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愧怍之心体察善良

以愧怍之心体察善良

王静

大连市第十八中学 116000

《老王》是杨绛73岁高龄时所写的一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文章回忆了作者一家当年与拉车老王的一段交往经历，追怀了这位遭遇不幸但个性良善的老王，表达了作者对老王难以释怀的“愧怍”之情。文中，杨绛与老王彼此以善良体察善良，杨绛先生那高贵、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读《老王》，我们品味出了人性的温暖和社会的希望。

杨绛为何对一位普通至极的人心生愧怍呢？而且如此放不下呢？当初自己很概念性地为学生讲解“愧怍”折射出了杨绛女士内心的善良和人道主义精神。但这份善良的内涵有多深呢？难道仅仅是杨绛作为一位“幸运者”对老王这个“不幸者”的简单的同情吗？显然不是，因为这种性质的同情往往是经不起时间的流逝的。如果我们走近杨绛所处的年代，试图去体会她所经历的事，应该会对它有相对准确的理解。

杨绛一家与老王的这段交往经历是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最为重要的是这其间经历了文革十年。那是个黑白颠倒、混乱不堪的年代，杨绛一家身为知识分子家庭自然不能幸免。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和《干校六记》中都记录了文革期间一家人的艰辛与苦难的遭遇。杨绛自己也被剃阴阳头，打扫厕所，受尽刁难与折磨，其间他们还失去了唯一的女婿。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遭遇的杨绛事后却没有大书特书她的苦难与委屈，没有歇斯底里地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悲痛，在《老王》一文中她只是用了寥寥数语“‘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而将其一笔带过，她更愿意用充满温情的文笔去追忆那些她所结识的普通而善良的人，像送煤的老田、像拉车的老王……正如杨绛自己所写到的“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能忽略苦难，看到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的做法本身就是作者善良的有力见证。

杨绛的善良还表现在对老王一如既往地照顾上。文革前，杨绛的家庭条件较为优越，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嫌弃老王的“田螺眼”，而是“常坐” 老王的三轮，照顾他的生意。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照顾并不带着施舍的意思，因为“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没有因为身份、学识、家境等因素而拒人以千里之外。这种善良一直延续到了他们女儿的身上，“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若以此时来看，杨绛确乎是自己所说的“幸运的人”，因为她有美满的家庭，而老王“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因为她有不错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而老王“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因为她有舒适的家，而老王只是在“ 几间塌败的小屋”勉强过活；因为她有健全的身体，而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这种悬殊下，杨绛对老王的关心在很多人看来是出于对弱者的爱与同情，而且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理应如此。包括杨绛本人也并没有因为曾做过这些而从中获得解脱，她仍然觉得还很不够。正是她的这种态度，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情怀。

然而文革开始后，杨绛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了。她的政治地位跌入底谷，生活境况也变得窘迫，连老王都不禁要为她的境况而担忧“你还有钱吗？”但杨绛仍体谅着老王生活的不易，坚持付了他的车钱，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困窘而忽略对同样困窘者的关心。在那样很疯魔的年代，能理智地保持和坚守做人的尊严与良知，还依然能把他人的不幸放在心上的，就不是理所当然能做到的了，所以这又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杨绛的高尚的人格。而回过头去看，杨绛在多年之后，仍对老王送默存去医院一事历历在目，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杨绛是多么地感激老王。在经受了并且继续在经受着诸多打击的杨绛没有因此而愤世厌世，仍用她敏感而善良的心体察着人间的真情，同时用自己的善良加以回报。从干校回来，杨绛得知载客三轮被取缔了，不忘去询问他靠平板三轮能否维持生活，从“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好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看出作者一家一直保持与老王的交往。恶的年代里的脉脉温情显得尤为珍贵。 在文中杨绛着重回忆了老王临终前送香油鸡蛋的情景。当看到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 面色死灰”“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模样时，杨绛“害怕得糊涂了”，这不是杨绛为自己迟钝反应找的借口，她确实是吃惊的，而吃惊的背后应该理解为对老王病状的无限心痛与担忧。虽然杨绛当时的待客是有些僵硬与滞笨的，但她的那份感激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忙去接”、“强笑”、“赶忙解释”都表现出杨绛的善良本性，即便是包鸡蛋的方格子破布也是将其“叠好还他”，这个细节流露出对老王的不仅是感激更是一份尊重。目送老王下楼，“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杨绛随即就“感到抱歉”了，当时是觉得自己没有把老王招待好，连口水都没请他喝，日后“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渐渐地杨绛明白了“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老王的不幸是毋庸置疑的，他艰难的生活，最后又寂寞的死去。但如何理解杨绛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幸运的人”呢？

幸运本身就是个相对的概念。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文革前的杨绛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乃至社会地位都要远远胜过拉车度日的老王。但文革对杨绛一家的摧残与迫害确实是深重的。身为一位知识分子，她的幸与不幸是不能够仅仅以生活水准来衡量的，更何况杨绛的当时生活也确实到了困难的地步。杨绛更大的不幸在于名誉遭诋毁，自由受剥夺，人格被践踏……这些精神上的打击远胜过物质生活的困窘。这段灰暗的经历在敏感而善良的杨绛内心必然会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与无法平复的伤痕，即便拨乱反正后。所以，当我们细数杨绛的伤痕时，我们是无法将她的一生与“幸运”划上等号的。可是杨绛面对老王却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课文前面的提示写到：“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像老王这样生活艰难的人。他们不被重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体悟到这些人的善良了吗？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读一读这篇课文吧，也许你会有不少感触。”在杨绛看来，老王这样一位善良而努力的人，却始终艰难的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轻视，被疏远，最后又蝼蚁般地死去，绝对是一个社会的耻辱。记忆中站立着“直僵僵”的老王，不幸往事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底层人民生活的不幸。和老王无法更改的不幸相比，杨绛认为自己很幸运了。同样是人，却“他蹬，我坐”；老王永远一贫如洗，而“我”却可以失而复得。杨绛没有从出身、教育、能力、机遇等角度来让自己求得心安，而是对人性、平等、命运等命题的进行追问，追问之下面对这些随风而逝的孤独的沉默的灵魂，她产生的是深深地愧怍之情。

杨绛的愧怍并不是停留在是否用钱侮辱了老王的一片情意的浅层次上，而是一种知识分子高贵的反思，是作者对人性中善良的肯定与呼唤，也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对整个时代的反思，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因此，杨绛的善良更表现在勇于扣问自我，充满着平等与博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