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9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长期轰炸西安，既有其主观动机，又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主观上，日军有攻击西安机场的战术需求和摧毁西安人民抗战意志的战略需求。客观上，日军得以对西安进行轰炸的基础是其优势航空兵力带来的绝对制空权。面对日军的轰炸，西安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城内人员及物资进行了较为有力的保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措施并未收到最佳效果。
关键词：抗日战争；西安；轰炸；防空
日军轰炸西安，自1937年11月13日首次轰炸到1944年12月4日止，历时7年之久。[1]（P17）。日军对西安的轰炸大致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1937年，日军主要轰炸以机场为中心的西郊地区，次数为5次。1938年至1941年，日机对西安的轰炸逐渐集中，且轰炸的重心转移至城区，每年少则十数次，多则三四十次。1942年以后，轰炸有所缓和。但到1944年，日军又重新对西安的机场进行了集中轰炸。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机对西安的平民建筑和军用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无差别攻击，造成了西安军民的巨大伤亡。
一、日军对西安的轰炸
1937年10月，日军以优势航空兵力量控制了华北的制空后，针对中国内陆各要地的轰炸行动便得以实施。这些轰炸行动一是顺应战术需求，目的是打击西安的空军，辅助日军进攻；二是顺应日军逼降中国的战略需求，希望通过杀伤平民、破坏建筑的方式来消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而日军对西安的航空攻击是建立在中日空军实力巨大差距带来的优势制空权基础上的，因此在航空兵力不占优势后，日军的轰炸便难以进行了。
（一）与日军需求相关联：战术需求与战略需求
日军针对西安的轰炸紧密围绕其两方面，即战术需求和战略需求。战术需求主要指破坏西安的空军基地、消除来自西安的空军威胁，为此日本航空兵曾多次打击西安的机场；战略需求围绕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进行，为此日军曾出动大型轰炸机集群轰炸西安的闹市区、居民区和工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9月，日军在其《一般形势判断》中指出，方面军不仅仅要进行地面作战，“给敌人决定性的打击”，更要配合配合空军，摧毁“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企图”[2] （P59）。此文件中，日军不仅仅重视运用陆军兵力集中歼灭敌人主力，同时也重视运用航空兵部队的战略轰炸来消解敌人的抵抗意志。同月，太原会战打响。9月11日，日军在其《关于今后的作战事项中》规定，一旦战斗转变为持久战，在开始驻留态势的同时，要继续以空军攻击南部要地。[2]（P83）这两份文件表明，日军在战争初期即非常明白空军对敌军后方目标的打击能力，并开始利用这种能力来逼降国民政府，消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于1938年1月18日说：“今后仍必须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军事行动，促使国民政府崩溃”[2]（P151）。在此方针指导下，1938年2月14日，根据大陆命第五十九号，华中派遣军被命令以航空部队对杭州、宁国、芜湖以北扬子江东岸地区以外的中国要地进行攻击[3]（P7）。1938年3月8日，日本飞机第五次轰炸西安，在西南角投弹十余枚。1938年3月10日，按照大陆命第七十五号，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任务改为“除担任确保从胶济沿线及济南的黄河上游左岸现占据地区外，以航空部队继续攻击敌国要地”[2]（P154）。
西安是拥有机场的重要城市，也是中苏运输线上的重要城市，因此日军从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都有轰炸西安的必要性。空军理论家朱里奥·杜黑认为，夺取制空权就要力争把敌方的飞机消灭在机场上和工厂里[4]。早在1937年9月14日，中国空军北(正)面支队就曾以西安机场为基地之一，以太原、临汾、长治为前进机场[5]（P411）。而作为陇海铁路上的大城市，西安在接收苏联援华物资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苏联援华军火就需要在咸阳进行中转分发[6]（P1102）。因此，对于格外重视打击中国的外援线路的日军来说，切断新疆—兰州—西安线路这条苏联运用的线路非常重要[7]（P54）。
