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关系

再谈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关系

邱捷

摘要：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杜凤治日记晚清广州官、绅、民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6-0003-08

浙江山阴人杜凤治，同治、光绪年间曾在广东历任广宁知县、四会知县、南海知县、罗定知州等缺，他留下了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笔者曾利用这部日记写了几篇文章。①杜凤治两次任省城所在的南海县知县共5年多，在任其他地方州县官时也常因公私事务到省城，他来粤后续弦生子，在广州②有住宅，所以，其日记对当时广州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广州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可谓尽人皆知，但关于近代广州城市变迁史的细致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而对研究社会生活而言，详细的日记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笔者利用这部日记，对同治、光绪年间广州官、绅、民关系的若干侧面作些探讨。

一、广州的官员群体

一个清朝官员如果处在实缺的位置而又是文官的话，基本上是在城镇办公和居住；不过，官员阶层或群体在州县所在的城镇和省城就大不相同。以杜凤治为例，他在广宁、四会、罗定任职时，同城的官员寥寥可数，但在广东省城，同城的官员就有上至督抚、学政、藩臬，中间运司、粮道、广府，下至南海、番禺两知县，还有府县学的学官，再有各衙署的佐杂官、首领官；此外，还有将军、副都统以下的旗营官员，督标、抚标、广协的绿营武官和粤海关的官员等等。在省城候缺、候补的官员虽与实缺官员有别，但他们之间互相流动是常态，而且一些候缺、候补官员被委派了各种名义上是临时、实际上已成常设机构的“差事”。这些官员形成处于省城居住者顶端的群体，主导了整个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从晚清的广州地图可以清楚看出，上述官员的衙署，都集中在内城中心狭小的地段内，③只有粤海关署在外城。广州老城不仅有日开夜闭的城门，而且各条石板铺成迷宫似的街道也多有日开夜闭的街闸，无论实缺还是候补、候缺官员，为公务、交往的方便，只能选择住在城内。杜凤治在离督、抚、藩衙署很近的豪贤街设立了自己的公馆。官员及他们的幕客、随从等人，大部分时

①《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所—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见》，《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②当时一般不称“广州”或“广州城”而称“省城”，但本文为叙述方便，很多地方用日后的说法。

③这些衙署的所在地基本在今日广州越秀区的中心，东起大东门，西至海珠路，南起文明路，北至东风路。两广总督署原在新城靖海门内的卖麻街，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法联军烧毁，同治初年在内城司后街建立了新督署。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广州历史地图精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89页。

间都在内城狭小的空间中活动。较之全城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居民，官员的圈子并不大，他们都是外省人，而当时广州人能听说官话者不多。杜凤治的日记很少有与省城当地普通居民交往的记载，他在省城绅商中也没有结交多少朋友，续弦夫人陶氏是居住于广州的浙江人，杜凤治与之交往者主要是官员、幕客以及来粤的亲友、同乡。

督抚、司道、广府等高中级官员，通过衙门期和临时召见的方式接见下属处理公务。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只要人在省城，就不停地奔趋于这些直接间接的上司之间。

关于省城各级官员的权责以及他们的公务活动，祭祀、拜会等礼仪，各种会要、则例等政书都有记载。一些在粤任职的封疆大吏如林则徐、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奏稿、书信、日记也写了他们在粤执行公务的情况，杜凤治日记则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如杜凤治详细地记载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省城的各级官员到白云山取水祈雨的过程，于此可见当时广东官员上下的迷信，也反映了民间的一些风俗。[1]（第14册，P30、31、33、35、38、43-50）日记有很多杜凤治本人拜客的记载，一个半个时辰内拜很多家是常事，有些只是“飞片”拜客（留下名刺而不进屋），这种拜客方式是官员们保持联络的一种简便方式。日记还记录了一次广州府官员抵制为广州将军站班的事：高级上司有重大活动，下级官员要按照品级排列站立迎送。同治十年，广州将军长善因公赴虎门，但广州知府冯端本以下一干中下级官员以无旧例为理由拒绝站班。按照清朝典制，驻防将军地位略高于总督（但其时粤督瑞麟兼大学士，地位则高于将军），长善认为广州的官员看不起自己，很生气，致函总督瑞麟质问，但瑞麟和按察使孙铸都认为各官没有做错。[1]（第13册，P392、394、403、407、408）布政使俊达平时也不怎么把将军放在眼里，反倒是将军不敢得罪俊达（因其在京城有后台）。[1]（第14册，P554-555页）杜凤治在日记中提及长善，也没有多少敬重的话。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被平定以后，各大城市满洲驻防官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作为官员，及时取得官场信息自然比一般居民更急迫。京报、辕门抄、红单（似系临时印行类似今天号外的官场新消息）、私人通信以及新闻纸、电报，都是省城官员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官员之间说话有时也百无禁忌，与今人意想中等级森严、谨言慎行的清朝官场规矩大相径庭。如巡抚张兆栋对杜凤治谈论过总督瑞麟纳贿委缺，批评布政使俊达过于逢迎总督，甚至同杜讨论总督小夫人亲属纳贿委缺的事。[1]（第15册，P33、302）同治十二年，新到任的学政章鋆主动告诉杜，瑞麟在京中声名不佳，杜便追问京中人议论什么，章鋆说无非是索贿的事。[1]（第15册，P284）杜凤治在日记多次记载同总督、藩台、粮道、知府等上司议论其他高级官员的事，他与同知、通判、州县官这些同级官员之间议论甚至破口大骂上司的情况更多。想来这也是省城官员互通信息、互表信任的一种方式。杜凤治常常把很秘密的信息记入日记，如杜探知总督对自己大计原先的考语以及后来的变化（其时还没有出奏），又得知有人想巴结总督以钻营接任南海知县。[1]（第13册，P535、602）日记也提到他在督署内有信息渠道，如同在京城一样，广州的山西票号的消息也十分灵通：“西号放债，一有风声即截止不借”；当官场高层有变动的传言时，通常以票号的消息来判断其可靠性。[1]（第14册，P204）

