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奕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100088
摘要:文化研究领域中,以“生态主义”为出发点的文艺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这既是一场跨学科综合实践的理论创新,又是涵盖了在自然环境和人类精神两种生态空间里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对此的反思。当作为艺术作品的视觉影像开始关注生态问题、揭示恶果并反思其过失的时候,正是视觉影像透过生态文化表达做出的警示,对正在肆无忌惮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本论文以内容分析法为主,研究的目的正是透过视觉影像的生态文化表达,揭示自然环境和人类精神两种生态问题所造成的恶果,以及其中人文主义式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主义;视觉影像
作者简介:王佳奕,女,(1991年10月-),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文化创意。
正文:
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领域中涌现了一种新的跨学科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这是在“理论生产缓慢期”之后掀起的新一轮学术浪潮,即“生态理论与生态批评”。这个原本来自生态学的专业学术名词,被嵌置于文化研究的宏观范畴内,并以新的视角和立场审视着自然界和社会实在界的双重空间。
毫无疑问的是,它某种程度吻合着当代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恶果的重要议题:一种源自于自然生态面临被破坏的重重威胁;一种源自威胁制造者的人类的精神生态匮乏与危机性。这两方面的恶果揭示了生态问题,然而当它们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后,不论哪种形式风格的艺术作品,其价值意义的情感抒发与理性表达都被融汇在内容里。当我们从层出不穷的视觉影像、纪录片以及电影影像中看到越来越多和生态主义相关的内容时,也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人文价值背后所隐藏的危机,以及带来的警示作用。
一、理论的源起
上述的双重威胁,构成了生态主义存于文化研究范围的两个层面。作为一种警示,生态文化运用而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是威廉▪罗伊科特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一种将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和环境问题提升至主体性地位的研究,除了强调一切作为文学作品内容中的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之外,也用以“生态哲学”做以批判的尝试。即,人们不仅仅拘于流于表面的物质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冲突。这是一种“把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
借以生态文化的立场和理论为视觉影像作为基本支撑点的本质意义,进一步的说,其警示性似乎更接近于“反思性现代性”(reflexivemodernization)的观点。此观点来自于当代社会理论学界瑞秋▪卡逊---乌尔里希▪贝克的担忧,即:“即使是这个世界上的特权阶级也栖身于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其危险程度无法预料,计算和控制,也很难逃避”。
当生态文化成为反思和警示成为视觉影像丰富的符码指涉的时候,正是实现了由肌理到本质的阐释。银幕神话的审美感知和逻辑思维通过视觉影像、纪录片以及电影影像建构起,并成为发挥生态文化再合适不过的重要场域。
二、自然环境生态威胁的警示
源自于自然生态面临被破坏的重重威胁在视觉影像中处处可见。纪录片包括例如《海豚湾》、《地球公民》、《地球脉动》、《海洋》、《难以忽视的真相》、《家园》、《看见台湾》等等;亦包括了BBC和国家地理频道等在内多家媒体拍摄制作的与环境保护与生态危机有关纪录片、专题片上千余部以真实的画面为主,用强烈视觉冲击表现自然生态受到威胁的影像。
人类对于自然与环境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流于世俗的消费社会。从成千上百的视觉影像中可以清晰的意识到,生态主义以及生态文化是一种“从有到无”的过渡,在过渡中人类逐渐意识到形势的危机,以及强烈的二元对立和反差。而这正是属于视觉影像通过生态文化表达对于自然生态危机的强烈反映。
一般情况下,这些被称之为“环保主义”题材的纪录片或者电影,都是将自然生态问题最直接的呈现,它们似乎成为了一种由人类肆无忌惮恶意后果造成的因果报应。不论是海洋、土地、山川、河湖、动植物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甚至是整个银河系和宇宙,无处不遭受毁灭性危机。一些视觉影像源自于本质的真实,是“实在界”里坚不可摧的自然痼疾,被摧毁的大自然被践踏、被蹂躏的真实面貌;有些视觉影像(例如电影)就常常将灾难性和科幻性的元素融进其中,例如《未来水世界》、《后天》、《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哥拉斯》等等。