1938年末广州战役结束后，日军已取得较大战果，其战略重心转移至迫使国民党投降。为了“尽最大努力结束事变”，日本“展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争取实现日华全面和平”[8]（P16）。在政治上，日本内阁发表了“近卫声明”，最终导致汪精卫叛国出走；在军事上，日军确立了“政略攻击”的思想，制定并颁布《航空部队使用法》并规定： “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的要地之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9]（P14）
日军大本营从10月开始就战略轰炸问题就华中派遣军幕僚进行联系。
[7]（P187）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关于武汉、广州两战役善后处理的形式判断》中直言，“今后除以空军进行作战外，不谋求大规模的作战”[7]（P53）。又有日军《大陆命第一百三十一号》规定，“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和政略中心”[7]（P71）。以《大陆命》为指导，1938年11月，日军开始组织航空部队准备对中国内地的战略轰炸任务，其中包括第一飞行团下辖的三个重型轰炸机战队（飞行第十二、六十、九十八战队）[7]（P188）。同月日军开始对西安进行狂轰滥炸。16日上午，日机13架分两批飞至西安上空，在中正门外、火车站一带投弹40余枚，炸死炸伤平民40余人，18日日军又一次轰炸西安市区，死伤平民90余人，23日，日机20架次轰炸西安城关，炸弹遍地开花，死伤回民120余人[10]。可见日军组织的战略轰炸给西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而这种无差别杀伤平民的行为就是为了压制并迫使中国投降。
1939年，日机对西安的轰炸愈演愈烈，为了提高战略轰炸的效率，此时日军的行动不仅带有战略目的，还带有训练目的。1939年4月，日军改编航空部队，将拥有重型轰炸机的第六十战队所在的航空兵团编入华北方面军，负责切断苏联对华援助的西北路线。[7]（P193）该战队拥有重型轰炸机36架，而根据日方记载，直至1939年底，日军在华中、华北的重型轰炸机总计也仅有36架[11]（P9）。这一重轰炸机战队为“提高训练”而倾巢出动，与海军战斗队协同于9月20日轰炸了西安[7]（P195），西安为此付出了死伤30余人，房屋被炸毁100间的代价。较1938年，1939年西安的损失更为严重：大华纱厂、西京机器修造厂被炸，5月24日炸毁西大街桥梓洞防空洞洞口，闷死洞内避难民众千余人，制造了古城最大的一场惨案。
1940年中，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时局处理纲要》，要求“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来腾出兵力进攻英美势力范围[8]（P52）。此后，大本营再次提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要求运用“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迅速使其屈服”[8]（P166）。在此指导下，日军发动了“一百零一号作战”，开始了对中国内地为期3个月的集中轰炸。作战要求海陆联合进攻，自5月中旬开始对四川、河南、陕西三省的要地进行重点攻击。日方史料记载，就是在这一作战期间，日军“为了提高水平，自5月中旬至25日利用月光反复对河南、陕西两省的要地进行了攻击”[12]（P33）。而中方史料对此的记述是：“5月19日，日机18架于夜间分两批先后入侵西安上空，投弹100余枚，燃烧弹数枚，炸毁房屋10间，死伤余10人，西号巷地下室防空洞入口被炸，死伤10余人”[13]（P15）。此后，日机频繁轰炸西安，于6月30日投掷的毒气弹造成了400余平民伤亡，史称“六卅惨案”。作为一次为了迫降中国而进行的空中攻击行动，“一百零一号作战”给西安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1941年7月中旬，负责中国大陆航空作战的第三飞行集团制定并部署了内地空中进攻作战计划，这期间，西安遭到了集中轰炸。发动这一作战的原因是日军认为“为了迅速解决事变，需要进行更加积极、勇猛的攻击”[12]（P156）。陆军航空部队从8月起开始进行对内地的攻击，“到8月下旬，陆海协同对内地进行进攻作战达到最高潮，发动了空前大规模的空中作战”[12]（P157）。在此期间，西安又一次遭到了频繁的密集轰炸：8月1日，日机18架分批侵入西安上空，投弹60余枚，死伤30余人、毁房300余间。8月9日，9架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投掷炸弹40余枚，死伤平民20人，毁坏房屋300间，同一天，18架日机狂炸咸阳，投，50余枚，炸死炸伤40余人，毁坏房屋200余间。[14]（P192）
