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我与贞我——葛薇龙与帕梅拉人物形象比较

真我与贞我——葛薇龙与帕梅拉人物形象比较

桑姝凡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安市 710127

摘要：《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创作的一篇中篇小说，小说以“八一三”事变后殖民色彩浓厚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离家在香港求学的女大学生葛薇龙在孤独无依之际投靠其姑母却为其所利用，不幸成为姑母吸引情人的诱饵，后一步步坠入为姑母诱人、为情人赚钱的圈套。《帕梅拉》（又名《贞洁得报》）是英国18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代表作之一，本书记述了家境贫寒的美丽侍女帕梅拉面对男主人B先生轻挑的追求自始至终严守贞洁，最终她的自爱自重感动了B先生，这也让她收获了尊重与真正的爱情。

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不乏相似之处，而命运归宿却大相径庭，《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出淤泥而不染的天真日渐被物欲、情欲蒙上风尘，作者透彻剖析人性的复杂难测与道德的脆弱，记述刻画了少女堕落与自欺背后的心酸；《帕梅拉》中帕梅拉与其父母皆视贞洁清白胜于生命，男主人亦因帕梅拉的贞洁自爱而更为之倾心，女性的贞洁既是其自身的一切，又是其赢得尊重、成为男性择偶对象的先决条件。对比之下，男、女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的差异可见一斑，女性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更尊重现实和人性，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则被理想化地赋予了贞良守节等道德期待。

关键词：葛薇龙；帕梅拉；女性形象；女性观

引言

小巧的立领依偎着上扬的脖颈，雅致的琵琶襟旗袍勾勒出清瘦的风骨，消瘦苍白的面庞，神色漠然的细眼，细而挺的鼻，小而尖的下巴，这大概是人们心中所熟知的张爱玲黑白影像。翻开书，就发现犀利的笔触比神色更冷峻，对人心到位的体察比五官更细腻。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浓重的笔墨之一，作家王小波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早期的著名作品，她以其敏感的洞察力和极高的语言天赋，把女性的生活和心理刻画的入木三分，因此选取其作品一窥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观很有代表性

塞缪尔·理查逊是18世纪英国保守派作家，他的作品多以侍女或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人公，关注婚姻道德等问题，注重心理描写。作品《帕梅拉》开创了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先河，又在文学史上被视为英国第一部现代小说，书中掺杂着清教徒说教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作者以及当时受到社会各阶层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识。

在这两部作品的对比中，我们能直观感受到不同价值观念下女性观的差异，进而引发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与处境的思考。

1. 无可奈何花落去

——葛薇龙形象分析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故事发生在战前的香港，已被英国殖民近百年的香港宛如一个杂糅了中国元素与英伦风格的“荒诞、精巧、滑稽”的大染缸，女主人公葛薇龙自身就被染上了显而易见的殖民主义色彩：身上南英中学蓝衫窄腿满清款式的制服式样陈腐老旧，而这般“赛金花式”的打扮却是香港当局用于取悦欧美游客的设施之一；而葛薇龙的姑母——梁太太的居室陈设与生活做派亦是这染缸的一个缩影：装潢华丽雅致、承袭了美国南部建筑遗风的居室内，陈设着象牙观音像、景泰蓝方樽、斑竹小屏风等雅俗共赏的旧式中国物什，这些摆设装点的用意并非增添生活情趣或追寻中国文化印记，而是给越洋而来的外国人瞧瞧中国，午后举办的园会更是添油加醋地附庸英国十九世纪的贵族风雅。不难看出，在这样崇洋媚外的时代风气以及纸醉迷金的社会生活中，传统社会价值观分崩离析，本就脆弱的道德感更加不堪一击。葛薇龙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大学生，即便在最开始天真单纯地怀揣着对爱情的期待与幻想，相信真正爱自己的人必定不理会流言，会理解自己迫于生计对姑母的投靠，而面对日后姑母一次次的利用、物欲生活的腐蚀和爱情幻灭的刺痛，她早已淡忘了要读书、要生存的初衷，在周遭缺乏原则性的扭曲价值观的浸染下，年轻的她被物欲、情欲裹挟着走上歧途在所难免。

