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下:阿姆斯特丹的发展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对比分析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3-06-16
/ 2

金融创新下:阿姆斯特丹的发展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对比分析

曹钟天

曹钟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摘要】总所周知,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促使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十七世纪国际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将金融创新完美地运用在经济发展领域,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中国票号发展到高峰是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时在金融创新方面做的巨大突破而形成的,成为20世纪之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当今广泛运用到银行汇票的密押制度和“标期”信用制度的创设和运用起源于山西票号。但是,山西票号并没有发展的更为强大,山西也不像阿姆斯特丹那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没落,退出市场。就此,虽两者相差大约两个世纪,但是与阿姆斯特丹相比,导致山西在票号如此盛行之时没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综述、文章中所作研究表明,山西票号的兴起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分析。降低“非人情化交易”的费用,降低信息搜寻费用,降低融资费用,资本迅速积累,经验支持,高效管理和利润支持是其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日升昌作为最著名的山西票号,其发展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在文献综述中,分析具体分析了金融创新对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但均没有论述对比过山西票号与阿姆斯特丹发展。由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首先分析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其次针对形成过程,从各方面总结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接着针对山西票号的发展过程与阿姆斯特丹经济的发展做一个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为何山西在票号钱庄发展到顶峰时期为何没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关键词】阿姆斯特丹;山西票号;荷兰贸易

一、阿姆斯特丹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

荷兰在独立之前,与西班牙的贸易是荷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尼德兰革命之后。荷兰人决定靠自己去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

刚开始的荷兰海上贸易资金不足,贸易公司规模较小。海上贸易公司物理单独承担海上贸易的风险,而且进行海上贸易需要大量的资金。为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荷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聚拢资金,为荷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其后成立了第一家有组织的证券交易市场——阿姆斯特丹交易所。

1590年~1609年,荷兰的商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扩大到地中海、远东和波罗的海等地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各地铸币汇集于此,为解决铸币不统一的问题,1609年荷兰迅速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由于商品交易量巨大,交易次数繁多,这就使得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了一种允许多方面扩大结账的汇票体系,为信用票据提供了有效的票据交换所,阿姆斯特丹银行已成为第一个国际票据清算中心。这一优势一直维持到1710年,它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能够办理国际清算的近代银行。

此时的阿姆斯特丹以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通过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聚集度和辐射力,扩展和提供了金融中心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它控制了欧洲与东方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海上贸易,甚至英国与其殖民地间的商品也由荷兰商船运输,并且实行贸易垄断的措施。

二、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分析

荷兰独立战争后,立法行政机构和对外政策等不断地完善,为荷兰今后霸权的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年间,荷兰的经济贸易迅速壮大,动摇西班牙地位,成就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17世纪初期,荷兰拥有全欧商船吨位是英国的4-5倍,法国的7倍。不仅如此,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阿姆斯特丹能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归因如下:

(一)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海上贸易

作为荷兰的重要经济重镇,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阿姆斯特丹,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成为欧洲最大的商港,其转口贸易与航运位居欧洲之冠。阿姆斯特丹很快就成为贸易通道,存储最多货物,将其散入世界各地。

(二)积极宽松自由的贸易政策扶植

1581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享有独立主权的荷兰共和国从此出现在欧洲的版图上。尼德兰革命胜利以后,实行宗教宽容和解政策。各阶层、各教派的群众团结在统一的旗帜下,避免冲突,保证了荷兰国内有一个和平、团结、安定的环境。1686年法国大肆迫害胡格诺教徒,法国大批信奉新教的工业家带着技术、资金来到荷兰。荷兰政府为了给他们方便,鼓励工业发展,废除了城市的行会条例,使荷兰的丝织手工工场得到迅速的发展。

(三)科技技术的发展和运营机制的创新

为了发展和扩大自己的海上贸易,提供技术支持,荷兰大力发展航运和造船业,荷兰当时所造之船,技术领先,工艺先进,生产合理,成本低廉,在各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17世纪中期,荷兰人的商船数约占全世界商船数二分之一强。造船技术外,荷兰麻织业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远胜于其他国家。

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和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的出现是荷兰强大的重要因素。东印度公司解决了荷兰在远洋航行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聚拢闲散资金,成为对外扩张资本。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一家有组织的证券交易市场,新型资本流转体制,标志着金融市场的形成。除此之外,操纵股市的技术,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成立都将阿姆斯特丹一步步推向世界贸易霸主的地位。