由上述内容可见，出于战略目的，日军发动了数次空中战役，对西安进行了狂轰滥炸，给西安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航空兵开始向南洋转移，日军虽然依旧想迫降中国，但“根本没有这种余力”去加强对“重庆政权”的作战[15]（P506）。1942年到1943年也是日军空袭大为减少的一年，基本没有造成大的伤亡。虽然1942年6月，进攻作战初告段落时的日本陆军曾经非常自信，为“刷新军容”把相当数量的地面、航空部队调回中国。[15]（P739）但日军最终没有执行对西安发起进攻的“五号作战”。太平洋瓜达卡纳尔岛的战事已经有逐渐白热化的迹象，因此，五号作战的实施日期始终处于待定状态。[15]（P576）
自中途岛海战后，美军开始了对日反攻，日军随即开始讨论美军飞机从中国大陆起飞轰炸日本的可能性。1942年11月3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大本营陆海军部得出的结论是：“关于空袭的方向，对日本本土，认为当前将采取从太平洋航空母舰上起飞和从中国大陆起飞的方法”
[15]（P623）。日本十分担心本土被轰炸，因为这会直接动摇其国民的战争决心。然而，战争进行到1944年，航程半径达2800千米的B29轰炸机已经被盟国大量用于对日本的战略轰炸[16]（P1531）。这种超远航程的飞机从西安起飞即可直接轰炸日本本土，而根据中方记载，最晚至1944年3月13日，美国驻华已选定西安机场作为第十四航空队B-25中队的补助机场。此后5月份，第三驱逐大队第三十二驱逐中队从西安起飞主动对日军发动攻势。[17]此时，西安作为机场的战术意义得到了充分发挥，因此，对西安的航空攻击在日军已是强弩之末的1944年再次发生了。
基于上述原因，基于战术和战略双重原因，1944年日军对西安的机场进行了重点轰炸：1944年2月10日上午八时，9架飞机在西郊机场投弹37枚后逸去；1944年4月22日14架飞机在西郊机场投弹18枚；1944 年6月5日11架飞机在飞机场附近投弹 228 枚；1944 年8月12日9架飞机在西郊外机场投弹304 枚；1944年9月21日3架飞机在西郊机场附近盲目投弹4枚，均落空地；1944 年 10 月 7 日4架飞机在西郊机场及附近投弹十枚。[10]此后，日军实力进一步衰落，已无力向大陆的盟国空军进行反击。1945年的日本空军几乎全部被用于防御本土，其空军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只能以“最小限度进行之”[18]（P139），无力进行西安轰炸，西安轰炸至此终结。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针对西安的轰炸目的十分明确。其紧密围绕战术需求和战略需求，运用其空军兵力多次打击西安的机场以破坏西安机场的战术功能，并出动大型轰炸机集群轰炸西安的闹市区、居民区和工厂以获取战略利益，其不择手段的战争行为给西安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与日军实力紧密相关：中日空军力量对比
日军进行无差别轰炸，其基础是日本航空工业的发展。日本注重发展空中力量，“欲利用其空军兵力，载重致远之轰炸队，以攻势作战。”[19]经过多年建设，“日本空军不仅编制改新，同时加以扩充，并为适应列强之军备竞争，在空军之性能与威力上亦已加以改良。”[19]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已拥有一支强大的空中攻击力量。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五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就联合制定了《陆海军航空协定》，规定“进攻华北以陆军航空队为主，陆军计划首先投入的兵力为28个中队，飞机240架”[20]（P253）。其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飞机总数高达2200架，而中国空军仅有各式作战飞机飞机305架[21]，双方实力对比非常悬殊。7月15日，日军按照临参命第五十八号命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下辖整整7个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22]（P169），而中国空军当时在华北仅成立两个支队，下辖11个中队[20]（P253）。