众所周知，清朝官员法定的俸禄、养廉，不仅不能维持官员高水准的生活，甚至连维持起码的公务活动也不可能（如杜凤治本人的俸禄、养廉还不够支付一个主要幕客的修束），省城高中级官员本人和依附他们人员的收入，以及公务用度，很大程度来自直接搜刮百姓的“亲民之官”的奉献。广东省城附郭县南海、番禺知县，必须保证城中各高官衙署的需要。日记透露，省城办差，南海承担六成、番禺四成。同治十一年，杜凤治为上司衙署的支出是：督署11114两（门包在内，送礼在外）、抚署3445两、臬署1355两、藩署823两、粮署265两、府署460两、学署825两、将军署113两。[1]（第14册，P451）这只是“正常”的支出，如果有新的上司到任，支出就大得多。同治十年，刘长佑来任粤抚，重修衙署、购买署中物件用了4400两，两县要垫赔1400两，两个月后刘调任，杜凤治为新巡抚张兆栋筹备署中家具、用品又要花费了3000两（旧官离任通常会带走署中能带的一切物品）。[1]（第13册，P307；第14册，P108）对乡试以及省城官场的宴会、演戏、会议，上司的出巡视察，官员的送往迎来，两县都要垫赔费用。如同治十一年春节后的公宴，两县就垫赔了340两；同年庆祝慈禧太后万寿演戏三日，两县垫赔千两。[1]（第13册，P329、572）此外还有很多自掏腰包的公务支出，如“羁所三处押犯五六百名，逐日口粮由县给付，无款可筹，均系捐廉发给”。[1]（第18册，P609）

至于私人的馈送数额更巨大，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生日，杜凤治所送寿礼连门包共费3000两。[1]（第14册，P63）巡抚少爷娶亲，总督添孙小姐，均须送礼。其日记记载：送礼以玉如意为先，其余还有金玉物件、绸匹，“最是门包不易举动，动凡送礼一次，不论收否，门包先已由巡捕收下，一处一总在内约四百金，两处约计千金略少”。[1]（第14册，P475-476）总督的亲属、幕客、巡捕、门房、厨子等，杜凤治都要打点到。总督购物往往发单要两县送银，杜凤治也无法判断是否真是总督的命令。每月总有几次不等，督署内还有人两面开帐。[1]（第13册，P584）

杜凤治本是一介寒儒，同治五年他从北京初到广州等候委缺时，借住亲戚家，本人和随从“饭食包与厨子，每人一日约银五分”。[1]（第10册，P64）但一经赴任实缺，生活迅速改观。尤其是他出任广东首县南海知县后，同乡都认为在广东的浙江人当中杜凤治官运第一。但杜凤治在日记说，南海每年“收十五万二千，九万正项，余六万，每月用六千，一年赔万余”，如果有特别支出的年份赔更多。[1]（第14册，P408）不过，上面的数目只是地丁、税契的收入，南海知县还可以获得典吏、差役、渡船、当铺的“公礼”。杜凤治的儿子结婚，“贺礼如官场、幕道、绅士、西商不下二百余分”，他对送礼“尽意”者满意，薄者则不满。[1]（第14册，P359、382）杜凤治曾慨叹“南海为第一优缺，进固不少，用出乃倍之”。[1]（第15册，P250）但他颇善经营，在粤任官十几年后，除清还债务、支付各种支出、维持多个家庭的生活、在家乡购买240多亩田产、为子侄捐官等之外，杜凤治尚余现银3万元。[1]（第18册，P652-673）南海知县任上的收入应是主要来源。

没有实缺的官员一般不如有实缺者。杜的浙江同乡、保甲局总办候补道沈传经，每月薪水百十两，不够挥霍，于是庇赌、勒索地保。[1]（第14册，P129）一些没有缺、差的穷官日子更是难过。督抚在年节前会命令南海、番禺两知县发放穷员“周恤银”，如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发给贫穷的候补道台（50两）、同通州县（每人二三十两不等）、佐杂（每人十余两）“周恤银”，“不贫而冒领者颇多”；此外，又发给故员亲属银两。[1]（第14册，P414、417）

从日记我们可以窥见广州城官员群体的文化、娱乐生活的一些情况。杜凤治记录了很多买书的事。当日广州的书价是：廿四史一部白纸160两、黄纸140两（须自行装订），加装箱200两以上。[1]（第13册，P224）全唐文一部200余本，银百元；皇朝三通一部银百两。岭南遗书85本，价8元。[1]（第14册，P6、26）杜凤治曾为肇罗道台方浚师购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部、大清一统志一部，书坊开价300元，七折算210元，后204元成交。[1]（第12册，P479）杜凤治记下了广州出版史上值得一提的一件事：著名的绅商潘仕成因盐务失败被罢官抄家，杜凤治以扣押潘仕成以及其子相威胁，逼潘出租《佩文韵府》印版，杜与广粮通判方功惠软硬兼施，最后潘答应以800两价格出租印版，杜、方印了200部《佩文韵府》，基本用于馈送上司和亲友。[1]（第14册，P55、58、68、79、83）从日记看，买书是颇为奢侈的消费，大部头的书甚至一些高官也买不起。

