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不该要求所有的音乐者像歌手鲍勃·迪伦那样理性,像歌手扬·盖奇那样先锋,像歌手斯特文·里奇那样晦涩或像歌手塞克斯·皮斯托尔斯那样彻底?或者说,我们该不该要求所有的听众都能从米塔利卡中听出悲剧性,从约翰·佐姆的音乐那儿找到后现代美学,从DuranDuran节奏的变化中分析时代情绪的变化?
西部人
200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