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的衍变及其现实意义

南戏的衍变及其现实意义

安建华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社戏》和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老师拍摄的电影《舞台姐妹》，相信广大读者和观众都非常熟悉。一部《舞台姐妹》走进了千家万户，一曲“社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两部艺术作品都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喜爱演戏、看戏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人民热爱戏曲的生动写照。而这两部艺术作品又为何都以浙江农村为故事背景呢？我想除了鲁迅和谢晋都谙熟于家乡的生活之外（鲁迅祖籍为浙江绍兴县，谢晋祖籍为浙江上虞县），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浙江本身就是我国戏曲大省的原因吧。众所周知，浙江自古就有“戏窝子”之称，是个戏曲文化十分发达的省份，上自宋元南戏，下至越剧的“十姊妹”、“小百花”，全国闻名；中间还有海盐、余姚诸腔，高腔、乱弹各剧种，在全国戏曲历史的进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南戏的起源

十二世纪上半叶，正值古代宋王朝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时，中原文人墨客云集临安，浙江经济空前繁荣。就在这种催生剂的强劲作用下，永嘉（今浙江温州）杂剧在浙江温州终于脱颖而出，即当今人们所谓的中国戏曲之父——南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戏曲剧种正式粉墨登场。

然而奇怪的是，我国最早的戏文并没有在其他省份或浙江其他地区发生，却偏偏由温州地区的人民捷足先登了。这是为何呢？因为一般的民间歌舞小戏和简略的故事表演向正式的大戏过渡，尚需以下几个条件：一、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二、知识分子的参加；三、有较自由、变革的政治、思想空气。以这三条来衡量，临安不乏前两条，但有理学的阻碍；其他地区，从各方面来说似乎还都有着一些欠缺。而温州呢？除了它的原本喜好歌舞、祭祀外，独具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一、它是当时对外的一个通商口岸，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素有小杭州之称，具有接纳民间小戏进城将它培育为大戏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要求；二、大量南移的知识分子留居温州，特别是其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原本就接近民间文艺，具有帮助民间艺人把歌舞小戏发展为正式大型戏剧的文化条件；三、当时温州产生的永嘉学派，在哲学、文化上和朱熹的理学是有分歧的，他们是不主张对歌舞、戏曲实行禁止的。近代学者冒鹤亭在《南戏琐谈》中就曾提出南宋戏文和永嘉学派是当时温州的“二霸”。于是，在上述的种种条件和气氛中，正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场中所说的：“似恁唱说诸宫调，如何把此话敷演”。人们的智慧终于想到了把可歌的话文直接搬演为戏文，温州地区的人民终于也就率先创造了我国灿烂的第一个戏曲文化，即人们所说的“南宋戏文”，又名“永嘉杂剧”。

二、南戏与浙江民歌

据史料记载，最初的南戏曲牌均为温州民歌和俚巷小调。直至后来传播到临安和各个地区时，南戏音乐才拥有曲牌共543首，除190首为南宋词曲外，其余都是浙江民歌和俚巷小调。浙江民歌对南戏起源的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因而在此顺便谈谈浙江的民歌状态。

浙江省东临大海，西傍群山，南依福建畲族群居的深山老林，北壤江苏平原，中有物产丰富的金衢盆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地区方言等诸多因素，千百年来，浙江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了东海渔歌、采茶山歌、畲族民歌、水乡船歌及各种劳动号子和俚巷小调等诸类丰富多彩的浙江民歌。

浙江民歌以“宫、商、角、徵、羽”五个音为基础。这五个音都可以作为调式的主音，构成不同的民族调式。在角徵、羽宫之间也加入不同的偏音，构成了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七声音阶。其中畲族民歌和宁波灯调的角调另属异类，独具特色，而总的来看浙江民歌则以徵调式为主体，这也给几百来发展中的浙江戏曲音乐的调式色彩定下了“基调”。

三、南戏的衍变

到了明朝中叶，以南戏为母体，继而繁衍了中国古代戏曲著名的四大声腔。即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而其中的海盐腔和余姚腔就发源于浙江省的海盐县和余姚县境内。

中国古代戏曲四大声腔，曾在数百年的戏曲发展史中发挥巨大作用。其中的弋阳腔因善于与各地方言土语相结合，当时就遍布于今天的浙江、安徽、江苏、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云南、贵州、南京、北京等地，成为南戏四大声腔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声腔。

昆山腔简称“昆腔”，其形成地点虽在江苏昆山，但与浙江比邻，故万历年间，昆腔已盛行于浙江之杭、嘉、湖一带。浙江现有的戏曲剧种，属昆腔腔系的有甬（宁波）昆、永（永嘉）昆、宣（宣平）昆（为原金华昆曲的一个分支）等；在婺剧、瓯剧、黄岩乱弹等多声腔剧种里，昆腔还作为一个独立的声腔，成为该剧种的一个组成部分。

海盐腔和余姚腔后来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却不容抹杀。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传承，海盐、余姚二腔相继融入了浙江乃至全国的大部分地方剧种之中。

在浙江还有一种民间说唱类型的小戏，则大多从明清俗曲发展起来的说唱艺术衍化而成。

新中国建立后，浙江昆剧院的《十五贯》、浙江绍剧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浙江越剧小百花剧团的《五女拜寿》、浙江金华婺剧团的《白蛇传》、浙江温州瓯剧团的《高机与吴三春》等剧目，通过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的宣传推介，都曾轰动一时，如今无不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记忆。可见，数百年来浙江大地剧种多样、声腔丰富、戏曲繁荣、精彩纷呈，戏剧舞台始终是一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繁茂景象。这也正好印证了中国戏曲理论家李希凡老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一部戏曲史，一半在浙江，浙江一部戏曲史，一半在温州”。

四、南戏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从前，是中华民族音乐（尤其是浙江民歌）孕育了南戏音乐，乃至浙江戏曲音乐；现在，而浙江的戏曲音乐又反哺了中华民族音乐。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笛子独奏曲《三五七》，就是由赵松庭先生以浙江婺剧音乐为素材创作的；享誉海内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由陈刚、何占豪两位先生以浙江越剧音乐为素材，结合西洋作曲技法创作而成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周大风先生用浙江越剧音乐创作的《采茶舞曲》，至今仍被人们公认为浙江音乐的典范之作，可与江苏民歌代表作《茉莉花》相媲美，唱遍了全国，唱响了浙江。

浙江是中国戏曲音乐的发祥地，浙江戏曲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宝藏。如今，置身于这个艺术宝库的浙江音乐工作者们，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开拓、不断创新、进一步发扬光大浙江音乐，为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增光添彩，为中华民族文化再续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