1937年9月14日，为协同晋北和平汉线作战，中国空军编组北(正)面支队，设司令部于太原，以洛阳、西安、南阳机场为基地，以太原、临汾、长治为前进机场。其隶属部队有空军第7大队和第29大队(欠三分之一)。[5]（P411）此时，中国空军以西安为基地，尚且存有余力在山西地区与敌人争夺制空权，但到10月中国军队已无力与敌人争夺制空权。在北正面支队成立时，中国空军已在淞沪战场经历血战。到9月，能够支援华北地区的只有约1个大队的飞机，总的数量最多也就30余架[5]（P55），而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驻华北地区的飞机数量却有增无减。1937年冬至1938年春夏，驻西安的国民党空军驱逐机队曾多次升空作战。但是该空军部队很快被调离西安。[23]（P841）因此，中国空军与日本航空兵部队事实上的实力差距，是西安轰炸惨剧发生的事实基础。
中日空军实力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华北地区制空权的丧失，而日军对制空权的确保是其得以进行战略轰炸的前提。1938年春夏之后，由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驾驶的一小批作战飞机一度奉派进驻西安机场，协防西安领空。但在1938年华中派遣军的《从华中方面看中国的一般形势》中，日军认为“原有中国空军之大部，几乎被我陆海军航空队所消灭”，而当时中国航空部队仅剩下的外国人部队中，苏联的飞机和飞行员又比日本空军低劣[3]（P22）。因此，除了中国空军实力遭到重创外，中国的外援部队能力不足也是1938年3月日军得以进犯西安的原因之一。
日本军机种类齐全，兼有重型轰炸机与轻型轰炸机。除拥有重型轰炸机的第六十战队外，日军还用拥有轻型轰炸机[11]（P9）的第九十战队等进行轰炸（1941年9月12日[24]（P1））。重型轰炸机航程远、载弹量大，给西安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1940年6月30日发生的“六卅惨案”就是由飞行第六十战队一手施行的[25]（P1）。这一重型轰炸机战队原本准备轰炸成都，但被密云影响不得不终止行动，在西安上空轰炸了街道和军事设施，造成了600余人的重大伤亡。
1941年后，对英美开战分散了日军的军力，且美国驻华空军力量逐渐增强，日军渐渐无力有效轰炸西安。日军认为，“1942年以前对华作战时，我方始终以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完全掌握着制空权。”[26]（P1098）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民政府的空军实力一直在增强，而且美国驻华空军也加入到抗击日寇的阵营中来。1942年11月7日，日军大本营尚且认为国民政府仅拥有飞机约100架，在华美国最近约有飞机70架，并正在逐步增加。[15]（P627）但在1943年2月末日军大本营的《世界形势判断》中，日军认为此时的国民政府虽然经济极端困窘，但其空军部队已增至150架，在华美国空军部队则增至90架[15]（P715）（也有数据为120架[15]（P737））。短短两个月，中国空军的实力就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可见中国方面的防空能力正随着空军建设的加强而不断增长。到1943年年末，美国驻华空军的规模已达到400架。[26]（P1054）这些驻华空军大大充实了中国大陆的防空水平，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实现了制空权的确保，缅甸日军的火车、汽车完全不能通行。即便是利用华中、华北方面空军基地的国民党飞机也有200架，令日军感到“不可轻视”[26]（P1097）。
“捷一号作战”进一步削弱了日军航空兵的实力，最终导致日本空军彻底无法轰炸西安。日军于1944年9月下旬内定，为发动“捷一号作战”，从华东等地区抽调8个战斗机战队、1个轻轰炸机战队、一个重轰炸机战队、一个侦察机战队。这些战队的骨干都是由当时出色的陆军航空部队选拔出来的。1944年10月，“捷一号作战”的高潮莱特湾海战在菲律宾打响，日军为进行这场战斗从其他地区调动了大量的空军兵力，其中就包括日后在西安被击落的日军空军精英岩桥让三所在的飞行第二十二战队[26]（P1243）。这次作战中，日军航空兵部队 “倾尽了精力”[26]（P1272）但却没有取得战斗的胜利。
与此同时，驻华美国空军的实力却在不断增强，“B29等大型飞机的基地在不断加强，敌空军在战场上的活动十分活跃。”，盟国空军不断袭击日军补给线路，使得日军水路、铁路、汽车运输都遭遇困难，以至于推迟了进攻的步伐。[16]（P1352）虽然日军使用了新式的四式战斗机，且“给予敌人以极大的威胁，敌机在我基地附近制空权内的活动骤然减少”，但这种新锐战斗机仅仅有一个大队。[16]（P1355）为夺取制空权，岩桥让三在执行完高强度的“捷一号作战”任务后几乎没有休息便被派回中国战场驾驶四式战斗机执行对西安机场B29轰炸机的压制任务，疲惫且负气执行任务的他最终被中国空军击落。中日空军实力的对比是破解日军西安轰炸规律的钥匙。当日军航空兵实力下降、兵力分散，中国空军实力增强、拥有强援时，日军对西安的轰炸便难以进行了。