日记有很多关于官员看戏的记载。因为不少粤剧演员参与了咸丰年间的红兵起事，官府一度禁止演戏，后来也没有明令开禁，但因为官员娱乐、庆典的需要，特别是总督瑞麟喜欢看戏，在同治中期戏剧已开禁，并成为省城文化生活、特别是官员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日记多次记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他们的亲属因升官、到任、离任、生日设戏宴的事，这些戏宴都由首县知县杜凤治安排，因为“戏班归南海管辖，如官不准其来此演唱，若辈断不敢来也”。[1]（第18册，P567）当时广州的戏剧既有粤剧，也有昆曲。巡抚太夫人一次祝寿演戏，看广东班；而按察使周恒祺升布政使，在家演女档子班，“女档昆腔极佳”。[1]（第14册，P439-441；第18册，P532-533）总督瑞麟宴请幕客和文武官员，演戏剧目有《胡迪骂阎》、《绣襦记》、《羊叔子杜元恺平吴擒孙皓》、《梁山伯与祝英台》及《胭脂》。日记还记录了总督本人对《击石苑》、《白罗衫》两剧的议论。[1]（第14册，P184、330-331、527）日记又记载了一次官员集资演戏的事，演员既有官员幕客、跟班，也有一外江档子班同演，官员各集资十元。[1]（第18册，P408）这样看来，官员看一次戏的费用不低。其时广州已有女优，因为“官场狎游”，“女档子日见其多”，新年粤海关请客，也请女优演戏。督署前的华宁里有一趣宜馆，有女优陪酒、卖淫，光顾者多为官员、幕客，杜凤治便会同番禺知县胡鉴去查封。[1]（第14册，P479-481）一个清饷局委员迷于女优，致使其妻自杀。瑞麟曾告诉杜凤治，听说署理广州知府也“新纳一女档子”。[1]（第14册，P462；第15册，P265）本来，官员在任缺之地纳妾，特别是娶“倡优”为妾有违官箴，但总督也只是把这事当做闲话说说罢了。

二、广州的官绅关系

关于清朝士绅，学者们关注的多为“乡绅”，谢放先生早几年提出应该也关注——“城绅”—在城市的绅士。[2]“城绅”并无一个严格或约定俗成的概念，士绅应该比多数其他居民更容易在城乡之间流动，不少士绅在城、乡都有居所，居住在乡间的士绅会在城内有职务，居住在城市的士绅也会到乡下的公局当局绅，因此，要将某个具体的人确定为“城绅”或“乡绅”并不容易。一般来说，晚清大中城市的“绅商”应该多为“城绅”。杜凤治的日记让我们对晚清广州官府与“城绅”关系增加很多认识。

在广东省城，官绅关系明显不同于乡村地区，也不同于一般州县所在的城镇。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在广东，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州县以下的乡村基本上建立了士绅控制的、实际上具有立法（以乡规民约等形式）、征收、审判、缉捕权力的机构“公局”。[3]省城郊区也是如此，如番禺属的南洲书院，就是邻近20乡的公局所在地。[1]（第14册，P394）

乡村地区辽阔，而官员人数有限，不通过士绅机构，官府就无法在乡村实行有效管治。杜凤治在劝勉各乡团练的手谕中称：“必须绅耆和衷办事，若责成于官，即化亿万千身，又如何遍历一村一乡而保护之？”[1]（第18册，P380）就反映了这个实情。而乡村地区的士绅要在基层权力机构执掌公局，就须有宗族力量为后盾，公局局绅通常也是族绅，如果本宗族势力不够强大，即使是大绅士也难有作为。如曾任广西布政使的康国器（护理过广西巡抚，康有为从叔祖），在家乡西樵同仁局的影响就不大，当地士绅认为，“康系小姓，族微人少，乡人恐不为用也”。[1]（第14册，P521）但在省城，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大不相同，城里文武衙署林立，官员的数量较多，且驻有绿营、旗营官兵，还有数目更多的候补官员可担任各种维持治安的差事。如每年冬天，广州都要办“冬防”，需要从候补的下级官员中选派“查街委员”，候补官员都争着当，“求情者不知多少”。[1]（第13册，P426）巡抚、按察使、广州知府，特别是两首县知县，都常常查夜，从杜凤治日记看不出士绅对查夜的参与。省城的治安由官府直接管理，绅士虽也有一定权责，但并无常设、近于制度化的有征收、缉捕、判决、执行权力的机构（省城的安良局、保甲局有官有绅，并非士绅主持），即使是西关文澜书院这样的“公局”也是如此。不仅城区不需要乡村那样的公局，即使与城区接壤的公局，官员也会认为没有必要存在。杜凤治以西关外的丛桂局局绅吕元勋“喜管事渔利”，下谕撤之，“并令缴戳”（按：“戳”指“局戳”，公局行使权力的印章），“其地与西关保甲甚近，可以兼顾，办理该局绅士俱撤之矣”。[1]（第13册，P552）其实，杜凤治属下乡村地区的局绅“喜管事渔利”者不少，但都没有如此处置，只是因为丛桂局所管地域与西关已连成一片，官府就必须把这个地段按照城市的方式管治，不允许士绅的权力机构如乡间那样存在。

从士绅一面看，在省城虽也有聚族而居者，但远不如乡村地区普遍；而且，官府也有意识地限制宗族势力，如杜凤治对禁封合族祠的规定便严格执行。此举虽不完全针对士绅，但对士绅利用宗族、同姓力量则有所制约。大城市士绅流动的情况普遍，且可能集中较多地位高的士绅，这就使士绅不容易产生有足够威望的领袖人物。如同治十一年十月，因西关发生严重劫案，安良局奉督抚之命邀集官绅商议各街保卫之法，但西关士绅领袖、文澜书院大绅梁纶枢（盐运使衔、二品衔）、伍崇晖（道衔、三品衔）、马仪清（翰林、在籍道台）都不肯出头管事，理由是“说亦人不听”。[1]（第14册，P346）

