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经典”的文化本质再思考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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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色经典”的文化本质再思考

王强林班丽梅

王强林班丽梅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摘要:红色经典概念的提出和界定有天生缺陷。“红色经典”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红色文化的精华或精品集成,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当代中国文化改革和文化繁荣事业的核心和灵魂,是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和灵魂。

关键词:红色经典;文化本质;再思考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5-0000-02

“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提出来已有十多年了。中国学界关于“红色经典”的研究不少,探讨也很多,但几乎都还局限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狭隘范围之内。只有极个别的论述涉及到了艺术类作品。在关于“红色经典”的研究论述中,相当多的论述都仅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视角,从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个人崇拜的角度来定位他们所指的“红色经典”,甚而有些个别的学者还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抵触“红色”、否定“红色”,好像一谈“红色”就失去了品位,失去了经典应有的特质,并试图在这样的论述中否定掉“红色经典”的经典地位和经典价值。事实上,“红色经典”所指的精神文化精华类作品集群,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救亡图存的辉煌历程中创造出来的系列优秀精神文化作品,是中华民族在现、当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所拥有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一、“红色经典”概念的提出

“红色经典”概念的提出和再流行,既源出于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关于经典现象的理解和认同,也源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和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人们心灵深处造成的震撼。“红色经典”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十九、二十世纪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相关的革命斗争事业广泛而深入的开展起来之后,特别是在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后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

“红色经典”概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就其“红色经典”概念的提出,至今也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讲,“红色经典”概念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国流行歌曲界。当时一些极富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音乐制作人,基于市场竞争的现实需要“把一些政治上已经过时、但确曾一度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用带有流行歌曲特点的伴奏和唱法重新‘翻唱’,然后制成唱片或磁带出售……‘红色经典’的叫法”[1]就应运而生了。而另一种说法则是这样的,说“红色经典”这个概念也许“最初缘起于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这套‘丛书’重印了20世纪50、60年代包括《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在内的一批长篇小说”[2]。在这个说法中我们发现,“红色经典”概念的提出简直就是仅仅因为当时出版的这一套“文学作品丛书”需要一个主题名称,不知哪位才子突发奇想,就抛出了这样一个“红色经典”概念来对这个文学作品丛书的主题加以标注。这样,“红色经典”这个提法就产生了。

二、当前“红色经典”外延及内涵界定的局限性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红色经典”的外延界定。就此问题的答案,今天一个通常的极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将红色经典定义为一个特殊的文学作品群。其中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将“红色经典”直接定义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3]。第二种说法则认为“‘红色经典’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4],也就是说在这个定义中,“红色经典”是专指二十世纪红色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种历史遗存,这个定义范围比“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自然要宽,但是仍然局限在文学作品的范围之内。此类意见的第三种说法是,红色经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革命斗争为主要叙事与抒情题材,通过勾勒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旨在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特征的新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一类的文学作品……以及《智取威虎山》等被称为‘革命样板戏’的八个戏剧作品”[5]。像这样的意见和说法还有很多,但不管是哪种意见、说法,都仅把“红色经典”界定在红色文学的范畴之内。有些更是站在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把“红色经典”视为特定时代的中国搞个人崇拜的负面之物,在“红色经典”之前加上了“所谓的”三个字。这是极端狭隘的,就是从“红色经典”这个提法的产生源头来看,也显得过于狭隘了。

其次,将优秀的红色艺术作品包含在“红色经典的范畴之内”是一种带有革命性的的拓展,这种拓展有更大的合理性。其中一种观点是说,“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6]。其中明显不仅只是包括文学作品。而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编辑何延峰认为,在理解习惯上,“将‘文化大革命’前,也就是1966年以前创作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带有明显‘革命’色彩的文学艺术作品,称之为‘红色经典’”[7]。这两个概念明确地把艺术作品包括在了“红色经典”之内了。还有一种观点说,“‘红色经典’指的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8]。上述三个提法都从外延上对“红色经典”加以拓宽。将“红色经典”的外延拓展到了文学作品之外,包括了艺术作品这个类别。在这三个意见中,十分明显,“红色经典”包含了其他相关的艺术作品在内。这个倾向十分值得肯定,但仍然还显得有些狭隘。

三、关于“红色经典”的内涵、外延、地位及作用的再思考

如何界定“红色经典”在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回答“红色经典”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关于“红色经典”的其他问题才能得以正确回答。那么界定“红色经典”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线索及依据在哪里呢?在关于经典的定义之中,也在于“红色经典”的代表性上。我们知道,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而根据佛克马等人的定义,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9]。本文作者是认同这一概念的。

如此看来,首先“红色经典”就应该满足经典必须具有的特性,应该是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精品或者精华类产品集成;其次,“红色经典”应该能够全方位的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红色经典”就自然应该能够全方位的反映这个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时代精神,能够揭示和反映这个时代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能够为拥有这个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去指引未来前进的方向、道路,同时能够去振奋拥有这个文化的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红色经典”就应该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红色文化精华或精品类作品集成,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此,“红色经典”就应该不仅仅是指文学作品,更不应该是仅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几部代表性严重不足的文学作品的狭隘概念,也不应该仅仅是指仅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己任的优秀文学和艺术类作品。“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一个继承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社会文化类型的社会价值核心和精华的一种反映和代表性经典类作品。因此,简单来说“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所指,就应该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精华。从更广泛的范围上来讲,它应该是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及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以反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对象和内容的一批特殊的精神文化精华类产品。这批精华类产品中,既有文学、戏剧、诗歌、活报剧、声乐、器乐、美术、摄影、电影、电视,甚而包括园林、广场雕塑、陶瓷、玉石、根艺、建筑、主题公园等等以及其他各门各类的优秀艺术作品;也有以反映包括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革命斗争岁月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重大事件、杰出人物为己任的纪念类优秀精神文化教育产品(像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及相关优秀作品等);还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创作的经得起实践、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系列理论成果精华(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战略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等等学科建设的优秀成果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战略、策略等等方面的非艺术类优秀人文社科精华类作品。

总之,传承红色传统,弘扬民族正气,需要重视、坚持和弘扬“红色经典”;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重视、坚持和弘扬“红色经典”;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提升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信仰文化中的主导和主体地位也需要重视、坚持和弘扬“红色经典”;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仍然还是需要重视、坚持和弘扬“红色经典”。

参考文献:

[1]陈冲.杂谈“红色经典”.文学自由谈,2004,(4).

[2]杨经建,郭君.大众化与“经典化”.浙江社会科学,2006,(4).

[3]王春艳.“红色经典”研究综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4]杨经建.“红色”的经典:对于经典化文学遗产的价值确认.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1).

[5]赵联成.重读红色经典.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6]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0.第55页.

[7]何延峰.解析红色经典.中国电视,2005,(3).

[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07页.

[9][荷]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第36、50、51页.

[10]周娜,王箭飞,袁卫民.红色经典当代教育价值研究综述.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红色经典艺术作品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编号:11JD01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