二、轰炸下的西安
（一）防空演练及人员、物资疏散
全面抗战爆发前，随着日军西进，当局已经开始在西安筹划西安以及陕西的防空事宜。1935年1月，西京防空学会成立。同年4月，陕西省防空协会亦于西安成立。此后，协会开始对西安市民进行防空宣传工作，如编发有关内容的传单和小册子、讲演以及编排演出，向市民宣传基本的防空知识。193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防空处主任关丽生曾举办为期一周的西安防空展览会。展览在西安革命公园体育场开幕，驻陕空军第四航空队特派405号战机凌空作特技表演，并投撒一批防空袭知识传单。[27](P844)同年9月，省防空协会确定该月为西安防空运动月，并组织社会各界开展活动，扩大宣传。[27](P624)这一时期，相关的常识教育也见诸报端，如《民众对于“防空”和“防毒”应有的常识和准备》[28]以及《西京市人民消极防空常识问答》[29]等。
1937年5月30日，西安首次进行防空演习，其中包括情报传递、空袭警报、交通管制、消防灭火、防毒消毒、对空射击、飞机模拟轰炸等课目。1937年8月17日，陕西省防空协会西安分会成立。其有关防空业务的活动，多由省防空协会出面组织举办。8月24日，省会警察局发布通告，对西安防空警报信号及灯火、交通管制办法作出统一规定。其后同月28日和29日连续两天举行防空演习。1937年9月1日至7日，陕西省防空协会举办防空宣传周活动，宣传省政府颁布《国民对于消极防空应有的准备和注意》，并要求西安各机关、学校等各自组织集训本单位人员，演练防空防护动作，演习时拉防空警报[30](P32)。
然而，尽管当局曾对于防空事宜进行了宣传，并组织过数次演习，然而仍有许多民众对防空知识缺乏了解，对警报置之不理，甚至不少人专门登上屋顶观看日机以满足好奇心。11月13日，日军首次轰炸西安，“犹忆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发出警报时，市民均起一种看热闹的心理，徘徊门前，甚至猱升屋脊，登临平台嘹望。各警备部队，及防护团员，虽口敝舌焦，终不能劝其藏避，延至二七年八月五日，仍有此种现象。”
[31]经历数次轰炸之后，市民们才普遍开始重视此事。此后1938年、1942年及1943年，当局又多次举行防空及防毒演习。1940年7月，国民政府规定每年11月21日为防空节，西安当局亦积极响应，组织相关宣传活动。 1938年夏秋起，省教育厅命令市区所有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中学、师范学校师生一律迁至外县偏远安全地点上课，小学在必要时可以停办。1939年5月，西安非常时期疏散建设委员会成立，劝导市区居民迅速疏散到农村或邻近各县，限期要求长安县政府、县党部等机关单位及其全体人员带头疏散到城南乡镇，限期要求指定的西安各类厂商企业疏散至四郊或其他指定地域。此举虽有成效，但仍有许多不愿疏散搬迁者。1940年7月，委员会又颁布《疏散办法及步骤》，强制疏散市民。同年11月，当局要求各行业商店于次年1月底以前须疏散三分之一，限期要求所有军需、军工厂必须全部疏散到长安县铁路南侧地区。省政府亦要求各直属机关大部人员及眷属分别疏散到长安县中指定地区。1941年5月，当局又下令，限期要求市区仍未疏散的中小学校全部完成疏散任务。据省会警察局估计，截至到该年年中，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已疏散出去。[23](P844)
但是由于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与客观上对于城市生活的依赖，仍有许多市民违背当局的指示而留在城内。“不少商号虽然关门停业，但并未疏散，仍在一旁摆摊设点继续营业，当局不得已停止了‘强迫疏散’，改取‘劝导方式’，要求‘先建设后疏散’，‘疏建同时完成’，但由于财政经费紧张，所谓‘建设’不过是一句空话，疏散也是有名无实了。”[6](P1287)然而作为十三朝故都的西安，所需转移的不仅有市民及学校、机关、企业，更有历代积累之文物。所幸在各方努力之下，其中的可移动文物均被相继迁出西安或就地埋藏，部分笨重文物如碑林碑石等也被保护。[32](P91)一系列措施使这些文物在日机的频繁轰炸中，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
在战火面前，陕西省政府于1937年11月、12月及1938年1月相继发出一系列移藏保存文物的紧急训令。1938 年2月至3月初，西京筹委会等相关单位连续数次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古物的移藏保护工作。各单位中，以陕西考古会与西安碑林保存文物最多、移藏任务也最为繁重。仅1936年的《陕西考古会第三届年会会务报告》即记载：“该会二年来由发掘调查购买捐赠所得古物，总计九百八十余号”[33](P598)，包括该会成立以来调查陇海铁路所得米家崖、窑村、西安车站、斗鸡台所得文物，调查渭惠渠工程以及发掘丰镐、犬邱（兴平东南里南佐村）、雍城、陈宝祠、姜城堡东门外、米家崖、阿房宫诸遗址所得文物和发掘民政厅、莲湖公园、兴龙（隆）巷、斗鸡台等遗址所得的文物。[34](P16)