葛薇龙的姑母在嫁予粤东富商梁季腾成其四姨太后，与薇龙父亲闹翻，梁太太这样的选择是其兄长葛豫琨无法接受的。在这样“传统古板”的父亲的教育下，家教甚严的葛薇龙有内心的道德准绳，她本无意趟入“交际”的浑水，只想完成学业；父母自幼的疼爱造就了她天真单纯的秉性和敏感又脆弱的自尊心。她来访前只当姑母嫁予富商后受人艳羡，故而招致了眼红之人的风言风语，远未料想到自己的姑妈是眼前这样一位“有本领”的女人，尖刻善妒又心狠手辣，个人情感生活奢靡淫逸，葛薇龙很快意识到如不将自己投靠的计划全盘推翻，必会陷入清白难保的困境。而初次到访的短短数小时内，葛薇龙就接连蒙受了家中女工和姑母的羞辱，在薇龙看来，睨儿、睇睇两位女工说话时拿腔捏调，是湘粤一带“糖醋排骨”式的女人， 她们用“作孽相”、“打抽风的”等字眼议论着葛薇龙，甚至不屑正眼看她，而姑母在知晓其身份后，“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么”，此后的言语中也极尽嘲讽，葛薇龙陪笑奉承，最后还是窘迫下不来台，在受辱的自尊心的叫嚣下，原想远离是非推翻计划的想法被心中的不甘压倒，白白受气后离开在葛薇龙看来是不值得的，为了日后挽回被践踏的自尊，她选择了低声下气道出来意，继续按原计划行事。就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敏感少女被灼烫的自尊心支配，将来路的复杂险恶抛于脑后，踏入了圈套。

如果我们留意，就会发现葛薇龙虽然心性单纯，但对人情世故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有自己缜密的思考安排和略显老成的奉承之术。在生计困难，学业难以维持之际，她想到了香港富裕的姑母，即便这位姑母既与她素未谋面，还与家中曾有过大的过节，葛薇龙为完成学业，不顾前嫌，选择投靠这位未有过交集和感情基础的姑母，其攀附亲戚关系、利用其钱财的意图显而易见。在博得姑母同意后，她不敢告诉父亲真相，但为了自身考虑，还是向母亲全盘托出，在上海为自己埋下一条联络线，由此可见葛薇龙的活络周全。在与姑母的交谈中，她违心奉承姑母是“玻璃心肝儿的人”，当姑母提起往事尽数对父亲的怀恨，她先以晚辈的身份与前尘往事划清界限，又充当赔罪者，要为“书呆子”父亲不知轻重的口舌之过赎罪，好好孝敬姑母，从葛薇龙低三下四的讨好言谈中，可以看出葛薇龙善于揣测人心，又善用语言引导他人的情感活动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既为她博来姑母的收留与“投资”，也是她日后作诱饵能与各种人周旋暧昧的条件。然而，葛薇龙仅仅还是一个年轻少女，她的这些小聪明远不足以帮她看清形势、预知后事，梁太太要求她会弹流行歌曲伴奏、会打网球，睇睇临走前称她是打替工的，这些都暗示了她未来的境遇却没有引起她的强烈警惕，她还是怀着自己能出淤泥而不染的侥幸心理，一步步坠入深渊。

起初作为姑母的幌子与诱饵，葛薇龙不甚在意，她想做的只是表面上应付敷衍姑母之需，好好用功在学校读出好成绩，在薇龙眼里，姑母结交的人物皆是不三不四的污浊之辈，她想要的是找一个情投意合之人，追求专一纯洁的真爱情，教堂唱诗班的卢兆麟就是其心仪之人，而在睨儿提醒下，她才发现姑母亦对卢有心思，少女在爱情面前的骄傲自尊与对爱情绝对纯洁的幻想，让葛薇龙眼睁睁看着卢兆麟被收服为姑母的袖中之物，至此她对爱情的憧憬幻灭，对姑母也有了恨意，报复的念头在心头叫嚣着，她竟对让姑母在风月场上处处犯难的乔琪乔心生好感，这好感并非出于爱情，而更像是一种情感宣泄与寄托，能让姑母不痛快的人，就能给她心理上的安慰。可乔琪乔本就是视感情为玩物的浪荡之人，他与葛薇龙暧昧而不给她爱情，在这样爱而不得的交往中，葛薇龙日渐爱上了乔琪乔，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意识到自己被玩弄时，她决意离开。