杜凤治日记有大量关于乡村地区公局和局绅的记载，他下乡执行公务或巡视，一般会首先召见局绅。他在南海以外的州县任职，到任后就立即拜会州县城地位较高的绅士。但他首任南海知县时，几十天后才搞清楚西关士绅领袖、文澜书院大绅梁纶枢、伍崇晖、马仪清三人的姓名，并首次拜会他们。[1]（第13册，P265）其原因在于杜凤治处理公务，可随时就近请示城内的各级上司，无需过多顾及绅士意见。他任南海知县时的两任总督瑞麟、刘坤一，都面谕他不必害怕士绅。翰林潘衍桐函托案件，杜凤治敢于“当堂申斥，并于堂判中批明，责其以编修之清高而不知自爱”。[1]（第14册，P240）有知府衔的著名“讼棍”潘峥嵘与新科翰林潘士钊互认叔侄，且颇有背景，但杜凤治在总督等上司支持下，把潘峥嵘拘押，致其瘐死狱中，使省城绅士受到震动。[1]（第14册，P172、173、200、522）

在省城的西关，官绅关系与在老城区相比有微妙的差别。如前所述，清朝时期广州的政治中心在城墙内的老城区（包括内城、新城），但商业中心区则在西关。如果按照今天“城市”的概念，西关自然属于广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清朝，尽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西关也属于省城，但它却完全处在城墙以外。西关本由乡村慢慢发展而来，始终没有筑城，繁华的商业区与乡村地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边界。在明末清初，西关尚属郊区，“逾龙津桥而西，烟水二十余里”，到了清朝，西关才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著名的十三行就在西关。到同、光之际，“绅富初辟新宝华坊等街，已极西关以西”，光绪中叶以后西关才继续向西拓展。[4]（P533-534）西关没有重要衙署（常驻官员只有南海县丞和绿营的西关千总），由于它完全在城墙之外，尽管地属南海，但南海知县杜凤治也不是经常“出城”到西关的。老城通往西关最近的两个城门西门和归德门的钥匙由广州将军掌管，故夜间不能通行，当西关夜间失火，杜凤治也只能绕道南门或太平门驰往。[1]（第14册，P561；第15册，P277）省城其他官员到西关的机会更少于杜凤治。

在内城，城市治安基本由官府直接负责，但在西关则有开办团练之举。光绪三年，官府为维持省城治安，要求西关举办团练，杜凤治表示，统一举办做不到，只能分街区办。总督不时催问，在杜凤治督促下，首先办起团练的是清平约，然后其他街区纷纷举办，据日记记载，几个月间，西关办团练19处，知府、知县等官都对各处团练予以捐助。[1]（第18册，P462、468、551）在老城，大绅士更多在文教方面发挥作用。越华、越秀、应元、菊坡等“课士、讲学、习艺”的大书院基本设立在老城区，山长都是有名的大绅，督、抚等高官会定期到这些大书院巡视、监考，对山长都予以很高的礼遇。同治十二年（1873年），瑞麟为65岁大寿宴请官绅，卸任在籍的广西布政使康国器、江南道台（曾署理布政使）梁佐中的位置都排在四大山长之后。[1]（第14册，P524）广东最大的义仓惠济仓，由应元书院山长史澄、菊坡精舍山长陈澧总理，但“西关绅富言：义仓之款，溯厥由来，还不是我们西关人捐的”，所以，西关绅商对义仓的管理也有很大的发言权。[1]（第18册，P266）

广州的城市布局，一定程度上造成省城士绅势力主要集中在西关。因为官绅之间需要合作，但也有矛盾与冲突。官府势力相对薄弱之处，就会留给士绅权力更大的空间。所以，很多在籍大绅不住在内城而住在西关，省城绅商的议事中心和公同办事的“公局”也设在西关的文澜书院。文澜书院是嘉庆年间以十三行为主的绅商捐建的，开始时也有讲学、习文的功能，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只是省城绅商集议和办事的处所了。文澜书院大绅梁纶枢、伍崇晖、马仪清均来自十三行家族。道光年间广东最有地位的十三行家族代表人物潘仕成，其时已经败落，正因盐务官司被抄家查追，但潘家的影响仍在，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梁纶枢、伍崇晖、马仪清与潘家都是姻亲，在西关还有一批梁、伍、潘等家族的在籍翰林以及有进士、举人功名的士绅。此外，一些外地士绅也侨居在西关，如顺德人、探花、在籍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和高要人、在籍河道总督苏廷魁等。李、苏与十三行家族士绅有矛盾，苏廷魁就曾向总督刘坤一表示，对梁肇煌（在籍顺天府尹，梁纶枢侄）“目中无人”非常不满。[1]（第18册，P346）

同治、光绪之际是广东绅商世代交替的时期，由于丝业的初步发展带动了广东商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绅商逐渐初露头角，省城九大善堂之首的爱育善堂在同治末年建立，商界的“集成行会”七十二行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成为全城商界的代表。[5]西关新兴绅商便与外地士绅交结，对抗原来的十三行家族的士绅。日记称，梁肇煌以李文田非西关土著排挤他，李则与爱育善堂绅董交好，官府如果信任梁而不信任李，爱育善堂就不踊跃捐款。[1]（第18册，P277、342）日记还提到，西关绅士多不睦，同一家族士绅亦各具一心。[1]（第18册，P266）