最初，当日军轰炸潼关之际，考古会决定就近移藏其文物，涉及移藏的去向除凤翔一地之外，另有西安城南及考古会院内两说。[35](P22)1938年3月19日，省府向考古会拨交位于城南的两个新修窑洞，但两窑洞缺乏遮挡。在时任会长的张扶万倡议下，考古会成员决定在院内挖掘大坑，就近埋藏所存珍贵古物，其余零星无重大价值者，则一概登记装箱，存储于考古会库房之内。3月29日，经省政府批准，考古会立即开始稳妥严密的古物移藏活动。“当时雇工在考古会院内秘密挖掘长、宽、深各数丈的大坑，计将会中珍贵古物如斗鸡台等地发掘所得的铜器、陶器，民政厅等地发掘所得的宋刻唐兴庆、大明、太极三宫图残石以及收藏购买的唐代白石残佛等600余件，全部依次按类排放，其上再填土夯实，大致前后花费了二十余天的时间。”[35](P23)
西安碑林保管委员会所藏以历代珍贵碑石为主，不易移动。截止 1937年3月，碑林所存碑石共计1130石。[36](P47)另包括鸳鸯七志及熹平石经在内的于右任捐赠碑石亦收藏于此。1936年11月，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成立，由黄文弼负责碑林的整修工作。1937年4月21日，碑林整修工程动工。其间西安城内未受轰炸，整修工作得以进行。1938年3月，整修工程完工。1938年5月1日，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成立，以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任主任委员。[36](P46)
1938年5月，于右任请张扶万保存其捐赠碑石，张扶万同意接受。1938年6月初于右任又急电陕西省政府并教育厅等单位，转嘱张扶万等迅速对石刻采取保护措施。1938年8月5日，日军再炸西安，紧急的事态促使碑林保管委员会决定，在碑林东院埋藏于右任所捐其他全部碑石。[34](P23)1939年4月，碑林管理委员会拟具将碑林碑石全部移藏碑林名碑至凤翔、眉县一带的防护实施办法以及工程预算方案，上呈至陕西省政府。[35](P25)具体的移藏事宜由委员会干事曹仲谦着手负责。然而由于日机频繁袭扰西安，为了保证碑石安全，委员会取消此计划，转而就地埋藏。[35](P27)1939年年末，经过多方筹措，熹平石经残石亦被移运。后经辗转曲折，石经被运回运回富平县董南堡的张扶万家中。碑林诸多石刻遂终保无虞。
（二）防空工事的建设
在城墙下挖筑洞穴以备军事之用，在1926年西安之围时已有先例。至1936年西安事变时，城墙下掘筑的防空洞已颇具规模。到抗战期间，城墙防空洞的数量极大增加，成为政府和民众应对日机轰炸的普遍措施。 虽然有观点认为：1937年以前，西安的公有和私有防空地道、地下室及半地下室数量少且简陋，城区仅东厅门、甜水井、大莲花池、桥梓口有地下室4处，共可容纳160人。[14](P83)但此种说法显然忽略了“西安事变”时市民为防范空袭而开挖的城墙防空洞。据报告称：“查城墙防空洞自双十二事变时即为掘挖之始，但而时为数尚少且所挖之洞皆宽大而不坚固。”[37](P89)《西京日报》也称：“本市去岁事变时，城内外居民多掘有窑洞及地下室，意为防范空袭”[38]。而且依《西京日报》调查有三百余处，并称“环城墙地下室栉比密极”[39]，可见当时城墙下的防空洞为数不少。0 城墙防空洞是战时西安颇具特色的防空形式，但在日军轰炸的初期，为保证治安，官方并不倡导这一形式。1939年后，日军对西安的轰炸达到高潮，轰炸地点又多在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城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出于对防空的考虑，西京建委会开始提议在城墙上开辟防空洞供民众避难，同时对已有的防空洞进行了部分修缮。 西安城墙防空洞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超过30米的超长型防空洞，其容积远远超过了其他防空洞，多由机关或者军队所建。第二种是长度低于10米以下，但宽度超过20米的小型防空洞。第三种是长度介于10-20米的之间的中型防空洞，为西安城墙防空洞的主要形式。其中，超长型防空洞对城墙的破坏较大。按照城墙底宽18米计，长度超过30米的防空洞已经远远超过了城墙的宽度，如果没有曲折或其他情形的话，实际相当于将城墙内外贯通。[40](P96)1939年，西安警备司令部与市政工程处调查发现“城墙掘透之处颇多，其能容人出入，应行补修之洞孔者为数七十六个”[41](P80)。
