受，甚至使他厌弃人生，两度几取自杀。而后便继而打算出家为僧，“遂由醉心社会主义转而辞职居家潜心探求佛典，渐入佳境而倾向印度佛教出世思想。

第三阶段是中国古时儒家思想。大约1911年至1920年前，都是梁漱溟坚定信奉佛法时，虽然其父在，没有出家，但是已守佛戒茹素不婚。然而生与死、苦与乐这些困惑仍然困扰着梁漱溟。而他在整理其父遗书时发现了《思亲记》，并受其父最后的启示，梁漱溟认识到虽然倾心佛学可以使自己的内心通透清凉，可是“不住涅槃，不舍众生”这种出世而救世的思想，不就是让自己尽最大的可能去改变这个虚妄无实的世界吗？而儒学恰恰是一种“践形尽性”的救世工具，于是梁漱溟把目光转向儒学。

由佛转儒过程中，特别给他以清新感受的是《论语》。全书通体竟然不见一苦字。相反，辟头就出现悦乐字样。如“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以及宋儒之“寻孔颜乐处”，明儒王心斋更作有《乐学歌》，其云：“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学，不学不是乐。”（《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梁漱溟认为“此乐是深造自得之乐，与彼有所得于外之乐迥然两回事，恰为生活上两条脉络”。这体现了儒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随遇而安的心境。

“其后，乐之一字随在而见，语气自然，神情和易，偻指难以计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寻研味。卒之，纠正了过去对于人生某些错误看法，而逐渐有其正确认识。这里梁漱溟自称“纠正了过去对于人生的某些错误看法”是指他过去坚持的实利主义思想，和佛教“人生是苦”的观点在如今看来都有失偏颇。

（二）

然而，“梁漱溟人生实践的逻辑与其文化哲学所提供的世界文化图景是矛盾的。”梁漱溟人生实践的第二阶段为佛学，第三阶段为儒学，是由佛入儒的过程；而其所提出了三种世界文化理念则是以儒学为第二路向，佛学则是第三路向，这是由儒入佛的构想。

为什么梁漱溟认为佛学是第三路向呢？他认为虽然认为佛学“于精神生活方面为特别畸形的发达，精神生活多方面中又为宗教的特别畸形发达，固已昭然背乎人生生活本来路向而驱也”，但是佛学代表着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对人生问题的极限求解，在他看来,印度佛学成为人类世界永恒的必要和最高的境界。

那么这种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依照梁漱溟的文化理论，只有人类获得满足的物质生活(完成第一路向)后，并获得了满意的内心生活（完成第二路向），这样印度人的第三路向才是合适的。而当时中国国内纷乱，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怎么可能是满意的生活呢？二是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佛教是要在生活美满而后才有他的动机”，而目前中国佛教的传播足以歪曲佛教——“只是把佛教弄到鄙劣糊涂为止”。他评论道：“此刻社会上归依佛教的人，其归依的动机很少是无可批评的，其大多数全都是私劣念头。藉着人心理之弱点而收罗信徒简直成为彰明的事。最普通的是乘着世界不好的机会，引逗人出世思想。”三是梁漱溟的儒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佛化了的，是“出而不出，不出而出”的，与文化理念的第二路向有所区别。因此，梁漱溟选择了儒学来尽力于世间事务，成为“佛格中的儒者”。

（三）

儒佛两家同为向内提高自己的学问。然而在修养实践上，儒家则笃于人伦,以孝悌慈和为教,以入世方式尽力于世间一切事务；佛家却必一力静修,弃绝人伦,摒除百事,以出世方式修炼。“在梁氏看来,佛家对生命的了悟与实践修炼方法,均高于儒家。他是立足佛家对儒家进行评判的。如果说,佛家对生命的把握与实践修炼方法是根本性的、彻底的,是一个极点；那么,儒家则是不断地逼近那个极点的过程。”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儒佛两家之学均为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梁漱溟在其《儒佛异同论》中说：“儒佛不相同也，只可言其相通耳。”儒家和佛家关注的都是人自身如何修养的问题，他们都是以人为立足点的，只不过儒家更像是耳提面命式的劝告，期于人“成己”，就是“做人”。而佛家则是远远高于人的立场，超越人而与其对话，期于“成佛”。前者属于世间法，后者则为出世法。“两家之所至，必不同，顾其大方向岂得有异乎？”他将孔子自云：“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和佛家恒言曰：“得大自在”、以及孔门“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训与佛家之教全在“破我法二执”相对比，得出“善学者盖不难于此得其会通焉”。

例如儒佛两家就人的欲望这一问题，其关注角度及处理方式是相通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要求个体存活和繁衍的要求，可以说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儒家所言“卓越乎其身而能为身之主宰”，如果仅仅满足于身体需要，那么人就和动物无异，是暗淡而龌龊的。这一点和佛家出世思想相契合，是因为“人心有自觉能反省而不为身体所掩盖”。梁漱溟也开始意识到了儒学和佛学是有共通之处的，即人不应该纠缠堕陷在欲望之中，而应该超越自己的欲望。梁漱溟认为，他过去所谓的“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的看法，是片面之见，“未尽得其真际”。“苦乐真际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一言以尽之：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世俗之人往往借其外界欲望的得遂而求得生命的流畅，然而高明而有修养的人不假于外而求得生命的流畅。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和佛家都不假于外求生命之流畅，而是向内用功而度一切苦厄。

（四）

尽管梁漱溟认为儒家是世间法，而佛家则属于出世间法，“世间者生灭相续，迁流不已，反之出世间者超脱生灭”。梁漱溟认为出世与入世是两种不可分割的人生态度，有入世就必有出世。如果看其差别，那么“世间与出世间，说隔则其隔何止如万重山”，但就其相通之处而言，“说不隔，则一层纸也不隔”。况且“大乘菩萨不住涅槃不舍众生，留惑润生，乘愿再来，出世间又回到世间，出而不出”无论是儒家的“世间”还是佛家的“出世间”，他们都是为了救拔一切众生，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拿出家的精神去做乡村建设”，可谓达到了“出与不出之间”。他说：“真正的和尚出家……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象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梁漱溟以这种“悲悯”精神来做乡村建设，可以看出他真正将出世和入世精神相结合，是一种对世间“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的现实关怀。

综上所言，在中国社会出现严重危机时，梁漱溟始终以“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的出世情怀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为国家和民族慷慨担当，无私奉献。儒家和佛家思想在梁漱溟那里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他既有出世的智慧，也有入世的态度，二者相互兼容交织成其人生哲学。

【参考文献】

梁漱溟《儒佛异同论》

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究元决疑论》

梁漱溟《佛理》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艾恺《最后的儒家》

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

龚建平《略论梁漱溟人生哲学中的儒佛双重性》

杨孝容《梁漱溟人生哲学的佛教特色》

作者简介：刘垚(1995-01)，山西省太原市人，山西大学初民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缓解东北大学当时紧张的经济状况。

1993年，东北大学恢复校名，张学良受邀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并接受“东北大学名誉校长”的聘书，遥祝东北大学“多育英才，振兴中华”。拳拳之心，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