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辅导员短期专职职业化Universityinstructortobesupposedfrom“theshorttermspecialty”thetrend“theprofessionalism”
JiangYaping
Abstract:Thisarticlethroughworkstheexistencethreequestionstotheuniversityinstructor:Actsastheschoolcommandsystem“themicrophone”,fallsinto“theauthoritytobecorrupt”puzzledthetrap,thebitterexperience“thebodyandmindisexhausted”andsoonthesituationanalyses,proposedtheinstructorworksshouldfrom“theshorttermspecialty”thetrend“theprofessionalism”.
Keywords:InstructorShorttermspecialtyProfessionalism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2-0116-03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要“大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证”,“辅导员按照党委的部署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在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维护高校稳定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1.辅导员工作存在的问题
《大学周刊》为了解辅导员在当今大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向全国二十所高校发放3000份调查问卷,在收回的2659份问卷中有67%的同学认为“辅导员的作用不大,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有25%的同学认为“辅导员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很喜欢他(她)”;还有8%的同学认为“辅导员在起消极作用,我讨厌他(她)。”[1]在高校,与学生接触最多、关系最亲密的应该是辅导员,可是,到底是什么导致辅导员和学生的关系变成“可有可无”呢?这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1.1有些辅导员充当学校指挥系统的“传声器”。马克思曾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运动——所生产的各种一般职能。”[2]指挥系统是组织系统内纵向联系的各级主管及其机构组成的职权体系。这个职权体系是组织系统的组成部分,是贯穿在组织结构中的指挥链,它不是独立于组织系统之外的另一个系统。而信息沟通是指挥系统的基础,指挥依赖于信息沟通。组织内部信息沟通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纵向沟通(上下沟通)、横向沟通(左右沟通)、斜向沟通(不同级层又非上下级沟通)、非正式沟通(以感情为纽带进行的沟通)。而从辅导员的实际工作情况分析,他们是兼有这四类信息沟通方式的一种混合沟通方式,是信息沟通的中心环节。他们要接收学校各行政部门所发出的行政指令,并向几百名学生发布;同时,要收集学生的情况向各主管部门反映,为决策提供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可见辅导员要兼具信息接收器、传声器、缓冲器、传播器和协调器等功能,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许多辅导员仅仅充当传声器功能,这显然和辅导员所处的地位、担负的职责是不相符的。在学生当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学期可以看见辅导员两次,一次是在开学时,另一次是在放假时。”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大部分辅导员和普通学生缺乏交流和沟通却是不争的事实。
1.2有些辅导员陷入“权力腐败”的陷阱。从各高校的辅导员工作职责中,可以发现辅导员拥有五项与学生利益紧密相关的权力。第一,辅导员参与和执行学生奖惩工作。第二,负责做好学生困难补助、奖学金、贷学金,减免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审核和发放工作。第三,做好学生毕业教育、毕业鉴定工作、协助指导毕业生就业工作。第四,负责学生学期学年鉴定和综合测评工作。第五,负责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培养,是关系到学生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关键人物。第六,负责学生干部的选拔、培养和学生骨干队伍的建设工作。从这些工作职责中可以看出,辅导员手中握有学生的三大命脉:一是政治命脉。入党是大部分大学生梦寐以求的愿望,虽然入党的动机各不相同。如果在大学四年中能争取到“党票”,今后的仕途将可能“阳光灿烂”;第二是就业命脉。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要让接收单位在“双向选择”时“一见钟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毕业生的就业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学业成绩、是否是党员、毕业鉴定以及平时所获得的各种证书。证书越多档次越高,就业砝码就越重。第三是经济命脉。在大学生活中,经济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大学实行并轨收费以后,培养一个大学生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一个较为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能获得来自国家、社会、学校的奖学金等各种经济援助,对大学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会起“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辅导员在使用这些权力的过程中会常常出问题,有三种原因导致辅导员的权力滥用、丧失原则:一是来自学校各行政部门“领导”的关系,“打招呼”、递条子,辅导员虽然左右为难,但又不敢得罪,只能充当权力腐败的“马前卒”。二是来自学校老师的各种“关系”,辅导员均为年轻人,有的还要继续求学,对于老师的“招呼”也心怀敬意,“低头不见抬头见”,也许日后自己也有事需要帮忙,不能把“路”堵死,人情关系拖了“后腿”。三是“礼品交易”,平日里有些学生与辅导员走得近一些,逢年过节常会到辅导员家里坐坐,虽然“礼物”不见得多么贵重,但“礼”轻情谊重,“礼”和“情”拖了后腿。
