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人高适与岑参之异同

边塞诗人高适与岑参之异同

黄丽群

黄丽群（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广东广州501920）

摘要：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边塞诗人。本文拟就高适与岑参的创作风格作一比较，突显其不同的创作特点。

关键词：高适岑参边塞诗岑超高实

全盛时期的唐朝,它的富庶与强大，给予唐代士人精神、性格上的影响是强烈的，极大地拓展了诗人们的视野，激发了诗人们的热情与幻想，为恢宏自豪的诗人性格的生成提供了适合的土壤，高适、岑参应运而生了。

高适、岑参两人都是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俩生活于同一时期，都经历了仕途失意，都到过边疆，都写下了反映边塞生活的诗歌。“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这就是受唐朝鼎盛时期的社会现实所诱发的豪壮之气。受时代的影响，盛唐士人都有强烈入世的精神，在这股积极入世的热潮中，高适高唱“男儿争富贵，劝尔莫迟回”，岑参也慨叹“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可见他们同有入仕之心。尽管如此，他们各自的思想、风格又有很大的差异。

高适执着于功业的追求，除锐意佳作之外，几乎别无他想，思想感情有着浓厚的世俗功利色彩。同时时代又赋予了他自负、自信、注重人格独立、向世务中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气质，他曾大言道：“公候皆我辈”，“屋捐取公卿”。但自信如许的他在现实生活中，在仕途上的追求也并非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由于他的自负，使得他在受挫时发出了“许国不成名”而“还家有惭色”的喟叹，愤慨不平的情绪反映在诗中，便形成了他慷慨悲凉的豪壮之情。在他北游赵燕，游宦无成，失意而归时，他写下了《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逢时事多谬，失铬心弥折。行矣勿重陈，怀君但悉绝。”沉郁苦闷之情溢于笔端，发出了苍凉的悲慨。

岑参则不同，他虽然热衷于功名，但对世间生活的兴趣却是多方面的。他求为世用，同时又有一定旷达、超逸的倾向，较高适更具有个体人格的自立意识。他独立，卓尔不群，直言“儒生直加弦，权贵不须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题材较高适广泛，并有奇、逸的特色，基本上呈现了奇峭俊逸的壮丽风格。

尽管岑参对功名事业的追求也是强烈的，但他在不顺中善于借助他物来排遣，又往往能在排遣中找回自信、乐观。他早年幻想“云霄坐致，青紫俯拾”，但年近三十尚“蹇而无足”，于是仍用“强学以待，知音不无；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激励自己，显其自信与豁达。

高适的边塞诗苍凉郁勃，内容丰富浓厚，多直抒胸臆，主观色彩较浓，于沉郁中见豪迈雄健，“尚质主理”。岑参的边塞诗雄阔奇崛，光彩四射，自成一家，但其诗内容稍嫌不足，多寓情于景，注重对客观事物的描写，尚巧主景。

高适与岑参所作边塞诗中都有对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的颂扬、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但各自的着眼点又有不同。

高适着眼于残酷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写出了战争给士兵带来的痛苦。如《燕歌行》一诗中既写出了“汉家”的身威——“枞金化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又写出了它的失利——“力尽关山未解围”；既写了军中苦乐不均、征人思妇的愁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又突出了士兵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的节操——“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既怨将师的腐败——“身当思遇常轻敌”，而又不否定战争的意义，而是慨叹世无良将，希望名将出师，取得胜利——“君不见省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作者在作品中表露了自己对广大士兵的同情以及良好的祝愿：“李将军”的复出。

岑参则立足于战前、战后的场面和战士的昂扬斗志，表现出自信、乐观的精神。如在《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写到送主帅出征时，不作泛泛的谀颂之词，借渲染大自然的威力来写军队出征时的军威，着力描写“平沙莽莽黄入天”的沙漠、“幕中草檄砚水凝”的奇寒，但这些景又不令人痛苦、畏惧，而是极力突现其震撼心魄的奇伟壮大，给人以壮美之感。写到军事行动时，笔笔不离严寒，气氛庄严，用环境的恶劣来衬托劣境士兵的英勇。全诗给予人的是信心、力量和巨大的英雄气魄，特别是最后三句——“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体现出了无比的自信，也正是盛唐时代的民族自豪感、奋进开拓精神和英雄主义的体现。他是在弘扬朝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他所特有的生活激情。

