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宏《后汉纪》史评看袁宏对“先王之道”的崇尚

从袁宏《后汉纪》史评看袁宏对“先王之道”的崇尚

李元英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6）

摘要：袁宏的《后汉纪》中共出现以“袁宏曰”引起的史论性材料52则，这些史论或缘人而发，或缘事而发，体现出袁宏思想中对对先王之道的认识，归结起来主要有对礼乐文化的认同，先礼教而后刑罚，重仁义道德，通过谦恭俭素以建立起尊尊亲亲的体制，区别夷夏，重夷夏之防的思想。

关键词：后汉纪；先王之道；崇尚；袁宏

袁宏，东晋人，字彦伯，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关于他的著作，据《晋书•袁宏传》记载，“撰《后汉纪》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耒、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1],本传中附录了他的《三国名臣颂》，并言及做《东征赋》，且有“宏见汉时傅毅做显宗颂，辞甚典雅，乃作颂九章，颂简文之德，上之于孝武。”[2]在这些著作中，《后汉纪》广为流传，并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刘知几在《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3]《四库提要》中称：“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翦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於悦矣。”[4]笔者曾对逯钦立先生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引文出处和频率做过统计，引用范晔《后汉书》1009次，引用《后汉纪》291次，引用荀悦《汉纪》1次，引用刘珍《东观汉记》50次，引用频率仅次于《后汉书》，也足以说明袁氏《后汉纪》在记录后汉历史著作中的重要史料价值。

（一）《后汉纪》的编纂原因、体例及史学思想简介

《后汉纪》在体例上讲属于编年体史书，纪事起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大起义,终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关于《后汉纪》的编纂缘起，在袁宏《后汉纪序》中有所交代：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後汉纪》。其所缀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部《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5]

可见其编《后汉纪》的原因之一是他以前的诸多关于后汉历史的著作多是有所缺略，而且没有次序条理，杂乱无章，错谬有之，异同有之，所以袁宏就想要在这众多史料中别择去取，以编年体的形式使纪事怡然理顺。

袁宏同时对司马迁、班固、荀悦之书的、进行了批驳，认为“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6]认为“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臻明”，又认为“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7]，最后总体来讲左丘明之后的史学著作，“末史区区，注疏而已。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8]

袁宏曾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而笃名教也。”[9]“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10]“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11]“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12]“故观其名迹，相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总结起来就是要贯通古今，扶明义教，弘敷王道，寄托自己的怀抱，重视史事外的遗风余趣。

观诸《后汉纪》之体例，笔者认为袁宏是很赞赏丘明的，他在《自序》中也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13]“故观其名迹，相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14]。所以他在当时纪传体盛行，编年体衰微的情况下选择了编年体的形式，并且效仿《左传》中“君子曰”的形式，在《后汉纪》行文过程中遇到想借此阐发自己的想法时，便用“袁宏曰”来进行评论，这就是所谓的《后汉纪》中的史评。这些史评反映袁宏思想的重要材料，笔者下面即将藉这些史评材料来研究从中体现出的袁宏的思想。

（二）从《后汉纪》史评探析袁宏对先王之道的崇尚

据笔者统计《后汉纪》中共出现“袁宏曰”史评材料52处，或缘人而发，或缘事而发，俱是袁宏思想的集中反映。袁宏的史评中时有出现“先王之道”这样的内容，笔者试图通过对袁宏《后汉纪》中史评材料的分析，来归纳一下袁宏对先王之道的认识。

对先王之道的崇尚，第一，体现在对礼文化的认同上。在对于光武时曹裒父子慨然发愤做礼而遭到尚书张敏劾奏故寝而不行之事，袁宏做了以下论断：

古者民人淳朴，制礼至简，污樽抔饮，可以尽欢于君亲；蒉桴土鼓，可以致敬于鬼神。将之以诚，虽微物而可重，献之由心，虽蒲质而可荐。此盖先王制礼之本也。……夫简朴不足以周务，故备物以致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以成业。此又先王用礼之意也。夫尊卑长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时而变者也。小则凶荒殊典，大则革伏异礼，所以随用合宜，易民视听者也。此又先王变礼之旨也。是故王者之兴，必先制礼，损益随时，然后风教从焉。……后之学者董刘之徒，亦言礼乐之用，而不能详备其制度。夫政治纲纪之礼，哀乐死葬之节，有异于古矣，而言礼者必证于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礼，起而治之，不能纪其得失者，无礼之弊也。曹裒父子慨然发愤，可谓得其时矣。然裒之所撰，多案古式，建用失宜，异于损益之道，所以废而不修也。[15]