尽管当局为保护城墙，于1939年颁布了《西京市修筑地下室及窑洞暂行规则》，规定了防空洞的高度及宽度。然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不按照规定而随意开挖现象十分常见。“沿城所掘不但多未依照，甚至通达城外可行车马”[42]同时，《西京市修筑地下室及窑洞暂行规则》规定的城墙防空洞的深度已经深及城墙墙基下的唐代地层，对前代墙基有所破坏。[40](P98)1939年5月22日，当局出台政策，所有西安市内机关及民众在修筑城墙防空洞之前，都必须经过审查并领取执照，主要是为了防止损害城墙、危害治安。 毫无疑间，抗战期间城墙防空洞在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降低人员伤亡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虽然也发生过五岳庙门天水行营防空洞被炸，死伤百余人的惨剧，但是，城墙防空洞在保护西安市民生命安全方面的贡献却不容抹杀。从1942年的统计来看，当时西安市区有公共防空洞625个，可容纳102006人；私人防空洞107个，可容纳12340人，两者共计可容纳114346人。而西安包括防空洞等在内的所有防空设施共计可容纳294203人[43]，城墙防空洞可容纳人数在总数中占有相当比例。0 “当日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进行空袭时，这些城墙再一次成为这个城市第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44](P59)
城墙防空洞依托城墙开凿而成，相较地下室及防空壕较为坚固。在城内地下室遭到敌机轰炸，损毁严重的情况下，城墙防空洞就成为民众跑警报的首选。这不仅体现于官方的指导中，也体现在民众的行为上。1944年警备司令部曾要求市民一闻警报，应即向城墙防空洞或郊外疏散[45]。“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只要能来得及，都会向城墙根跑”[46](P10)。《西京日报》称：“事实告诉我们，自西大街地下室震塌后，街市上的防空洞地下室多已无人问津。”“机关内虽也挖有防空洞，但人多洞少，远不如城墙根防空洞坚固。”[46](P10)由此可见，城墙防空洞的防护之功在民众看来确实值得信赖。 虽然按规定，公私防空壕洞应一律开放，“以备人民趋避”[47]，然而在防空洞的使用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力，经常会发生防空洞被霸占、民众无权使用的现象。而由于大量民众集中于城墙下，且“敌寇知我防空洞均在城墙后，专炸城墙”[48]，使未能及时进入防空洞的民众易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随着日军轰炸逐渐减少，加之城墙防空洞私挖乱建给城市治安及城墙带来的负面影响，1941年，防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下令一律禁止开挖城墙防空洞。[49]
除城墙防空洞之外，当局亦着力修建其他防空工事。到1942年底，西安市区已有军事堡垒8个，大小各类地下室2428个，防空壕2100处，郊外防空壕总长35515米，防空坑2191个。1943年，陕西防空司令部又在西安城墙10个防空便门外的护城河上修了10座便桥方便民众到城外避难，另外在各防空洞外修筑土墙，防日机弹片伤人。又设防毒气弹袭击警报鼓26处，在各洞安装了风厢式滤毒箱并以木柱加固
[50]。1944年，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在城内修建防空蓄水池22个。[51]这些防空措施和工事，在反空袭反轰炸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一些防空工事修筑不力、管理不善也增加了不必要的的伤亡。对于公共防空设施的修筑，当时广泛采用招标修筑的方式，然而却多有私人修筑防空设施而未严格遵循当局修筑规范者。“防空洞的承建，另是一条门路，谁向主管工程部门行贿最多，谁就能包到工程。层层承包，层层剥皮，到最后实际承建者手中，如按工程规定建筑，已无利可图，只有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因而不少防空洞，虽未被炸弹击中，却被投在附近的炸弹震塌，不少人因此丧生。”[6](P427)此外，还有一些防空设施设置不当。“我们家对面路东有家胜利餐厅（今邮政局），曾记得附近建有一个防空洞……但是因为距离市中心的钟楼太近，而防空洞的面积又太小，我们跑警报时从来没去过那里。”[52]当局在钟楼附近修筑防空洞，本意是方便市民逃生。然而钟楼是当时西安城内最高的建筑，是日军轰炸西安的重要目标，因此在钟楼附近修筑防空洞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加之这一防空洞面积较小，被市民弃之不用也属必然。当局动用本就紧张的人力物力，却修筑了无用的工事，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