他们两人着眼点的不同也可以反映出诗人当时看世界的身份、心态的不同。高适是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下着笔的，当时他的心情是悲苦的、萧条的，后来虽又显达，但总是师出无功，使得他的边塞诗有很多是以一颗悲苦、敏感的心去关心人民的疾苦，对世事的关注和思考，是忧国忧民忧己的；而岑参则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洋溢着无比高昂的士气，又忘情于边塞的奇异风光，他更能体现盛唐风貌。他俩可谓是“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除边塞诗，高适、岑参还有赠答、感怀等题材的诗。高适之情沉雄慷慨，岑参之情奔放不羁。情感的差异，导致了抒情形式的不同。

高适的抒情常常是直接抒发，不尚巧构比兴，不追求婉曲凝炼，也很少有大开大阖、跌宕起伏的结构，只采取叙述的方式，依照情感意念的自然形态而平顺严整地如日常对话，如实地倾吐感情，语言朴素、质实，有时简古，有时稚拙，显得真切、厚重、生动。如《送别》一诗：“昨夜离心正郁陶，三更白露西风高。萤飞木落何淅沥，此时梦见西归客。曙钟寥亮三四声，东邻嘶马使人惊。揽衣出户一相送，唯见归云纵复横。”写早晨的钟声、马嘶蓦然惊醒诗人，来不及整装束带，便匆忙“揽衣出户”去送行，并没有深入到心灵深入去表现微妙曲折的心理活动，只在首句点到即止。

而岑参呢，则以大篇幅来描绘山水的雄奇和塞上的风貌，临到末了，才轻笔一点，点出抒发的情感。他在写景时，主体与客体总保持一定的距离，致力于描绘，而不致力于主客体的融合，他的诗是“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如《终南云际精舍寻法登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策雨作贻友人》，通篇写雨中的山色，写石鼓、猴台、瀑布“石鼓有时呜，秦王安在哉？东南云开处，突兀猕猴台。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只在最后以“北瞻长安道，日夕多尘埃。若访张仲蔚，稀门满蒿菜”刹尾，以长安官场的尘嚣与眼前景色对比，表达出诗人对自然的喜爱之情。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既写大雪之美，又反复写雪天的寒冷，以富丽缤纷、颇有生气的景象来引出送别之情，“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以视线的延伸将感情具形化，颇见惆怅之情，韵味深长。

由于高适、岑参的生活态度、生活情趣以及所要反映的内容不同，使得他们的创作手法也就迥然不同了。

高适的生活态度是强烈、执着的入世精神，融汇着人格的自尊和对于才能的自信，努力在业务中体现生命的意义。他的诗雄浑，以写实见长，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苦，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以及《东平遇大水》：“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圣主当深仁，庙堂运良筹。仓廪终尔给，田租应罢收。我心胡郁陶，征旅亦悲愁。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两首诗都是来自于作者真实的所见所闻，以萧瑟、悲苦的景象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于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和同情，对朝政有所议论，并都以慨叹自己空有才略而无从施展作结。从对社会底层的观察中议论政事，并同自身联系，使其用世之心不限于豪言壮语，而具忧虑之心。

岑参是在寻常的景色中，用夸张、想象等手法写出不寻常的发现和感受。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浪漫新奇的语言把雪天写得春意盎然；“竹深喧暮鸟，花缺露春山”、“春云凑深水，秋雨悬空山”，把景色写得清丽、瑰奇。这便是岑参的“好奇”特色，放入诗中，使之热情、奔放、富于想象，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高适是第一位以个人的实际写边塞诗的诗人，他擅长写七言古风，还没有彻底摆脱对乐府旧题的利用；而岑参更善于写七言歌行，他继高适之后，开拓了边塞诗，使边塞诗出现了新面貌。

总之，高适与岑参同为边塞诗人，同有豪壮之风，但岑参的诗更多一些超拔纵放的精神，“岑超高实”四字大体上可以概括他们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1]严羽《沦浪诗话》。

[2]元代陈铎《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