然而，此时的葛薇龙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为新生活所奴役，她怀念家中的踏实与温暖却发觉难以回头。盲目的爱情虽然卑微，但她却难以割舍，她已对舒适享乐的生活习以为常，当初另怀目的踏上这条路，一路走来即便并未起过不正之心，却被生活推着前进，无暇思考，逐渐被侵染被腐蚀。葛薇龙堕落了，或者更准确说，她被沼泽吞没了。她听任爱情摆布，开始“交际”营生，只为赚钱与乔成婚，她落入了一个更大的圈套——为姑母引人、为乔弄钱，葛薇龙在自欺中悲哀地认识到，自己只是卑微地自愿出卖着自己。

在张爱玲笔下，没有评价，只是叙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意识独立的少女令人惋惜又合乎情理的心酸经历，她不完美，更不值得效仿，但她就是她，不谙世事又略通人情，敏感自尊又卑微妥协，自珍自爱又失足堕落，她矛盾、丰满又鲜活，她是葛薇龙，也是现实中无数普通少女的真实写照。

二、完美落幕的木偶戏

——帕梅拉形象分析

18世纪，欧洲女性目睹了新资产阶级推翻君权后深受启发，开始质疑男权的神圣地位，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女性主义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然而，尽管女性主义思潮出现了萌芽，但广大女性在父权、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仍处于弱势地位。18世纪的法国，女性不享有自主择偶权，她们的婚事由父母安排，甚至不得与青年男子接触。在英国，女性处境艰难，在笛福的代表作《罗克珊娜》中，男性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女性，使其逐步失去话语权，进而无法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18世纪英国社会中，女性没有经济自主权，在婚姻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还受到道德伦理的绑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身价值和追求，其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由男性设定，女性要做的就是按照既定的标准压抑天性、屈服顺从，放弃自我以迎合男性的喜好，对女性贞洁妖魔化的追求和标榜正是这种伦理道德绑架的典型表现。

在女主人公帕梅拉生活的年代，阶级等级森严，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处境更为艰难，帕梅拉作为清贫人家女儿，接受的教育无疑是要珍爱自己的贞洁与清白胜过生命，这既是受教育程度低、落后思想固化的阶级局限性，又是底层阶级力图证明贞操品质不会囿于阶级的抗争，与此同时，在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下，女性为了通过婚姻提高社会阶级，婚前的贞洁愈发重要，而在这一跃升社会阶层的过程中，像帕梅拉这样的女性却是巨大的牺牲品。

《帕梅拉》以书信形式展开故事叙述，帕梅拉在给父母的第一封信中告知了前主人去世的噩耗以及临终前对帕梅拉最后的关照——将她托付给自己的儿子B先生多加照顾，单纯的帕梅拉满心感激，丝毫不担心新主人会对自己起邪念，而父亲在回信中对帕梅拉的生活现状表现出质疑与担忧，在前主人善良的关怀下，帕梅拉的穿戴日益体面，在父亲看来这种超越身份的打扮是走向堕落、失足失贞的序曲，而一个不贞洁自持的女孩即便拥有全世界的财富也没有意义。这似乎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用心良苦的关怀，宁愿全家受苦挨饿，也不能让女儿蒙羞受辱出卖自己。而随着书信往来增多，情节一步步推进，我们就不难从父母来信的字里行间发现，父母对女儿的爱以及得知女儿即将归家后的喜悦，是建立在其贞洁自持的基础上的：“十分欢迎你回到我们身边来，因为你清清白白、快快乐乐、正正派派地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你还清清白白、贞洁无瑕，所以我和你母亲还是你最慈爱的父母”。帕梅拉的贞洁不但是其自身的珍宝，更是父母和整个家庭的脸面，帕梅拉对其贞洁的守护不仅仅是保护了自身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家庭的脸面和声誉，甚至为家门添彩。父母无疑是深爱帕梅拉的，只是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对伦理道德的期待绝大多数情况下将凌驾于无条件的血缘亲情。

除了给父母写信倾诉自己的烦恼与苦楚，同在家中做佣人的杰维斯太太也是帕梅拉的倾诉对象。在男主人对帕梅拉做出越轨行为后，她渴望他人的倾听，渴望有益的建议，她时刻在心中敲响贞洁的道德警钟，却缺乏自己内心的判断。最初，在帕梅拉眼中，男主人正直体面、为人正派，而面对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的“好意”，帕梅拉感情的湖面水平如镜，而贞操德行的湖面波翻浪涌，面对男子的示爱，或者说是挑逗，帕梅拉的惊慌并非是由于初遇情事的紧张，她的抵触并不是因为不喜对方的轻佻而生出的反感，更不消说审视对方和自己的心意，所发生的一切只是触及了帕梅拉心中的道德观——这样的冒犯有损于一个女子的声誉和清白，帕梅拉的内心波动更像是贞洁受到威胁时引起的应激反应。在贞洁大于一切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女性的贞洁自持失去了自尊自爱的天然意义，而成为了证明自身价值与纯洁性的道德要求，女性丧失着对自身的思考，附庸般的活在男权社会的伦理框架中。

