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对赫哲族社会经济的影响[]

移民对赫哲族社会经济的影响[]

杨光

杨光

提要|清朝之前的赫哲族从事传统的渔猎生产，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到来，他们给赫哲族的社会经济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移民对赫哲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不但提供劳动力而且还提供技术支持，使社会经济的产生获得基础。移民充当商品流通的载体，向赫哲族输送充裕的可交换的商品并把该民族土特产品积极输出外地。移民在赫哲族地区开设私营店铺，为商业贸易提供良好的交易地点。在移民积极影响下，赫哲族的渔猎产品化程度加深，社会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关键词|赫哲族移民社会经济坐商

中图分类号|F127.8

作者信息|杨光（1978-），女，汉族，黑龙江牡丹江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史、经济史，150028。

本文研究对象之一移民，仅指移民中的内向移民，即赫哲族地区的外来移民，不包括本民族的外向移民。研究对象之二赫哲族，仅指居住在三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赫哲族主体，不包括被清政府收编入旗为“伊徹满洲”的赫哲族。清朝后期由于东北边疆防务的空虚，沙俄频频骚扰当地民众，清政府逐渐对东北封禁政策解禁，采取招募开荒实边政策。另外关内天灾人祸、人多地少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包括流民、垦民、流人在内的移民纷纷来至东北。这些移民对赫哲族地区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对商业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

一、移民使渔猎产品化加剧，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赫哲族渔猎产品化进程的趋势逐渐增强，其中移民发挥的作用更是加速了该进程。

早年赫哲族渔猎纯粹是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即使获得数量可观的猎获物，剩余部分则任其腐烂废弃，“余则多弃之江河。浅沼中鲫鱼常麋集，结冰后，全部冻死，春暖时，随水漂走”[1]，并不知晓其中可用于买卖交换之重要意义。正如前所述贡貂赏乌林制度实行后，赫哲族商业贸易意识逐渐开启，越来越认识到渔猎获得物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与此同时赫哲族的渔猎生产工具在外来移民的影响下种类上有所增多，在技术上有所革新。如狩猎的火绳枪、快枪，渔业生产的快钩、拉网等先进工具。伪满时代，赫哲族地区已经广泛使用外来传入的狩猎工具，“夏天用铁炮、冬天用被称作激达的一种矛来捕猎这些动物”[2]。

这些外来先进的渔猎工具的引用，有效增强了对猎物的射杀力，因此大大提高了赫哲族狩猎业的生产效率，使渔猎生产获得较多成果。除了满足日常生存外，还余下大量剩余，可用于买卖交换，进一步促进了赫哲族渔猎产品化进程。

当赫哲族获得更多的猎物的同时，可以以物易物交换到更多工具，其中自然包括改良后的狩猎和渔猎利器，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生产和交换的循环。随之带来的是猎物的必然减少，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诸如生态资源的减少、气候的改变、生物自然减产、赫哲族商品意识的逐渐增强等客观原因在内，但是应看到：其中先进渔猎工具的应用大大增强了渔猎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利用先进的渔猎工具盲目开采自然资源是造成的猎物迅速减少的重要原因。据史料记载，“康熙初年要换一口铁锅，必须按锅的大小，往里盛满了貂皮，才可换上。光绪初年，用一张貂皮可换得两口锅”[3]。

另外，移民不断开垦使原来丛林茂密、人烟稀少、寂静安宁的野兽动物的天堂不复存在。为了吸引移民深入开发三姓地区，1881年清政府开辟了宁古塔至三姓的交通驿道，大量移民涌入三姓赫哲族地区，使荒芜的边地逐渐被移民垦殖为良田，“1894年，吉林三姓江北五站招民承领陆续垦成熟地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七垧多，生荒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余垧”[4]。但同时原本山林丛生、野兽遍地的自然环境得到破坏，鱼类、兽类资源迅速减少，传统的渔猎业面临着困境进而走向衰败，使赫哲族不得不投身农业或其他，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深，从而促使商业经济的生成。

二、移民促进赫哲族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商业是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即当第一、二产业得到足够程度的成熟发展，产品有所剩余时贸易交换才成为可能。赫哲族商业经济之所以长期处于空白，其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手工业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而移民的到来则改变了这种状态，赫哲族社会的农业、手工业离不开移民所做的突出作用。

在农业方面移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农业生产提供劳动力；二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当赫哲族地区“招民佃耕”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时，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际，赫哲族聚居区之一的富克锦协领衙门“出放一万八千八百五十一垧三亩九分（地），……由汉族佃民张克太等三百五十户承领”[5]。移民从关内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言传身教地传授给当地的赫哲族，提高了赫哲族的农业生产率。