广州是中国富庶的城市，其中有大量可供权势者谋取的利益，官绅在广州也常出现“争利”的情况。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北江石角围决口，威胁广州的安全，广州的各级官员和省城大绅一再开会讨论赈济和修堤之事，士绅提出要开局经理，总督刘坤一开始不赞成，因为他担心士绅藉此向居民收捐。杜凤治报告说，西关绅士想抽房捐已非一朝一夕，知府冯端本要求杜凤治设法防止西关士绅在开局时宣称奉总督谕征收铺捐。[1]（第18册，P278-281）另一个官绅斗法的领域是赌博，晚清朝廷对广东的赌博时开时禁，但“私赌”始终是违法的。瑞麟对省城各赌处理原则是：“番摊为武营出息在此，南番两县差役靠此养家办公，如绅士告即饬封，不告我装作不知。”[1]（第13册，P562）因为赌规已成为补贴绿营和官府公务支出以及官员、兵役收入的重要来源，完全禁绝不现实，但遇到士绅控告，官府不能不应付。而省城士绅庇赌也是普遍现象，士绅控告赌博除了为显示其道德形象以外，很大程度是为了同官府争夺赌规。被杜凤治革除局绅职务的在籍主事吕元勋向督抚控告都司黄添元、千总罗祺庇赌，杜凤治办赌不严。广州知府、盐运使等官员与杜凤治讨论吕元勋的控告，都认为其目的在于争夺庇赌利益，不过“其言正大”，赌馆不得不暂时收敛。[1]（第14册，P338-339）粤籍御史邓承修参奏闱姓，杜凤治对瑞麟说，这是因为广东士绅不能染指，故怂恿参奏，“省城内外绅衿控赌，词严气正，由县直控至两院，为地方起见不得不准，不能不办，其实此绅衿无非为先向赌馆索规，或有规而不满其欲，向彼增益不遂所欲，签名上控之后，如官严办，赌馆畏之，私赂说和，该绅衿志满心足，从此缄口不言，彼邓侍御得毋赖是”。[1]（第15册，P340-341）在籍京兆尹梁肇煌也被指责收受赌规，梁辩解并无其事，杜凤治认为，梁肇煌本人或许没做此事，但梁氏族中子弟以及梁肇煌胞兄梁肇璟则庇赌，收银甚多。[1]（第18册，P602、608）

不过，省城是清朝在华南统治的中心，官、绅利益共同之处毕竟要大于分歧，所以，他们合作的一面还是主要的。

三、广州的官民关系

晚清广州城人口据说已过百万，1882－1891年海关的十年报告估计广州人口有160－180万。[6]（P877）这个数字恐怕过高。杜凤治统计过米埠的粮食售卖数量：省城地面“每日需食米七千石左右，此则文武各衙门、河下往来船只、疍户人等、洋人地面尚未在内”。[1]（第18册，P427）7000石约折合今80多万斤，从米粮消耗估算，再加上食米并非购自米埠的人口，广州人口应超过百万。

如前所述，较之乡村，省城士绅的权力和作用没那么大，士绅对一般居民的权威也不如乡村地区。同治十年，省城谣传洋人指使人在各地水井施放“神仙粉”，西关街众抓获“放药入井”人梁亚福（“素有疯疾”），扭送到文澜书院，三大绅梁纶枢、伍崇晖、马仪清均到审讯。梁亚福供所投为石子。绅士打算送官究办，但门外“闲人”聚有千余，将书院门栅毁坏，大哗，声言如送官，“官畏番鬼，必然释放，不如打死”，绅士便命推梁出书院外任众打死。[1]（第13册，P528）此事固然反映其时一般民众的愚昧，但士绅在居民聚众闹事时的无权无奈则不难想见。

在省城，遇有居民聚众闹事，知县等官员会立即出动处理。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同日发生两件事：内城双门底，因新会县文童持假银元购物，店伙扣下假银元，新会县文武童捣毁商店，街坊抓获数人，该处商铺罢市抗议。知府、两县、绿营将领均到处理，拘捕滋事者打掌心，骚乱很快平息。同日，西关玉石器行中人到茶店饮茶，与茶店发生冲突，有人毁物抢掠，西关千总、县丞赶往弹压，抓人送往文澜书院。刚刚处置完双门底罢市事件的杜凤治得报后本想立即前往西关，但后来得到消息说事态已经平息，便命千总、县丞将所捕者解到县衙。[1]（第18册，P414、415）

作为浙江的士大夫，杜凤治对广东的士习民风很有看法。他初到广东就在日记议论：广东“民情刁悍，习为不善，不及江浙远矣”。[1]（第10册，P85）有一次监斩后又议论说：“臬宪府宪发办审定斩决之犯，通省皆有，约以千计，而犯者仍接踵，愍不畏死，口称十八岁后又一少年好汉。（广东）民情强悍，嗜利轻死，究与江浙等省不同也。”[1]（第15册，P233）同治十二年底立春巡游过后，杜凤治因省城观看巡游人数众多，发出感叹，认为广东虽富庶，但“人心浮动，男女好嬉游，少务正业，娼赌二事甲于天下，必非久承平者”，“十年之后必有变动”，“设有一陈涉、黄巢辈起，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也”。[1]（第15册，P273）他还在日记议论说，广东绅民军商均无好人，上司爱憎、百姓爱恶听之可也。[1]（第15册，P411）这大概也是官员对广东百姓相当普遍的看法，所以，从督抚到杜凤治，管治广州主要用高压手段。瑞麟对处决盗匪疑犯毫不手软，下命令对疑犯只要有口供即可杀之。[1]（第15册，P63）每年南海、番禺知县在广州监斩“就地正法”的罪犯数以千计（包括外地解送来者），刽子手杀人有时一次就有四五层，共三四十名。[1]（第18册，P475）广州武营秉承总督意旨，“巴不得拿一个杀一个”，“不管人之真不真、冤不冤也”。连按察使都认为，“外间言，东边（指督标邓安邦）杀人无一真的”。[1]（第15册，P47、87）杜凤治同样草菅人命，西关有一个“花子会”，从名称看大概是一个游民的组织，本来只有一些轻微的扰乱治安行为，但杜以“西关工作人多，动辄恃众滋事”为理由，向上司报告后处死了花子会为首者。[1]（第18册，P474、523）