1.3高校辅导员遭遇“身心疲惫”的困惑。面对学生的诸多指责,面对老师的怀疑,辅导员们有苦难言,有多少人理解辅导员遭遇的尴尬?难言之隐只有做过辅导员的人才有“发言权”。
首先是工作强度偏大,在《意见》中明确指出:“专职辅导员总体上按1:200的比例配备,保证每个院(系)的每个年级有一定数量的专职辅导员。”但是,各高校惯例做法一般是每个学院的每个年级配备一名辅导员。每名辅导员的带生数量往往超过200名,有的甚至要带到500名左右,“根本忙不过来”。辅导员“忙”的方式有两种:第一是辅导员职责的全方位。学生的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管理以及学生休闲管理等均属于辅导员。第二,教育难度大。现在学生中独生子女多,个性较强,一年级学生“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新奇”,“什么都要问,什么都想试”;从二年级开始,熟悉了环境的“老生们”,就开始不听“招呼”,突发事件多。白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晚上睡觉后也是“随叫随到”。
其次是精神压力大。辅导员面对几百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责任最大、最担心的是学生的安全。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性、性格、脾气均有差别,再加上个性强,年轻人火气大等因素,学生中争争吵吵甚至大动干戈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辅导员在处理问题时出现偏颇、优柔寡断就会失去“角色”权威,易导致更大的问题发生;如果在学生中出现几个有心理问题的人,那更是火上浇油。辅导员的精神压力还来自学校各行政部门与学生双方,充当“夹心饼”和“受气包”。学校工作布置下来,要在学生中得到贯彻,而学生有时不理解、不配合,常常“吃力不讨好”,两头受气。
最后是前途暗淡。辅导员不是终身职业,“我的未来”在哪里?“转岗”后干什么?如果再从事自己的本专业工作,无疑要比同龄人晚了,“干多少年辅导员,晚多少年起步”。年轻教师可以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一步一步向上攀。而辅导员做了10年,最后只是个有丰富经验的老辅导员而已,原地踏步。
2.对辅导员职业化的思考
2.1从“短期专职”辅导员向职业辅导员转换。目前,高校辅导员工作虽然已走向了转业化,但是由于辅导员工作不是终身职业,严重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能的发挥。在大多数高校,担任辅导员的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虽然有青春的活力、有工作的热情,但是这份工作毕竟不是他们的终身职业,他们也不敢把它作为自己终身的依托。所以,为了自己的未来不得不为“前途”而早作打算。有的辅导员常常花大量的时间复习、考研;而有些高校的辅导员本身是“临时工”,工作两年后,直接读研究生。虽然年轻的辅导员干的很卖力,效果也不错,但这种方式却犯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忌——打断了工作的“连续性”;学生们也因为你两年后就要“走人”而不“怕”你,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年轻的辅导员固然有许多优点,但是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缺乏经验、脾气急躁等,这些都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我们认为高校辅导员应该从“短期专职”向“职业化”方向转变。让那些有志于做学生辅导员工作的人安心从事辅导员工作,不为自己怕“明天”而发愁。同时,为了使辅导员能“安居乐业”,学校可以对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前沿的辅导员实行政策倾斜。只要学校真正重视辅导员工作,就一定有办法吸引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来从事辅导员工作。
2.2辅导员职业化的有益尝试。在教育部下发《意见》规定之后,上海市随即下发了《关于加强上海高校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对辅导员的岗位职责与工作能力进行严格的要求,指定了相关规范。
复旦大学宣传部的一位老师表示,“针对目前辅导员队伍人员非常年轻、流动性强,专职辅导员比例低的状况,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管理经验,复旦大学引入了协会这一创新载体,尝试辅导员职业化。”2005年3月下旬,全国首个高校辅导员协会已在复旦大学成立,120余名辅导员成为协会首批会员。辅导员协会将为校内辅导员提供包括党团建设、沟通技巧、心理咨询、职业策划等专业指导和服务。[3]
上海大学也在尝试“五级聘任”的方式,确立学生辅导员的职称和待遇。该校首创的聘任制,将学生辅导员定为五级,其中三、四、五级分别相当于副教授、正教授、博士导师,所享受的薪酬、待遇也与后者旗鼓相当。[4]
2.3提高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从行为科学的理论角度看,影响力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影响力或强制性影响力,另一类是非权力影响力或自然影响力。权力影响力主要来自于权力和地位,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服从、被动。非权力性影响力主要产生于个人品质、才能、知识、感情等因素,主要建立在崇敬、信服的基础上,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是主动和自愿的,在两种影响力的比较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对学生的心理和行为要比权力性影响力大的多。因此辅导员要充分发挥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作用,这也是新时期、新形势对辅导员提出的新要求。提高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途径有:①向有经验的辅导员学习,尽快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提高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条件。每位辅导员都有自己的长处、优点和拿手“绝活”。虚心学习,吸取周围新辅导员的优长,是尽快提高自身工作能力的捷径。