《帕梅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不乏说教的意味。帕梅拉贞洁自持，在自己的道德观念下，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与坚持，她是时代与社会的牺牲品，我们为她缺乏自我的生活悲哀也对其坚定守节的信念表示敬意。然而，这样一位可敬可悲的女性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因洁身自好而达到道德期待，故而值得奖赏的道德高标，帕梅拉的贞洁与坚守没有让她遇到心上人收获自己的爱情，也没有让起先对她轻佻的男主人受到道义上的惩罚，而是感动了男主人，最终得到了起先不尊重自己之人的尊重和赞赏，而这样的结局却被认为是圆满的完美归宿。男性对女性不自重的挑逗避而不谈，不论是正派的正人君子，还是不检点的浪荡之辈，女性要想得到其尊重与爱情，必要有绝对的贞洁作为条件，只有一位女性用其洁身自好的品格打动对方，才值得不轻佻的对待。帕梅拉步入婚姻，仿佛一场完美的木偶戏完美落幕。

三、男、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差异及其现实思考

相较于鲜活丰满的葛薇龙，帕梅拉的形象就显得扁平与单薄，在这里不做价值与道德方面的评判，仅就其悬殊的差异是否合乎情理进行讨论。

葛薇龙有着少女的天真、敏感和莽撞，却也在复杂压抑的生活环境中日渐成熟老道，她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学业生计遭遇苦难之际，她私下为自己打算，尝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帮助自己完成学业，尽管自己计划的投靠对象曾与父亲结怨，她依然选择瞒着父亲实行自己的计划。反观《帕梅拉》，女主人公帕梅拉遇事缺乏主见，其行事准则是父母的说教和被灌输的道德伦理观，她对父母言听计从，将贞烈观奉为至高的信条，她不质疑、不违抗，她在思想的依附中生活着。帕梅拉的顺从正是当时女性地位低下的真实写照，同时也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期待。葛薇龙入住姑母家后，成为姑母的交际诱饵，与多名男性暧昧周旋，潜移默化中一步步丧失了情感经历的单纯性，也日渐适应了逸乐的生活，葛薇龙被新生活侵蚀同化着，她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初衷，在生活的裹挟下走向堕落。而这样情理之中也无可厚非的堕落是《帕梅拉》所不容的，这样的事件是不能写在书中给人看的，女性在贞洁自持一事上不容出错，只能一味地坚持抵制诱惑，内心似乎也没有踟蹰犹豫的余地，这样的道德高标与人心的微妙复杂明显相悖，而却是广大男性内心的期待，女性是被控制的附属品，是否符合道德期待成了女性的最大价值，是赢得奖赏的前提，女性自身的天性、意识与价值被无情压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圣经》中教化女性如果圣洁自守，就将在生产中得救，作为妻子应顺夫如顺主；莎士比亚作诗赞美贞洁的柳克丽霞；《茶花女》中因过去的妓女身份被唾弃后含恨而死的玛格丽特，哈代笔下受骗失贞却不被丈夫原谅，怒杀诱奸凶手后惨遭绞刑的苔丝，都反映出从古至今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的贞洁即是一切，贞洁的女性是训世的道德楷模，而失贞的女子就将名誉扫地命运悲惨。再看玛格丽特·米切尔笔下坚强、迷人又难逃狭隘的斯嘉丽，简·奥斯汀塑造的生动鲜活的伊丽莎白，《荆棘鸟》中大胆追求至真爱情的菲奥娜，女性作家更倾向于塑造个性、独立、立体的女性角色，赋予她们人格自由，让她们有权利、有机会、有勇气穷极一生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在女性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面对文学作品中男、女作家基于不同女性观塑造的迥异角色，我们既看到历史上男权社会中，生活在道德高标和期待下女性命运的脆弱悲惨，又看到女性作家对女性真实生活和心理的敏锐洞察与细腻刻画，以及她们笔下坚毅独立的女性角色对广大女性的激励与感召。古往今来，文学都是社会与人心的一面镜子，剖析直指微妙人性，浓缩再现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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