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深入调查与探究,探索出目前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返贫风险并剖析存在的原因,Y村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发现贫困老年人在脱贫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将直接影响其是否能稳定脱贫,本研究基于家庭抗逆力视角下,通过构建抗逆力分析框架,对贫困老年人的返贫风险进行评估,完善脱贫老年人返贫风险评估机制,实现可持续脱贫。
关键词:家庭抗逆力;贫困老人;返贫风险;
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研究背景:
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一同进入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5亿人,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农村剩余贫困人口约为1660万,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文献回顾:
尽管国内家庭抗逆力领域开展实务的研究不多,但国内学者在个体抗逆力研究方面已经开展了基础性研究工作,为进行家庭抗逆力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学者彭华民和刘玉兰强调抗逆力重点是个人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的能力,认为抗逆力存在着个体抗逆力、社区抗逆力的政府抗逆力等不同层面[3]。朱眉华聚焦国内乡村流动群体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的城市生活适应困境,认为流动家庭的抗逆力是其信念价值、组织方式和沟通解决方式三者交互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4]。华许则认为家庭抗逆力是指以家庭为单位,在经历创伤或者负面事件时发挥应对与适应功能的过程。同时,他把家庭抗逆力看作是一些指标的证据:如亲密度、支持的家庭关系和婚姻满意度[5]。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理论基础:
本文认同华许对家庭抗逆力的基本概念,家庭抗逆力的关键过程涉及三个方面: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的组织方式与家庭沟通过程。其中家庭信念系统包括逆境的意义、看待逆境的积极态度以及超越逆境的信念;家庭组织方式包括家庭的弹性、连结以及家庭的社会与经济资源;家庭沟通过程包括家庭沟通的清晰性、开放的情感表达以及合作解决问题。
分析框架:
抗逆力理论
访谈观察
生计资本
返贫风险
贫困老人返贫风险及其对策
生计能力
生计策略
家庭抗逆力核心过程
家庭沟通
家庭组织方式
家庭信念
研究对象的确定:
Y村所属的L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贫困问题突出,致贫的主要原因有恶劣的自然环境、少数民族人口较多且分散居住、单一的经济收入来源和普遍较低的教育水平等。选取Y村12户贫困老年人作为此次调查对象,对研究老年人面临的返贫风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编码 | 性别 | 年龄 | 健康状况 | 贫困户识别 | 子女数量 |
S1 | 女 | 65 | 患有肾病综合征 | 脱贫户 | 2 |
S2 | 男 | 70 | 肋骨骨折 | 脱贫户 | 2 |
S3 | 男 | 67 | 腿部骨折、四级伤残 | 脱贫户 | 2 |
S4 | 女 | 73 | 乳腺癌 | 脱贫户 | 1 |
S5 | 男 | 60 | 脱贫户 | 2 | |
S6 | 女 | 66 | 脱贫户 | 1 | |
S7 | 女 | 69 | 肾囊肿 | 脱贫户 | 1 |
S8 | 女 | 84 | 腰间盘突出、脑溢血 | 返贫户 | 2 |
S9 | 男 | 62 | 肝癌 | 返贫户 | 1 |
S10 | 男 | 65 | 心脏病、高血压 | 返贫户 | 1 |
S11 | 男 | 61 | 腰间盘突出、高血压 | 返贫户 | 2 |
S12 | 男 | 返贫户 | 1 |
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选择了9户较为典型的贫困老人进行深度访谈(表中灰色为选出的访谈家庭)。深度访谈的家庭基本情况见表2。
表2 老人家庭基本情况表
家庭编码 | 家庭基本情况 |
S1 | 患有肾病综合征,服用中药控制病情已有3年,其配偶在合肥建筑工地上班,月工资3200元,双方有两个女儿,已出嫁。 |
S2 | 其老伴68岁,双方育有一个儿子,41岁,一个女儿,49岁,儿子在2015年离婚,与前妻都是农民,现在临县打零工为生,从外地回来后,因个人没有存款,妻子提出离婚。 |
S3 | 老伴67岁,双方有一个女儿,48岁,儿子46岁,两个孩子都已成家。儿子与其妻子都是农民,在家,以放羊为主要经济来源,有100只羊左右。 |
S4 | 老伴59岁,双方育有一个儿子,儿子在县城盖了几间房,搬过去居住,打零工并照看女儿,女儿现在就读小学四年级。2011年得乳腺癌,识别为贫困户,因病致贫,2017年脱贫,有B类低保。 |
S7 | 患有肾囊肿,儿子44岁,在县城打零工,拉砖、拉土等,目前在县城租房,有一个孙子,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儿子为了以后孩子结婚,在县城买房,估价40余万。 |
S8 | 家里目前有三口人,儿子44岁,患有腰间盘突出,自己有脑血栓、慢性病、眼疾等,目前由儿子长期照顾,孙子智力低下,属于二级残疾,在家需要时刻看护。 |
S9 | 患有肝癌,间歇住院,长期治疗,丧失劳动能力;有一个女儿在县城上初中,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通过种地养羊,全家搬到外地打工生活,后母亲去世,回老家办葬礼,不再外出打工。 |
S10 | 在产业园居住,有两个女儿,大女儿40岁,小女儿37岁,由于自身劳动能力弱,女儿在外地打工不在身边,平时经济来源主要靠女儿补给,2013年识别为贫困户,2014年脱贫,2017年因病返贫 |