20世纪初，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已经成熟时，赫哲族社会还没有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赫哲族的手工业没有从渔猎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行业，属于家庭手工业”[6]，进而影响到该社会内部交易的欠缺、商品经济的落后。手工业发展需要基本的资金投入来购买生产设备用来机器制造，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配套相关人员，这一切对于赫哲族社会来说都是遥远而陌生的。而移民拥有良好的技能，丰厚的资金，先进的机器和管理经验，因此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态。

清代光绪年间就有山东籍移民在桦川县投资开办私营手工业作坊，此后数量连年增加，直至建治前约有8家手工业作坊。除此之外，其他手工业作坊也开始出现并有所增加，“到清宣统三年(1911)悦、佳两镇已有工业14家，涉及酿酒业、制油业、餜点业、靰鞡业、木作业、磨坊业、染纺业和砖瓦业等多个行业、靰鞡和金银首饰等”[7]。

由移民投资兴办的手工业作坊不但在依兰县、悦来镇、佳木斯镇等中心城镇，在更为偏远的拉哈苏苏（同江）也已出现。早在光绪二十年间（1894），拉哈苏苏（同江）出现粮油加工的私人手工作坊，多从事榨油、面粉业。起初这些手工业作坊多为自给自足性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些手工业作坊逐渐开始向商品盈利方面发展。

三、移民充当赫哲族社会商品流通的载体

商品流通包括外来商品的输入和土特产品的输出，善于运输经营的移民扮演着沟通有无的角色，较好地完成商品流通的任务。

外来商品输入，主要包括日用品、农产品、手工业品。日用品包括布匹、针线、铁锅、烟叶、黄酒、食盐、米醋等；农产品包括小米、大豆、豆饼、粮食、马匹、生猪、鸡鸭等；手工业品包括金银首饰、靰鞡、箱匣、器皿等，加工品和手工业产品，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可观。外来移民携带商品从关内不远万里来到关外的吉林、黑龙江省，主要以三姓地区为中心来进行商业贸易。三姓地区逐渐成为商品交换枢纽并不断向周边的赫哲族地区进行扩散，汤原、桦南、富克锦、佳木斯傲其、拉哈苏苏（同江），以至抚远下八岔赫哲族地区都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关内各种商品，从而带动当地商业贸易的兴起。

土特产品的输出，是伴随着渔猎产品化的过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貂皮、麋鹿、人参、鹿茸、野鸡、猞猁、鳇鱼等。当看到土特产品深受中原民众的喜爱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能时，在赫哲族社会频现游走于各地区的汉族行商。史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来自山西太原府的商人龙吉川、永平府林榆县商人王吉忠等六人冒险“闯关东”，他们“从三姓城经营赫哲等皮张的铺子里买得黄貂皮16567张，请求由鄂尔衮路带到吉林交过税银后转运到盛京、张家口等地出售”[8]。

他们一方面收取赫哲族渔猎产品，一方面带给赫哲族所需的各种商品。“俄国人来到阿穆尔河之前，同异族人的贸易操纵在中国人手中。中国人向果尔特人[18]、基里亚克人和鄂伦春人供应生活必需用品，例如：麋、火药、铅弹、烟草、烧酒、布匹等，这些物品索价很高，要用猎物与之交换”。[9]

赫哲族地处被称为“东北之东北”，气候寒冷，常年驿道冰雪覆盖。对于携带种类庞杂的商品来说，马车是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但是在赫哲族地区却不能大展宏图，江道冰冻易滑，马车易翻难行。而赫哲族冬季交通依靠的“托日气”（狗拉雪橇）和“勤那力”（滑雪板），虽行走如飞，但要求行使者身轻如燕，自然不能携带较多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运输困难增大。

移民发扬刻苦精神，学习当地赫哲族狗拉爬犁的技术，忍受风霜雪打，辛苦输送商品，尤其在东北封禁政策时期，他们不但要忍受路途的艰辛，更要躲避来自官方的追捕，若被捉拿轻则全家发配苦寒之地、重则连坐处死。此外还要时刻警惕土匪胡子的抢劫掠夺，可以说没有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胆略是无法完成运输任务的。

四、从“行商”到“坐商”，移民提供贸易的地点

随着商品贸易的勃兴，交易的主体也由多为山东籍的汉族移民，扩大到满族、俄罗斯等外来移民。随着商品流通的频繁加速，交易方式开始升级，“光绪初期（1880年）左右赫哲族的交易活动由以物易物而演变成为彻底的商品交换”[10]。货币充当交易的手段是商品经济产生的一个标志。交易的货币币种多为当时流通的白银，后由于俄罗斯商人的介入也相应扩大到卢布。如“每架鹿茸需要一百七十五卢布”，“一百尾新鲜的马哈鱼，价值一至二卢布，咸鱼三十斤，售价一卢布二十戈比至二卢布五十戈比”[11]。