袁宏这段文字论及先王的制礼之本在于诚与敬，不在于礼器多么贵重，花样多么繁多，“将之以诚，虽微物而可重，献之由心，虽蒲质而可荐”；同时他又采用辩证的观点论及先王用礼之意，认为礼之致用，不能过于简朴卑素，而应该达到周务致用、崇高礼节的的程度和作用，“夫简朴不足以周务，故备物以致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以成业。”袁宏虽然崇尚古礼，但同时又具有发展的眼光，认为“夫尊卑长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时而变者也。小则凶荒殊典，大则革伏异礼，所以随用合宜，易民视听者也。此又先王变礼之旨也。”，就是说尊卑等级制度不可变更，而器服可以与时俱进，随时损益，然后教化才能推行下去。他在肯定曹裒父子制礼的同时，又指出他们制作的礼废而不修的原因是“多案古式，建用失宜，异于损益之道”，认为他们没有领会到先王变礼之旨。

除了从正面对先王治礼，用礼，变礼的之旨进行阐发外，袁宏还通过评论东汉帝王的合礼或是不合礼行为来规诫当世君主，比如对东汉孝明皇帝时“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始服冕佩玉。礼毕，登〔灵〕（云）台〔一〕，观云物。”[16]和官冕衣裳、珮玉乘舆依《周官》《礼记》制度之事，他评论道：

后之圣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为。故因而作制，为之节文，始自衣裳，至于车服、栋宇、垣墙，各有品数，明其制度，尽其器用，备物而不以为奢，适务而不以为俭。大典既载，陈于天下，后嗣因循，守其成法。故上无异事，下无移业，先王之道也。末世之主，行其淫志，耻基堂之不广，必壮大以开宫；恨衣裳之不丽，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厌其高，玄黄而未尽其饰。于是民力殚尽，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17]

袁宏在这里首先指出现先王治礼作乐的原因是民皆有所欲为，必须通过对衣裳、车服，栋宇、垣墙、器用申明制度，使人明其品数，为之节文，然后颁行天下，使后世因循，才能达到上无异事、下无移业的效果。他批判末世之主大兴土木，服章极尽雕饰，使民生凋敝，然后规谏当世之主，营建务求适度适中，这样才能成为有道之主，才能国祚绵长。

第二，对先王之道的崇尚，还体现在对乐文化的认同上，乐与礼一样都是先王治国的手段，《礼记·乐记》中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18]又“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月之方也”[19]，礼与乐的作用是互为表里的，《礼记·乐记》曰：“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20]袁宏在东汉孝明皇帝记中，针对“冬十月，有事于世祖庙，初献大武之舞，改太乐〔曰予〕〔一〕。”这件事，他评论道：

袁宏曰：乐之为用，有自来矣。大章、箫韶于唐虞〔一〕，韶濩、大武于殷周〔二〕，所以殷荐上帝，飨祀宗庙，陈之朝廷，以穆人伦，古之道也。末世制作，不达音声之本，感物乖化，失序乎情性之宜。故虽钟鼓不足以动天地，金石不足以感人神。因轻音声之用，以忽感导之方，岂不惑乎？……夫音声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一〕；知欲不可绝，故因以致杀〔二〕。故为可奉之礼，制可遵之声也〔三〕。口不尽味，耳不极音〔四〕，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五〕，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六〕，亦所以结忠信，着不迁也。故乡教庠序，革不修之〔七〕，使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旄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其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行焉。于是言语之节，音声之度，揖让之宜〔八〕，动止之致，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士庶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此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以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九〕，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十〕。[21]

袁宏在这里首先说明了乐文化的源头始自唐虞时期的大章、箫韶之乐，然后先王作乐的目的是“殷荐上帝，飨祀宗庙，陈之朝廷，以穆人伦”，接着说明末世之主，不达音声感导之方，因而轻视音声之用。故《礼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妨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22]又“凡音，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作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23]然后他又说明古人作乐的原因：“夫音声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一〕；知欲不可绝，故因以致杀〔二〕。故为可奉之礼，制可遵之声也〔三〕。”，认为作乐是为了抑制人不可放恣的情与欲，而助长人的忠信之心。

袁宏还阐发了先王用乐之意，一是从其教化人民的作用说，“于是言语之节，音声之度，揖让之宜〔八〕，动止之致，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士庶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此先王用乐之意也。”，即是说要通过乐与礼的结合，使人们放纵的情与心反诸正道，从善日新。故用之于乡邑，用之于邦国；二是从对统治者通过观夫民风以了解为政得失来阐发，“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以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九〕，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十〕。”认为先王作乐的用意是通过观闻采自民间的民歌民谣民俗，以了解为政的得失与治乱。故《礼记》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24]

第三，袁宏对先王之道的崇尚，还体现在其对德与义，德与刑，礼与刑的看法上。他在光武帝于更始道未尽时建立建武年号之事下做出评论说：

夫崇长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恶乱，万物之心也。推仁则道足者宜君，恶乱则兼济者必王。故上古之世，民心纯朴，唯贤是授，揖让而治，此盖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爱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爱敬，则亲疏尊卑之义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怀旧之节着焉。有尊有亲，则名器崇矣；有本有旧，则风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继体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于物性，君以义立者也。然则立君之道，唯德与义，一民之心，莫大于斯。先王所以维持天下，同民之极，陈之千载，不易之道。[25]

