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导人中国。特定的导人动机、导人路径和导人时机，使得我们在学习赫尔巴特教育学方面埋下了诸多的“先天不足”。1919年以后，中国学习别国教育学的主潮几经更迭，先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后是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由于缺乏对后二次学习与先前一次之间内在关联性的发现，学习杜威、学习凯洛夫成了变相批判赫尔巴特的过程，遂又导致对赫尔巴特甚至对整个教育学理论的学习都流于表层而无法深入。
教育学报
200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