杜凤治对自己以高压手段处置聚众抗官事件的能耐颇为自豪。同治十年，省城烟丝行东西家互讼，官府判决后西家不服，杜凤治下令扣押西家参与诉讼的萧启谟等7人，堂下看审的西家百余人起哄，杜威胁“如敢不遵，作反叛论，必令首领不全”，西家行众恐惧散去。总督对烟丝行西家“刁健，且恃众挟制”非常恼火，支持杜凤治从严办理，只准东西家共立一堂名，在官府的高压下，烟丝行西家不得不屈服，萧启谟等具结遵断后被释放。[1]（第13册，P241、492）

杜凤治日记的记述，难免有自夸之处。不过，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不同的官员，由于能力、心理素质的差异，对突发事件的处置也会不同。日记记载了同年发生的另一宗聚众闹事事件。当年五月，广州府童生集中在贡院府考，童生要求降低试卷费被拒绝，于是大噪，与府署礼房书吏发生冲突，闹事的童生把礼房砸烂，再闯入府署，围住知府梁采麟。总督命副将喀郎阿等率兵丁前来弹压，喀郎阿等到后怕事情再闹大，只是对童生说好话，不敢弹压。杜凤治评论说：“俨然二品武员，平日养尊处优，庞然自大，见了几十毛童生，即不敢与较，尚何望其攻城杀贼哉！”[1]（第13册，P230-235）

日记反映出，官府对城内发生的大案都会非常紧张，但处置却很随意。同治十二年闰六月，西关打铜街发生白日持枪拦路抢劫伤人案。兵勇、街坊当场拿获3人，但首犯逃脱。杜凤治日记连续记载此案的进展。被捕者之一刘亚同是店佣，街坊以其“历来安分”联名要求保释，杜凤治后来也明白刘亚同并非劫匪，主张只把另外二人“就地正法”，但总督听信武营官员的话不赞成，按察使、知府等官也各有意见，但均不做主。后来杜凤治发现，另外两名被捕者也不一定真是劫匪。最后，杜凤治把刘亚同罚一笔巨款便了结此案。[1]（第15册，P33、42、43、49、58、68、93、108）而对另一明显的伤人致死案杜凤治却不予处理。光绪三年，有人控告柯姓、罗姓富商中秋节晚上在花艇开宴，殴死划舢板卖水果的小贩潘耀。死者的兄弟潘翰是花梨行中人（加工花梨木家具的手工业工人），于是花梨、玉石两行众不平闹事。杜凤治却认定是死者亲属讹诈富商，便把上控的潘翰扣押，逼令其母递“悔禀”承认“诬控”才释放。[1]（第18册，P450、451、456）

杜凤治的日记也记下了一些城市居民反抗官府的行动。如同治十年六月，美国领事给总督瑞麟送来署名“除暴安良护国佑民大将军”的揭帖，其中说道：“广东无福，遭夷淫毒；如今之官，番鬼奴仆；受鬼使令，有如六畜”。[1]（第13册，P255）在瑞麟做生日时，督署墙上出现讽刺官员吹拍总督的漫画（杜凤治估计是不得志的下级官员所为）。[1]（第14册，P614-615）

不过，当日官府也以“民之父母”自命，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民众容易聚众闹事，官府在“硬”的一手以外，也有怀柔的手段。如对遇灾居民捐廉赈济，对残疾人定期发放一些救助钱米，日记就有多次“放瞽目”的记载，来领取的失明者数千人。[1]（第13册，P500-501；第15册，P238、274）甚至对一些贫民违法建屋之类，官府有时也网开一面。本来，“例载，城垣下濠以内不准民间建屋”，但广州城壕内实际上建了不少房屋，归德门附近城墙外华德里（俗名黄婆阁）早已形成街巷，“铺小屋贫，所居皆手作人”。城内旗丁勒索不满所欲，竟然指使“无赖”放火掷石（似未造成严重后果），濠泮街一带店户早痛恨旗丁，因此“群起纷拿，有众怒难犯之势”，手作人“摩拳擦掌，定要与旗人死不干休”。杜凤治收禀后，极力劝阻，设法劝说店户，并允诺日后严禁、惩处肇事“无赖”，实际上是承认并允诺保护华德里贫民的“违章建筑”，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1]（第18册，P490）省城有一万寿宫旧址，衙役私将万寿宫地租与手工业者及小贩，官府要求在内居住者迁走，对一些贫病交加的人，杜凤治也酌量给予银两。[1]（第14册，P18、54）西关玉带河是广州的排水道，一些穷人在上面建造了浮屋，同治十二年，官绅决定疏浚玉带河，官府决定，对应拆之浮屋，住者“如实穷苦，给以数量（两）屋值”。[1]（第15册，P70）