姑且不去探究发生在未来,或者带着科幻和灾难性的情景框定,但是且说其中人类的遭遇,正是曾经毫不留情吞噬自然的报应。自然环境遭受到破坏,生态圈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既是对人类毫无节制造成破坏和毁灭的惩罚;又是在此般生存体验中形成的警示:自然生态受到威胁,它所告诫的正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导致的世界性悲剧,若是不加以控制,自然生态反作用于人类的灾难很可能比视觉影像所纪录的场景更具有毁灭性。
三、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的警示
源自威胁制造者的人类的精神生态匮乏与危机性,作为视觉影像表达生态文化的第二个维度。追求人本身的精神生态平衡一直是人类的愿望,不论是中国古代的老庄,还是西方世界19世纪著名的自然主义,人类历史的发展始终将思想和精神作为追求的最佳境地。然而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的社会正在进行着各领域的变革,并被变革的洪流所裹挟。变革中的毒瘤,比例现代化的消费模式、审美认知、现代社会的制度正逐渐成为人类本真精神世界的杀手。当社会家提出在21世纪,人类需要返璞归真、需要回归自然“LessandMore”的简单生活时,我们就应该清晰的意识到精神生态的匮乏和危机的严重程度。
在视觉影像中,对此严重程度的表现通常总是选择适当运用技巧和观念来反映。显而易见的例子,比如2014年获得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大奖的《看见台湾》。它采取的技巧是作为台湾首部全程航拍纪录,以“上帝视角”宏观观看每一处人文、历史和自然。但是,这仅仅是视觉影像的表层符码。影像讲求视觉感,就是讲求镜头的考究,既有内容的丰腴,又不缺乏形式的手段。因此,我视觉影像呈现出了从陆地生态系统到水域生态系统的种种景观,镜头里考究着形状、色彩、规模和布局,让台湾岛屿的美丽和哀愁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倘若仅仅关注它的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技巧源自的是观念——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方才是导致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根本原因。这大概是这部纪录片的潜在控诉,控诉人类肆无忌惮的破坏力以及不加节制的破坏力。
如果将其他种种的视觉影像所反映的人类精神生态危机问题,再度置身于现实语境中,则必然面对以下几个问题,典型的例子如下: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文明是否遭遇或者正在遭遇置身于困境的挣扎。这种困境或许是和人类生存的社会制度、政治权利统治体系、知识结构体系密不可分;或许经济资本、科技力量等等的侵占和霸权;正是由于这些,才导致人类精神的局限、禁锢、束缚,才有了迫切追究精神生态平衡的渴望。
其次,面对的问题或许来自于个体自身对于精神生态的反思,一种向内性、一种消解感。它们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为生态文化本身的目的做了有效的提示。因为生态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持续性,从“生态学”到“深生态”,理论上的建树将“生态中心平等原则”和“自我实现原则”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无可替代的内在价值。
这两个层面的反思性问题将生态危机和人文主义发展的相互结合看作是必要的设想。故而人类精神生态的问题变成了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构成成分,当视觉影像的符码再度阐释时,便有了更为明晰的目标,也更具有话语份量。
四、小结
综上所述,视觉影像的生态文化表达,被看作是文化研究领域内所开展的一场综合性实践。视觉影像的聚焦点,不仅仅是实在界全体地球公民,而是它们隶属于自然生态的整体格局里,这里带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告诫。当我们透过视觉影像表层符码,看到其深层指涉的时候,这种告诫便升级成对于危机的警示,重视人类精神生态的必要性。
我们生存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视觉影像强有力的讲它们一一剖出,让生态议题在文化研究的领域里大展宏图,成为关切到我们每一个个体以及世界乃至宇宙的共同命运,并走出一条未来生态文化研究的可持续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P477
[2]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p6.
[3]Beck,Ulrich,AnthonyGiddens,andScottLash1994.ReflexiveModernization:Politics,TraditionandAeatheticsintheModernSocialOrder.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