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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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何永文

何永文甘肃省积石山县移民中学731700

摘要:“贞观之治”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出现的封建盛世。是在突厥大军压境的威胁,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生产关系局部调整与改善,以及唐太宗君臣在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下,采取有力措施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封建盛世。

关键词:唐太宗贞观之治原因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兴盛的一个朝代,特别是唐朝初期的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被称为盛世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学术界许多学者从唐太宗的用人之道,民本思想,历史教训,治国之道等某一方面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贞观之治”的出现是:突厥大军压境、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生产关系的局部改变、唐太宗君臣居安思危的治国措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某一个因素作用下偶然出现的盛世。

一、突厥大军压境

唐朝初年,势力强大的东突厥,雄踞塞北。颉利可汗支持唐朝北方的刘武周等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且多次侵扰边境,威胁到唐朝的统治。为了全国统一战争的需要,避免腹背受敌,高祖李渊对突厥采取了妥协、称臣,被动防守的策略,以暂时求得北方边境的安宁,于是“遣刘文静使突厥,约连和。”[1]在牺牲局部利益的条件下,与突厥取得和解。然而,短暂的和解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东突厥从未把唐王朝的边境防守放在眼里,于是就有了“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兵锋直抵长安附近“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2],唐太宗被迫亲临渭水,与颉利隔水对话,颉利疑唐朝早有准备,乃引兵而退。这件事对唐太宗的触动很大,因此他注重军队的训练,曾下令在殿前训练军队,加强国防。认识到,要想彻底解除突厥的威胁,必须巩固统治,增强国力。因此,在贞观初年,唐太宗推行节俭、清明、纳谏、任贤、减刑、轻徭薄赋的治国措施来增强国力。

二、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

隋朝末年炀帝不惜隋文帝几十年辛苦积累的财力和国家繁荣昌盛安定的局面,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开凿运河,巡游无度,特别是连续对高丽的三次远征,损失惨重,劳民伤财,激起部分地区的反叛,引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的出现。如“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皆称皇帝;邵江海据歧州,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号长了王……,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3]隋朝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迅速趋于崩溃。唐太宗作为唐王朝的缔造者之一,亲身经历并体验了农民战争,对农民战争有着深刻的认识。迫使他为了稳固皇位,巩固统治,不得不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4]“载舟覆舟”来形容君和民的关系,说明他能够以史为鉴,从隋末农民战争和隋亡中吸取教训,防止亡隋覆辙的出现。

三、生产关系的局部改变

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让统治者最为头痛和棘手的问题。隋末之所以爆发农民起义,而唐朝初却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贞观之治”,除了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政策外,跟当时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庸制的推行有很大的关系。唐朝初年的均田制,基本上承袭了北魏、北齐、隋以来的原有的土地制度,并进行了一些修订,但从推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区别却相当大,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说“因受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受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5]隋末农民起义在客观上局部的调整改善了隋朝末年的生产关系,缓和了隋炀帝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为均田制、租、庸、调制的推行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社会条件,反过来又为贞观之治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

四、居安思危的治国措施

居安思危思想根源于唐太宗君臣面对隋朝迅速灭亡的前辙之鉴,深怀戒惧,惟恐重蹈覆辙。因此,唐太宗即位后最担心的是统治是否稳固,是否会亡国。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决定了他即位后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选贤和任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认识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6],“能安天下者,惟在用贤才”[7]的重要性。采取了打破常规,摈弃历代君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不拘一格的选贤、任贤。其次,唐太宗的虚心求谏态度,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继位之初,他曾召魏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征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8]。唐太宗不但没有怪罪魏征,反而看重了魏征的忠直、刚正不阿和直言敢谏,就擢拜为谏议大夫。第三,唐太宗继位之初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实行了宽刑、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

注释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高祖本纪》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4页。

[2]刘煦《旧唐书·太宗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9,31页。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高祖本纪》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3页。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太宗本纪》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125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12》卷三.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9月版。

[6]、[7]吴兢《贞观政要·择官》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89-93页。

参考文献

[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岑仲勉《隋唐史》.河北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杨思宜《略论“论贞观之治”》.《历史教学》,196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