他认为君因有德与义而立，推长崇仁是自然之理，上古帝王皆是因为有德而立，挑选有德之人作为众人的元首，是合乎天理合乎自然的；中古之世，帝王是因有性情中本有的爱敬忠信的品质而立，他把爱敬忠信的品质称之为义。最后又总结说：然则立君之道，维德与义，一民之心，莫大于斯。先王所以维持天下，同民之极，陈之千载，不易之道。”虽然他将立君王说成是自然的天理，有些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意味，然称德与义，仍是对先王之道的继承。

对于礼与刑的关系，袁宏认为应该秉承先王之教，先以礼化其心，其心不化，然后再加以刑辟。

古之哲王，知治化本于天理，陶和在于物类。故导之德礼，威以刑戮，使赏必当功，罚必有罪，然后天地群生，穆然文泰。[26]

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礼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后加以刑辟。……夫杀人者死，而大辟可以惩未杀，不能使天下无杀。伤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有黥劓可以惧未刑，不能使天下无刑也。故将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礼。夫罪过彰着，然后入于刑辟，是将杀人者不必〔死，欲伤人者不必〕刑也〔七〕。纵而不〔化〕（死）〔八〕，则陷于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于不可移之〔地〕（也）〔九〕。礼教则不然。明其善恶，所以潜劝其情，消于未〔杀〕（然）也〔十〕；示以耻辱，所以内化其心，治之未伤也。故过微而不至于着，罪薄而不及于刑也……苟不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陷刑网，求世休和，焉可得哉！[27]

这两段材料的主旨皆在于治国要以礼教与刑法并重，礼教不行，再加刑戮。袁宏认为先王治国是“先以德礼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后加以刑辟”，他比较了礼教与刑辟的不同之处，认为让杀人者死，但不可以使天下无杀，伤人者刑，然不可使天下无刑；但是礼教却可以潜在地劝化人心，示以荣辱，治愈于未伤之时。如果专任刑罚，则会使民无所措手足。这也是对先王礼教的阐发。

第四，袁宏对先王之道的崇尚，亦体现在认可通过谦恭简让实现尊尊、亲亲的关系，使物类各安其分，而不强迫物情。他对章帝尊礼父兄这件事进行评论：

古之圣人，惧其如此，故明俭素之道，显谦恭之义，使富者不极其欲，贵者不博其高，里老且犹矜爱，而况兄弟乎？朝会以叙其仪，燕享以笃其亲，聘问以通其意，玉帛以将其心，故欲不满而和爱生，情意交而恩义着也。呜呼！有国有家者，可不亲乎？”[28]

袁宏认为章帝虽然身为帝王，依旧讲谦恭之道，重友于之情，君贤，臣忠，兄友，弟恭，虽比之于三代先王之行，亦不为过。章帝虽贵为天子，以身作则，亲爱兄弟，使宗族更加亲善，由此家可以齐；家齐，诸王更加尊敬章帝，章帝的地位也愈加尊贵，然后各安其分，上不侵下，下不逾制，由是可以国治而天下平。

第五，袁宏思想中的先王之道，还体现在重夷夏之防上。他对于孝明帝时徙西羌于三辅这件事批评激烈：

先王知其如此，故分其内外，阻以山川，戎狄蛮夷，即而序之〔一〕。夫中国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礼陶铸，为日久矣。有一士一民，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类〔二〕。今承而内之，以乱大伦，违天地之性，错圣人之化，不亦弊乎！昔伊川之祭，其礼先亡，识者观之，知其必戎〔三〕。况西戎、北狄，杂居华土。呜呼！六夷之有中国，其渐久矣。[29]

先王对于夷狄的态度，按照《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30]蛮夷之国是离国都三千五百里至四千里之外的地方，而没有将其徙入内地。袁宏认为中国与四夷殊类，华裔杂处，是乱大论，违背天地之性，所以他甚至说“六夷之有中国，其渐久矣。”所以重夷夏之防也算是先王的政策。

（三）结语

袁宏的《后汉纪》是在范晔的《后汉书》之前出现的一部有关后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而且在某些史料的记载上比范晔的《后汉书》还要详细一点。其更有价值的部分还在于他仿照《左传》的体例做了史学评论，这些史学评论中包含着袁宏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一）贯通古今。（二）扶明义教，弘敷王道.（三）寄托自己的怀抱，重视史事外的遗风余趣。除了史学思想之外，笔者从其评论中体察到他对“先王之道”的崇尚，归结起来主要是袁宏对礼乐文化的认同，先礼教而后刑罚的思想，重仁义道德的思想，通过谦恭俭素而建立起尊尊亲亲体制的思想，区别夷夏，重夷夏之防的思想。当然《后汉纪》中也存在不少需要纠正的地方，期待学者能在《后汉纪》研究上做出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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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袁宏.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上卷第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220.

[29]袁宏.后汉纪·孝明皇帝纪上卷第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65.

[30]杨天宇.周礼译注·夏官·职方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85.

作者简介：李元英，女，汉族，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美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