S11 | 儿子23岁,妻子在儿子出生后的几个月去世,自身患有腰间盘突出,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2014年年底,因养70只羊脱贫,2016年不再养羊,收入减少,加上家中没有房子导致返贫。 |
贫困老年人返贫风险表现
(一)生计资本风险。
贫困老人经济收入来源不稳定,主要依靠政策兜底实现脱贫,常常面临多种生计风险交织的情况,尤其是Y村所属的L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生计资本风险基本是交织且共存的。在访问中就有这种发现:
S1:光伏补贴每年每户300元;产业基金每年每户返一千元
S3:生态补偿金1212元,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909元,煤补600元,低保补贴3335元。
S5:公益岗位3000元/年,产业基金2000元/年,光伏补贴5000元/年,1351医疗补贴;土地补贴;低保补贴3335元。
S8:公益性岗位保洁员3000元/年,产业基金3人补贴,母亲和儿子都有低保200元/人,儿子有残疾人补贴100元,母亲慢性病脑血栓医药补贴等,光伏补贴等。
S9:产业基金分红,光伏补贴,公益性岗位(动态管理、有劳动能力、3000元/人),退耕还林补贴,种植补贴,禁牧补贴等。
从以上的调查中不难发现,贫困老人的脱贫,基本上是国家政策、地方政策大力扶持的结果,而老人除政策扶持给予的补贴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收入来源,单一或者较单一生计资本带来的束缚,无形中加大了贫困老人面临的返贫风险,也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要通过多样化的途径来提升其抗风险的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
生计能力风险
生计能力风险一般表现为老人在遭遇风险时,自身经济能力的抗风险程度,生计能力较强的老人,其抗风风险的能力就较高,返贫风险较低,抗风险能力较低,返贫风险就越大,两者呈反比例关系,在访谈中发现:
S4:2011年得乳腺癌,识别为贫困户,因病致贫,2017年在当地医疗政策帮助下脱贫,后办理了B类低保,然而在病情得到控制后,失去了劳动能力,
S7:肾囊肿,其老伴做过脑瘤手术,由于进口药当地医疗政策不报销,且孙子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经济压力大致贫。
S8:患有腰间盘突出,不能干重活,其母亲有脑血栓、慢性病、眼疾等,需要长期照顾,儿子智力低下,属于二级残疾,在家或者上学需要时刻看护。
S9:2014年因替儿还债致贫,2015年脱贫,2018年骑摩托车发生车祸,治疗花费导致返贫,平时依靠侄子照顾。
S11:2014年识别为贫困户,2017年因病因学致贫,其老伴是聋哑人,加之女儿尚未专科毕业,经济压力大,导致返贫。
返贫现象出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导致的,除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需求外,任何潜在的风险都会导致其返贫,所以针对老人的生计能力要构建坚固的堡垒,阻挡对脱贫人的潜在威胁,切实制定防范返贫风险的条件和保障,避免脱贫老人出现返贫的现象。
生计策略风险
生计策略的风险是由生计资本、生计能力共同决定的。在实际的走访中发现,贫困老人的维生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依靠种树、放羊等体力劳动付出获得经济报酬,因此,贫困老人维生手段的优化选择,可以大大减少升级策略对于贫困老人的威胁,避免返贫。比如:
S4:脱贫后,丈夫在家种地,有15亩旱地,也有8亩水浇地,同时养几只小鸡,养了2头猪,没有菜园,载了几棵果树。
S9:家里有几亩旱地,以种谷子、荞麦、玉米为主,挣不到钱,气候好的情况下,谷子可以收200多斤,仅能解决吃饭问题,家里没有养牲口,平时依靠侄子照顾。
S10:2015年通过种地养羊创收脱贫,全家搬到外地打工生活,后因个人问题回到老家,承包土地种植,后2017年因病致贫,靠女儿照顾。
由于贫困老人自身综合素质不高,受制于自身的认知能力,在面临贫困风险时,不愿种地也不愿外出务工,更依赖于政府的转移性支付,缺乏自我脱贫的主动性和内在动力,甚至以作为贫苦户而荣,托关系保住贫困户的身份,是导致出现返贫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家庭抗逆力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相对于个体的
抗逆力而言,家庭抗逆力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家庭,更关注的是家庭内部的关系及
其互动。文中提及到家庭抗逆力在上述三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但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的有限,如何呈现及其分析是本研究的不足,是有待研究深入的重要方面,也是未来学习的最大动力。
参考文献:
[1]杨军昌,李显亚.抗逆力视角下我国生态扶贫模式策略优化研究——以云南省迪庆州为例[J].生态经济(中文版),2018,34(4):223-227.
[2]韩斌,孔继君.脆弱性—抗逆力视角下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策略优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v.34;No.252(08):123-128.
[3]梁胜,王国泽.农民返贫:建设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难题[J].政府法制,2006(09):12-15.
[4]张航空.江西省试点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D].南昌大学,2006.
[5]于军.精准扶贫背景下抑制农村返贫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2019.
作者简介:何越,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方向: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