复旦大学成立辅导员协会,并定期开展活动,是辅导员交流经验,分享心得,提高能力的最有效途径。例如,有的辅导员在学生集中学习或开会时,请学生上台演讲,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为改善整个班级集体建设献计献策。这一做法效果非常好。起先,有些学生胆小,不敢上讲台,辅导员就鼓励他们要“向孔雀学习,用一分钟的时间把自己的最美展示给世界”。在连续几个学期的实践中,许多同学都十分真诚地说:“是谁让我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谢谢您!我敬爱的辅导员。”从学生们感激的目光中,辅导员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的沉重,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做辅导员难,做一个合格的辅导员更难”。司马迁曾说过:史学研究的精髓是“究天人之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认为,辅导员工作也要“究工作之规律,融众人之优长,成一己之风格。”②融“育人”于管理之中,是提高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基本要求。许多辅导员有这样一些认识误区,把管理与育人分开。“育人”是思想品德课老师的任务,他们在管理的过程中只注重工作的“效”与“果”,而不涉及“情”与“美”的问题。正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存在,才在辅导员的教育管理过程中普遍产生“两张皮”现象。德育理论中有隐性德育和显性德育之分。所谓隐性德育是指在学校政策、课程计划上并没有明确规定,然而又是学校经验中常规的、有效的一部分。这种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杜威等早期现代教育学家。事实上,学校要完成教书育人的大业,单靠每周两节,仅有一学期的《思想品德》课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包括辅导员在内的广大教师组成“教育群体”对学生施加整体影响。③紧扣学生脉搏,引领时代潮流,洞悉学生心理,在探讨中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是提高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重要过程。“喜新厌旧”听起来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却符合人的审美规律。学生不喜欢“炒剩饭”或“忆苦思甜”。作为辅导员如果不能引领时代潮流就会失去学生应有的信任,也就失去了“灌输”的势能,更不能变自己的“势能”为学生的“动能”。“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辅导员在对学生的教育实践中,应尽可能选用最新、最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进行教育,忌用或少用陈词滥调或老掉牙的案例对学生进行苍白的说教。同时,辅导员要认真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时事分析能力,在教育过程中渗透相关时事热点问题与学生共同探讨。例如,学生普遍关心的是日本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出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抵制“日货”问题等等,学生也一定会与辅导员进行交流、讨论。这就要求辅导员要加强自身学习,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策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程序及安南提出的安理会改革的两种模式,抵制“日货”后的利与弊,如此等等。通过平等讨论,在不违反“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的前提下,激发学生关心时事、参与政治的热情。④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水平,积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的能量是提高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坚实基础。作为辅导员光有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有的年轻辅导员深有体会地说:“当了专职辅导员后,才感到自己只有‘半桶水’,远远不足以去滋润学生干渴的心田。经典作家讲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知识的贫乏,激发自己继续学习、深造,以获取更多知识的欲望。”
在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米德的〈代沟〉中,把文化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后象征文化——未来重复过去,晚辈主要向前辈学习;互象征文化——现在是未来的指导,晚辈和前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以当代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前象征文化——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5]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交叉融合的时代。年轻人雄心壮志,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他们已经开始向“权威”挑战。如果辅导员不加紧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就会失去和年轻学生平等对话的平台。这样,不是你教育他,而是他教育你。辅导员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积蓄“育人”的能量,让学生在受教育时兴趣盎然,只有这样,辅导员才能实践“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的神圣天职!参考文献
[1]焱彦.辅导员还值得信任吗[N].大学生周刊,2005-5-13
[2]马克思.马克思思想论全集[C].
[3]张炯强.高校辅导员尝试走向职业化[N].新民晚报,2005-11-06(10)
[4]焱彦.辅导员还值得信任吗[N].大学生周刊,2005-5-13
[5][美]玛格丽特.代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