以往在赫哲族地区“行商”盛行。每年都有从三姓等城镇来的汉族、满族“行商”，他们“运来中国工业商品和松花江沿岸地区的某些商品，……这些数量相当多的商人船队，满载货物往来行驶于阿穆尔河[19]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区”[12]。

人口的增加带来消费的增长，势必对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较大日常物质需求，促进生产效率的增加。移民带来先进的技能，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社会内部分工的深化；从而改变了以往赫哲族社会以外部交易为主的状况，促进赫哲族地区内部交易的频繁，使该商业利益更为稳定地获得，从而使“坐商”的产生必然。

这些坐商大部分也多由外来移民充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三姓城里，从道光二十年原有的19家，到同治四年（1865）猛增到82家[13]，店铺经营的范围也有所扩大。民国3年（1914）汤原县有“杂货铺14家、药铺5家、当铺2家、粮米铺14家、酱醋坊2家、染房2家”[14]。这些坐商经营的店铺的特点是由三姓地区为中心来逐渐开办的，即首先在三姓城投资开办店铺，盈利后再到附近或更远地区开办分店进行运营。移民商人的原籍也扩大到距离遥远的广东籍。

把贸易地点固定下来，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其进一步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旅店业开始出现。“光绪三十二年（1905），拉哈苏苏临江州地区有十余家店铺，而最为兴盛的则是旅店业。”[15]旅店业是外来人口兴旺、人丁攒动的表现，说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基于此，清政府在宣统二年（1910）成立商务会，拉哈苏苏海关也于同年成立，正式开始官方对俄的贸易。拉哈苏苏商肆兴起，带动了更为偏远的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商业经济。据清朝学者曹廷杰考察海参崴、伯力、双城子、红土岩、彦楚河（现大部分多归属于俄罗斯地区）五处，汉族移民商人开设的“坐商”林立，“大小肆点三百余家，各立门市，坐贾营生”[16]。

赫哲族地区由“行商”发展至“坐商”，促进了赫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赫哲族得到相应的实惠，在自家门口就可自行买卖，相当便利。同时，对于商人来说，“坐商”可以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为商业贸易的扩展提供发展的空间。

另外，随着移民私人贸易形式发展迅猛，官方贸易开始逐渐介入，并存于赫哲族地区，给当地经济带来一度的繁荣景象。“按依兰之商业，在十年欠实为东北路冠，凡东边各城镇之商人及远东之士人皆贸易于此，不愧有三姓京之俗称也。”[17]

综上所述，赫哲族社会经济从产生的基础、商品流通的载体、贸易的运行等方面受到到移民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赫哲族的社会经济是在外来移民逐渐增多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曾现繁荣景象。近代以来，赫哲族地区受到沙俄哥萨克的不断滋扰，又经日伪残暴的殖民统治，该民族遭受灭顶之灾，其社会经济随之衰退。但是历史上移民对赫哲族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之高是毋庸置疑的，对促进赫哲族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同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同江县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33.

[2]刘忠波.赫哲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6.

[3]尤金良.赫哲族拾珍[C.佳木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90:82.

[4]孔经纬.东北经济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7.

[5]辽宁省档案馆.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C].沈阳:辽宁古籍出社.1995:219-220.

[6]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3.

[7]方衍.黑龙江少数民族发展简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129.

[8]王佩环.清代三姓城的勃兴及经济特点[J].社会科学战线.1987(1).

[9][俄]П．Э．翁特尔别格著,.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滨海省1856——189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85.

[10]刘春学.清代赫哲族屯田戍边及其社会变迁[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15.

[11]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206.

[12][俄]P.马克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译.黑龙江旅行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37.

[13]王佩环.清代三姓城的勃兴及经济特点[J].社会科学战线.1987(1).

[14]汤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汤原县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623.

[15]同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同江县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201.

[16](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C].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37.

[17]刘凤仁主编,廖怀志,石成柱编纂.依兰史志文献汇编[C].依兰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内部发行.2010:88.

[18]注果尔特人即赫哲人的又一称呼,多见于日人对其的称谓.

[19]阿穆尔河即俄称黑龙江.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明清以来黑龙江下游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研究项目号：12E020；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赫哲族传统鱼皮文化艺术》研究项目号：11E028；2014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产业融合视角下赫哲民族文化旅游演艺开发研究》。

(责任编辑: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