结论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西安以空军实力为基础，紧密围绕其战略和战术两个目的而进行。其目标之鲜明、手段之残忍，特别是对敌国目标进行无差别攻击，具有鲜明的战略轰炸特征。为了迫使中国投降，日军屡次发动大规模陆上战役和大规模空袭行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惨痛的历史不仅记录在中方记载和亲历者的话语里，更记录在日方出版的材料里。它们将永远提醒中日两国热爱和平的人士，铭记侵略战争的惨痛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战略轰炸等新军事理论不断被投入实践，战争正呈现出越来越残酷的特征。因此，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不仅是国家贯彻战略意志的支撑，更是保护国民的关键。抗日战争中，中国与英美盟国在空军方面通力合作，最终击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面对当前形势下愈发严峻的国际性问题，国与国之间只有求同存异、共谋对策才能最终破解难题。
就一城一市而言，在遭受轰炸的七年中，西安当局采取的消极防空措施比较有效。加之民众也普遍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到抗战中后期，西安在空袭中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与前期相比大为减轻。同时，在轰炸面前，相关责任人为保护古都遗产所做出的努力也不应被忘却。然而，西安在疏散、防空设施建设及管理、情报、伤员救助上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在西安遭受空袭的初期，许多市民对防空知识缺乏了解，对当局发出的警报置之不理。当时城内又有不少汉奸，向日军出卖情报，“在西安发信号弹，引导日军轰炸。”[53]轰炸过后，救援人员作风败坏又贻误了伤员的抢救。0总体而言，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当局施政不力有关，一方面也是政府财力不足、民众素质有待提高所致。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然而其中种种问题，不能不令后人警醒与思考，对于相关历史的探究也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
尽管有着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宣传、网络书籍等记载与本地报刊的多次报道，许多青年人仍对西安轰炸缺乏了解。现如今，不仅日本右翼蠢蠢欲动，试图将日军曾经犯下的侵略罪行从历史上抹去，在被侵略的中国，西安轰炸也正在淡出大众的视野。笔者曾针对14-35岁的青年人群展开了问卷调查，其中，48.28%的受访西安市民并不知道西安在抗战时期曾遭受过日军的轰炸。因此，进行此项西安轰炸的调查研究，不仅旨在记录日军的侵略罪行，还原历史记忆，更是要唤起我们的民族责任感，珍惜当下的和平与稳定。
0 详见武亨伟.抗战时期西安城墙防空洞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30(03):94.
0虽然民国西安1942年的人口总数尚无定数，但是根据《西安市志》1941年(251658人)和1943年(345429人)的统计来看，1942年的人口不会超出这一范围，也就是说当时西安城内的防空设施大致可以将整个城区的人口覆盖，其防空能力不容小觑。详见武亨伟.抗战时期西安城墙防空洞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30(03):93-103.
0 “在洞里抢救时，秩序和纪律之坏无以复加。抬人的士兵……他们以为这些人是死人，死无对证，抢劫了没有关系。……连高级司令部行营长官的警卫营都不例外，其他可以想知。”详见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抗战史料选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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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雨阳（1998-07-13），女，汉族，籍贯：天津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史。 （指导教师：罗毅）
本文是2020年西北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西安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是：20181069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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