日记记载了多次“官民同乐”举办大规模巡游庆典的盛况。同治十二年正月，广州知府与两县商定，以“现在年丰民安”，仍以洋人未来之旧，饬各行制造春色抬阁，显示广东的“太平景象”。消息传出数百里，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六立春巡行时，“道旁及东郊观（者）不下百万人”，“男妇杂沓，举国若狂”。巡游从南海县署出发，到番禺县署，经府署、藩署、学院、臬署，再到抚署、督署。总督瑞麟在仪门外坐看。[1]（第14册，P427-432）当年是双春年，十二月官府又出面饬各行举办另一次迎春抬阁，早在一个月前两县就派出差役催办，事前知府和杜凤治确定了巡游路线，保证总督、巡抚等高官及亲属可以在衙署观看；将军、副都统都以巡游线路不经其衙署派人来询问，杜凤治则表示可以安排。巡游时，百姓还把官员也作为观看的对象。[1]（第15册，P272-274）

当日的城市，大规模的娱乐庆典极少，城市居民都渴望有这类活动。内城双门底每年大醮，东主担心闹事、火灾，并不是很愿意举办，但“各铺手作工伙则专望此快乐数日”，官府要禁止也是徒然。[1]（第18册，P572）官员及其亲属同百姓一样都需要娱乐，而且，这类活动也可粉饰升平，虽然组织起来难度相当大，但官府还是设法去做。有时官府演戏，百姓也可从旁窥看。同治十年七月，省城各官在内城大佛寺开戏祝贺瑞麟大拜（当月瑞麟授文渊阁大学士），“闲人”在附近屋上观看，兵役打算驱赶，杜凤治出来阻止，说“听其自然，我们散后戏止，自然去矣”，杜主要怕驱赶时引致民众闹事。[1]（第13册，P333）杜凤治甚至认为，“督抚两衙门演戏，有人闯入，你府县亦不能弹压，督抚亦说不出要府县弹压。何则？以非正务也”。[1]（第18册，P558）

在今人心目中，清朝的衙署应该是官威所在、任何人也不敢冒犯的，但从杜凤治日记看却不尽然，有些情况还颇为有趣。如同治十二年五月他到布政使衙署，看到东面已被法国人占据作为领事府，西面围墙也逐渐倾圮，衙署夹道“曲折秽杂，男女间错小家居此者甚多，询知皆本署差役执事人等眷属”，北面围墙则被南海县署师爷李姓占筑。[1]（第14册，P582）同年，因督署师爷的家人自杀，杜凤治入署处理，也见到在督署内居住的幕客等人乱搭乱建的房屋。[1]（第14册，P558）还有一次，抚署巡捕称：开香店之陈亚贵，因抚署后花园芭蕉叶有碍风水，竟爬墙入园内砍伐百余棵，要求杜凤治查究。陈亚贵开头闻风逃走，其寡媳梁氏则称入园只是摘叶并无砍伐。后来陈亚贵到案。杜凤治调查的结果是梁氏嫌抚署芭蕉叶遮住窗口光线，砍去数片叶，与园丁发生争吵，伐芭蕉事系园丁嫁祸。原来，抚署花园久已荒废，“草长可隐人，满目荒芜”，园丁常收钱允许人进园采摘草药。最后，杜凤治对陈亚贵没有问罪，只是责令其“严束寡媳，毋再滋事”就释放了。[1]（第15册，P20-25）督署、抚署、藩署是省城最重要的衙门，其内部都如此混乱，官府对广州城市的管理水平，也就不难想见了。

四、西方事物对广州城市生活的影响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唯一通商口岸、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窗口，从战后到同治、光绪年间的二三十年，西方的新事物进一步传入广州：外人的洋行、银行、船坞等纷纷设立，沙面沦为英法的租界，著名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于1866年成立（其前身于1835年已在广州建立）。洋务运动期间，在广州也建立了广州同文馆、机器局、招商局分局等。中国人开设的洋货店、西餐馆、照相馆等改变了居民的消费习惯。西方的外交官、商人、游客与广州的官、绅、民都有更多的接触交往，也发生了更多的纠纷。广州人可以随时到香港，从而有机会接触更多西方新事物。杜凤治是一位参与对外交涉的地方官员，他的日记对了解同治、光绪年间西方事物对广州城市生活的影响是相当有价值的史料。

杜凤治从北京南下乘坐外国的火轮船（官员在省内活动，如去拜祭南海神庙、巡阅也往往乘轮船），看时间用钟表（日记记时间干支、“几点钟”并用），通过洋人的电报（其时广州还没有，必须从香港转）和新闻纸获得信息，他负责修理万寿宫时用外国进口的木材，接见外国客人时用洋酒、糖果招待。有一次，杜凤治曾在赏月时想到：“泰西人谓大地如一球，金木诸星亦一地球，在我地球中以为地，而在金木星中者，视之则亦一星耳。日居中不动，其动者地球运行耳。诸星环日运行，地球亦如一星，星多如许，可知天日之中，如地者当不知凡几也。”[1]（第12册，P518）同治十年九月，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官璧利南来见谈地中海挖通后可以缩短到欧洲距离，[1]（第13册，P383）其时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不久。杜凤治在广州获取外国新知识要比在北京时便利得多。日记记下同治五年他刚到广州时，“至大新街照小影，中小两镜面，计三洋五角银”。[1]（第10册，P80）对一般居民，这是很昂贵的消费。他又曾为儿子请医生种牛痘，“送医生种资洋四元，豆浆小孩银二钱，轿钱五百，背小孩来之人二百文”。[1]（第12册，P512）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不过，在日记里没有看到他延请西医为自己和家人看病的记载。

