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支持比”下降挑战

应对“支持比”下降挑战

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支持比将不断下降，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将难以为继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左学金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再次确认了中国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在2025年前后，中国人口总量将在达到不足14亿的高峰后进入负增长。据联合国2010年世界人口前景展望中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在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总量将下降到10亿以下（中方案），甚至低至略超过5亿（低方案）。21世纪将是我国人口总量发生由增长到下降这一重大转折的世纪。

在人口总量变动的背后，是年龄结构的相应重大变化。将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与2010年普查相比，0岁-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33.59%减少到16.60%，下降了一半以上，而老年人口的比例由4.91%增加到8.87%，上升了80%以上。这种趋势可称为“少子老龄化”。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各类社会保险项目的支持比的下降趋势。这将不断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负担和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的负担。

参保职工的转移支付负担会不断加重

老龄化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和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的负担

在现代社会，除了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支付外，还通过公共财政和各类社会保险进行家庭以外或社会范围的代际转移支付。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负担和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的负担。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生命周期的少儿阶段、劳动年龄阶段和老年阶段都需要消费，但是，一般只在劳动年龄阶段从事生产。所以少儿阶段和老年阶段的消费需要通过代际转移支付（这包括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支付，还包括公共财政和各类社会保险进行的社会范围的代际转移支付），老年阶段还需要通过提取自己的储蓄来满足消费需求。在劳动年龄阶段从事生产的所得收入，一部分用于自己的消费，另一部分则用于代际转移支付和储蓄。

决定就业人口代际转移支付负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老年扶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近年来，人们更多地用老年扶养比的倒数（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率），即支持比来度量就业人口的代际转移负担。支持比越低（或老年扶养比越高），劳动年龄人口的代际转移负担就越重。

从时间维度来看，老年扶养比或支持比是一个动态的指标。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国人口未来的支持比会不断下降。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通过代际转移支付来支持老年人的负担会不断加重。

根据历次普查数据计算出来的相应的支持比，从1982年普查的12.53降为2010年普查的8.40，下降了近三分之一。根据上述联合国关于中国未来人口的展望的中方案，2050年，中国支持比将降至2.38，2080年降至1.83；根据低方案，则2050年和2080年将分别降到2.10和1.14。不过，扣除一部分因为在学校读书、退休或其他原因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以及一般男60岁、女55岁或更早一些退休的情况，上述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支持比，实为“潜在支持比”，并非实际的支持比。

对于各类社会保险项目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率，因此，可将这个比率定义为社会保险的支持比。根据权威数据，2010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分别为19402万和6305万，支持比为3.08，大大低于同年的潜在支持比8.40。实际上，在2011年农民工保险与城镇职工保险合并前，上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持率已降到1.5左右，使该养老保险近年来出现严重财务亏损。显然，未来各类社会保险支持比不断下降，将持续加重参保职工的转移支付负担。此外，医疗保险和（可能出台的）护理保险的负担也是如此。

而且，世界银行的研究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均表明，不同世代参加社会保险的回报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

“80后”可能不胜代际转移重负

“80后”可能在劳动年龄阶段进入经济较慢增长时期，参与经济增长和积累财富的机会减少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30岁-50岁的储蓄高峰年龄人口）会储蓄，而退休的老年人口提取储蓄。所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人口老龄化在长期内会降低社会储蓄率或投资率。

此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负增长，人口总量将在2025年前后开始负增长。人口变动造成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储蓄率下降，必将使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虽然不少人将中国人口多看成是发展的负担，但是，“人口红利”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当然，人口红利潜力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正巧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高峰人群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相契合，中国农村的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得以吸纳大量城乡富余劳动力并使人口红利期的丰富劳动力资源有机会得到有效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大量的外资相结合，使中国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快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变动影响的结果。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对不同世代的冲击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大致上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世代，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持续的经济繁荣和资产价格膨胀，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经济增长和积累个人财富。我们有理由认为，上世纪50到7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或未来老人，在总体上会比较早出生的老年人更富有。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相关研究，在2021年-203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降低到6%以下。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或更晚时候出生的世代来说，他们可能在劳动年龄阶段进入经济较慢增长时期，他们参与经济增长和积累财富的机会可能比他们的上一辈要少一些，从而对于沉重的代际转移可能不胜重负。

东瀛之鉴

日本人口老龄化将使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

日本的变化值得借鉴。日本人口总量从2006年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数据，日本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23%，预计在2060年将达40%或更高。

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期望寿命最长的国家（男80岁，女86岁），但人口超级老龄化也使日本对于社会保障支出不堪负担。2011年，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高达107.8万亿日元，占GDP22.3%。其中，养老金53.6万亿日元，占支出的约50%；医疗保险支出33.6万亿日元，占支出的31%；福利支出21.0万亿日元，占支出的19%。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使日本深陷债务而难以自拔。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陷入长期停滞，1991年-2010的年度平均实际增长率为0.9%，名义增长率因通货紧缩而不足0.1%，国债高达GDP的220%。日本政府已提出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希望在今年3月提交国会讨论。但是，由于深受政治和利益格局的牵制，任何略为彻底的改革均将举步维艰。

有研究认为，日本人口老龄化将使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如果将处于最佳储蓄年龄（30岁-50岁）的家庭数量与老龄家庭（65岁及以上）的数量之比定义为“主要储户比”，则日本的主要储户比率从1975年起就一直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更降到1以下。换言之，提取储蓄的老龄家庭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储蓄的中年家庭数量。

使问题更加严峻的是，日本年轻一代的储蓄远低于他们的父辈。现在已经退休的人在他们35岁时的储蓄率为26％，而现在35岁的日本人的储蓄率仅为6％。目前相当数量的青年人不缴纳国民年金。

未来老年人的福利也终会受影响

随着劳动力减少，老年人的医疗、照护等服务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

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最终也会影响未来老年人的福利。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各类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项目所积累的都是金融资产，这包括养老金收益，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收益等，老年人只能用这种金融资产去购买所需的商品和劳务。但是，这些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医疗、照护等服务，均是劳动力密集的服务。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其价格将相应提高，老年人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

比较平衡的代际数量关系，也是未来老年人福利的基础。

另一个问题是未来的农村老年人问题。普查数据表明，由于大量中青年人口的迁移，使主要迁入地北京、天津和广东等沿海省市的老龄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迁出地安徽、四川、重庆等内地省市的人口老龄化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这些农村老人目前和未来的福利问题将面临新挑战。

当然，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的更严重后果，是直接影响民族人口的物种延续问题。

两点政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在全国逐步放开生二孩；社会保障制度重点保证基本生活需求，超出部分通过市场或者家庭来做

综合以上，在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很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5），部分城市已经进入“极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背景下，现在应该积极调整生育政策。

首先，应考虑“十二五”期间在全国逐步放开生二孩，避免人为地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还可减少政府政策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冲突，减少生育控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我估计，在2020年后，中国将会像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样，转向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此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制定有关社会保障和代际转移支付的制度和政策时，往往仍处于经济增长率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严重或不太严重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看起来似乎可行的制度政策，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和代际转移支付规模的迅速膨胀，极可能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因此，政府在制定涉及代际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制度时，要尽量避免包得太多。由于福利的“向下刚性”和削减福利的政治困难，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亏空可将一个国家带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所谓政府避免包得太多，是指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重点保证全体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超过基本需要的部分尽量在家庭或个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或家庭来做。例如，对于社会养老保险，中国应坚持社会养老保险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我认为，今后改革方向是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强制缴费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全体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发展自愿参加的、市场化运作的多支柱养老保险。■

左学金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