三、中国票号发展与荷兰贸易发展比较及分析

(一)山西票号发展史

票号源于山西,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两帮涉及广泛,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以日升昌为代表,它的创立,使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促进了清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其创业和业务大发展阶段,它所具有的开创性,先进性,科学性,广泛性,分号迅速扩张,遍布全国20多个重要商埠和重镇码头。其鼎盛时期,设立的分号曾达35个之多,同时与外国来华设立的银行,经常发生业务往来,取得了名扬九州,享誉世界的辉煌业绩。

然而,山西票号在昌盛过后,并没有将山西推到金融中心的霸主地位,而是逐渐没落。由于票号经营遇上危机,这种危机是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相联系的,以及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票号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山西票号没有针对形式的变化,再次进行金融创新挽救局势。最终,山西票号退出历史舞台,山西的辉煌就此结束。

(二)山西票号与荷兰贸易对比及未能发展成金融中心的原因

(1)中国票号起源于山西,并且围绕山西进行扩大发展。而山西的地形没有优势,没有处在国内贸易中心。在山西建立自己的总部,远离金融贸易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不仅如此,由于缺少海上贸易的发展,导致对外贸易过少而丧失扩大发展的机会。山西票号的核心是山西票号之汇划制度,以山西省老家的乡镇和县城作为中心。这种核算,不止书面账目需要平衡,收支盈余还要以现银结算。虽然山西票号是全国经营,但各分号的核算还是在山西。稳定的核算制度使山西成为银行中的银行。当北京是全国白银的积聚中心时,山西有明显的地理优势,使其得到发展。然而,当沿海贸易兴起时,白银流向上海,银行中心也随之而转移。从清末开始,上海的钱庄为以上海为据点的贸易提供了汇划核算。辛亥革命后,北京调节税收作用被取缔,山西作为银行中心的作用就随之下降。

而荷兰正是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范围,触及到各大洲,疯狂地赚取资金,逐步成就自己的霸主地位。

(2)山西票号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逐步被国外银行等取代。票号是家庭式企业,而现代化则是应法律的根据而诞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家庭式资本来源依赖个人的信用。现代化集资方式,赋予投资者法定的权利,给投资者权利保证。投资人不仅局限于亲朋好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银行通过国家的支持,按照这样的方式而建设的,在财力上远远超过任何山西票号。银行不仅可以发行股票,还可通过国债来发放钞票。在这方面,山西票号也没有竞争的条件。而荷兰在面临瓶颈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资金流转体制,为贸易发展提供保证。货币资金是金融中心的核心金融资源。地理大发现后,大量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欧洲。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欧洲大部分资金都流入这个城市,这里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

(3)票号没有自己的实体经济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中国整体经济没有稳固提高。再加上外地侵入和没有好的政策扶植,票号逐渐走向没落。而荷兰在发展海上贸易的同时,国内积极发展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创造出领先于别国的商品,巩固霸主地位。

五、总结

纵观阿姆斯特丹与山西的发展,两者的成功之处均在于运用了金融创新,积极顺应当时的经济发展背景,创造性的提出适合当前发展的新举措,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然而在面临瓶颈的情况下,显然荷兰人做出了更具创造的举措,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等,使阿姆斯特丹度过难关,顺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山西票号由于其学徒制度的影响及在其后的发展过于保守,缺乏创新,最终被银行等其他机构代替,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虽然阿姆斯特丹也没能一直保持住世界霸主的地位,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它曾经的辉煌给与我们很多思考。两者相差两个世纪,但是金融创新造就了两个的成功。

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吸取阿姆斯特丹成功的经验及思想和山西票号没落的教训,以历史作为我们警醒。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一定能够建立更加完善的国际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1]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出版社,2011年

[2]徐子健,何建雄,《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

[3]余治国,《世界金融》,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

[4]杨世海,《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5]高鹤,《中国金融家》,中国金融家杂志社,2003年

[6]余秀荣,《金融经济》,金融经济杂志社,2012年

[7]文/K.哥特·罗文霍斯特,《中国市场》2010年33期

[8]俞骏,《生产力研究》,生产力研究杂志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