在晚清，广东是中外交涉特别多的省份，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经常根据总督指示同西方国家驻粤领事交涉。杜凤治是科举中人，不懂外语，又无外交经验，县署幕僚当然也不懂外交，从日记看，所有交涉的翻译都由外国领事馆的人员担任。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不久，便与英国副领事讨论退还前任南海知县收取的税契银一事，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予谓非予事，当转向前任索取。贝领事言予不管，只知向南海县要。”[1]（第13册，P216）又有一次，知府冯端本对杜凤治同美领事会审的一个案件发表评论：“如我们案要照他们审法，谳局委员即有百余人亦不能了结，可云累赘。”[1]（第14册，P206）于此可见其时广东官员对外国法律的认识。日记还记载了多宗中外商人经济纠纷的案件。在杜凤治笔下，多数西方国家驻粤外交官都贪财颟顸、兜揽词讼、胡搅蛮缠、喜欢奉承，究竟事实的确如此，还是杜凤治完全以中国官场的经验看待他们的言行，现在已无法考证，但他在日记所表达则是多数官绅对外国人的观感。[7]日记记载了在粤洋人一再要求建戏园的事，他们为此同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复交涉。同治十年四月，总督瑞麟以“鬼基洋人演鬼戏”（按：“鬼基”在今广州六二三路一带），且“戏厂中有赌场”，命杜凤治与督标副将喀郎阿去查看，杜查明确有“鬼基洋人因演戏诱中国人赌博”。[1]（第13册，P183、191）同治十一年五月，德国领事照会，要求允许德商在城西黄沙开戏园，瑞麟示意杜凤治复照拒绝并出告示禁止。[1]（第14册，P125）同年十一月，有洋人在内城租赁旗人房屋，“在四牌楼开门延人看西景致，每看钱四十文，自午至夜子刻挤拥，人至百余之多”。在河南也有洋人赁居演戏，瑞麟命令杜凤治禁止。[1]（第14册，P342）到了光绪三年，美国旗昌洋行要求在十三行新填地开设戏馆，官员仍担心引致聚众滋事而拒绝，杜凤治与美领翻译会勘拟建戏院之处，杜说明“条约未言准建戏院”，而且中国官府也无法保证戏园安全。杜凤治又表示，如果洋人所开戏园演中国戏，那么，因为戏班归南海县管，将不会允许戏班来此演唱让洋人赚钱。总督刘坤一还嘱咐杜凤治示意各店具禀，以“有碍地方及各店生业”为理由照会洋人不要在西关一带设立戏园。[1]（第18册，P557、558、567、591）从上述记载看，洋人似乎曾经在广州开演过“鬼戏”，估计观众有限，仍以演中国戏为主，官府对此一再阻拦，主要理由是担心“滋事”，但洋人显然一再照开。这些戏园主要还是以赢利为目的，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演出过的“鬼戏”的具体剧目。

在同治、光绪年间，报纸已成为广州官、绅、商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每逢大案、大灾发生，官府上下都关注“新闻纸”如何写。但因为新闻纸的报道经常对杜凤治（因为他是直接负责省城管理的地方官）有所批评讥讽，所以，他对新闻纸并无好感，认为大官们不应该喜看新闻纸，以免洋人、小人从而播弄是非。光绪元年十二月，新闻纸言杜在南海任上对白契议罚太重，讽刺杜“善于理财”。杜再想到其他针对自己的报道，心中非常恼火，于此便想到官府应该如何禁止新闻纸。[1]（第15册，P441；第17册，P564）在官府“新闻控制”方面，杜凤治也算是一位小小的“思想先驱”了。

在几百万字的日记中，能够体现到广州深刻社会变迁的内容实在不算多，在同治、光绪年间，广州城市布局和范围较之二三十年前虽有变化，但不是很大，尤其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老城区，变化更小。①其时广州一般官、绅、民物质生活的变化，也远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可以根据海关对1860年与1881年粤海关几种进口货值最高商品的比较看到一些端倪（见表1）。

表11860年与1881年粤海关几种进口商品货值比较（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1881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近代广州口岸社会经济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以往我们谈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时，经常会引用外国工业品进口引起某个地方“衣洋布者十之八九”这类史料。但从表1以及粤海关这二三十年的统计数据看，外国纺织品对广州的进口在这个期间的增长不算迅速，而且，从广州进口的洋布还要分销到华南其他地方，并非仅供广州一城消费。表1中增加的外国纺织品不可能造成大部分人衣着质料的根本变化，于此可见，同治、光绪之际，即使在开放最早的广州，对外国工业品影响居民生活的情况不宜夸大。另一个小小的证据是，杜凤治日记中关于为自己和家人购买洋货的记载也极少。

至于生活在广州的官、绅、民的思想行为方式，其时只有极个别人如青年时代的康有为，开始产生朦胧的改革意识，而像杜凤治那样一般的士大夫，思想行为不能说毫无变化，但可说基本上还没有走出中世纪。不过，杜凤治的日记极少提到晚清广州一个重要社会群体———商人，这个群体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思想行为方式的变化应该比官、绅明显，遗憾的是有关这个时期广州商人的资料比较缺乏，而本文主要根据杜凤治日记作论述，对日记没有提到的内容也很难展开讨论。只是到了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初，随着近代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改革、革命运动的开始，广州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才出现明显而迅速的变化。

作者简介：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参考文献]

[1]望凫行馆宦粤日记[A].清代稿钞本[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2]谢放.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应该是“城绅”[J].近代史研究，2000，（4）.[3]邱捷.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4）.

[4]黄佛颐.广州城坊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5]邱捷.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6）.

[6]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广州口岸社会经济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Z]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7]邱捷.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近代史研究，2008，（4）.—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