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二人转的语言

浅谈二人转的语言

姜涛

二人转是东北地方戏中别具特色的一枝。

语言形象化是二人转语言最大、最突出的特点，用富于形象性的语言来描绘人物与具体事物的形态。二人转形象化的语言描写具体的形象总的可概括为两个方面，描写景物和人物。这两种形象描写都寓鲜明的个性于绘声绘色，声情并茂之中，使观众听后有如临其境、如融其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但是这些形象描写忌抽象的叙述或堆砌华丽辞藻。

正像普列汉诺夫论形象是艺术的特点时说的那样，“……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思想，但是并非抽象的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段论述说明艺术作品表现思想内容时不能用抽象的概念来表现，要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现。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现，要让观众听之有声、视之有物，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于这个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指出：“在自然和生活中没有任何抽象地存在的东西；那里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再现应当尽可能保存被再现的事物的本质；因此艺术的创造应当尽可能减少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在生动的图画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

二人转作品表现思想内容正像上述文学巨匠阐明的那样，无论表现自然景物还是表现人物都是用形象化语言塑造具体形象的，比如《贵客上门》苗大娘看见骑摩托戴的头盔说什么：“戴一顶圆古隆的也不知叫什么帽，就好象扣着一个葫芦瓢”，《金不换》形容男青年的穿戴“火箭鞋好比绞车的绞稚一切两半儿，蛤蟆镜活像两个锯了把的乒乓球拍儿”。以上这是用形象性的语言描绘的具体事物。下面再看描写的人物，如《爱情合同》春英说女儿：“往常她欢蹦乱跳花骨朵样，现如今蔫巴登的像棵干巴葱，一点不水灵！”上述这些形象化的语言，既有具体形象又有东北的地方特色。而表现出来的事物又具有具体可感性和鲜明的生动性。

首先看形象化语言反映在自然事物上的具体可感性。通过形象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把观众带入一种想象的空间艺术境界当中，使观众感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也就是说用形象化的语言描绘逼真形象。由于形象化的语言具有其可感性，它可以在描绘景物时造成一种意境，这种意境是生活、景物与思想、感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是形象化的语言与具体景物的统一。这种意境还可以给欣赏者以想象的余地，当然这些作用要归功于形象化的语言。

如《半夜叫门》写丰收的庄稼有这样一段词儿：“看这边高粱扬睑八分醉儿，看那边稻谷低头盼回门儿，甜疙瘩一股闷劲儿把上身儿拱出地儿，大苞米美滋滋儿地腆着黄肚皮儿。”这段诗化的形象描写，语言运用的既精彩又巧妙，优美形象，像一张五彩缤纷的农民画，红的是高粱，黄的是苞米和稻谷，绿的是大甜菜。特别是那些形象化的语言：把成熟的姿态说成“八分醉儿”、“低头”、“盼回门儿”；把甜菜长势好说成“一股闷劲儿把上身拱出地儿”；成熟的大苞米棒子露在外面说成“美滋滋儿地腆着黄肚皮儿”这些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语言把成熟的庄稼写活了，这些拟人化的手法加之形象的地方语言的描写，使观众陶醉在一个奇妙的意境里，可谓“真中有幻、动中有静，寂处有声，冷处有神，句中有句，味外有味，也是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绝妙好诗。这是真正的富于文采的形象化的二人转语言，听其声如见其物，具体可感。此正是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所赞赏的那样的语言艺术：“真正的语言艺术总是非常纯朴，生动如画，而且几乎是肉体可以感触到的。”

二人转在描写生活场景上更是能让人身临其境，如《红榜招贤》有这样一段唱：“柳叶绿绿柳叶柳叶倒挂，杏花粉粉杏花开满枝丫。青砖砌砌青砖鸡舍鸭架，大院满满大院鸡鸭混杂，翎毛白白翎毛白似瑞雪，鸡冠红红鸡冠红赛梅花”。这些形象化的地方语言，形象地描绘出了新农村的生气勃勃，真好像鸭子满院跩呀跩，“咕咕头”、花老抱；芦花鸡满院乱跑。哏儿嘎叫个不停，特别作者采用的颠倒句子的手法，使这种形象性更加深了一步，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确切地体现出了“艺术是自然和生活的再现”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