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新生代叙事

乡土中国的新生代叙事

姜超英，李莹，张秋宏

开原市高级中学 112300

摘要：《1921年的童谣》是青年作家郑小驴对家族史的一次追忆。郑小驴笔下的家族，从遥远的1921年开始。在他的叙述中，重大的历史转折都成为了乡村日常生活的背景，乡村中最普通的人们的生活走到了台前，成为了叙述的主体。而他也正是通过对一个家族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困惑和灵魂挣扎的再现，完成了对故乡日常流程中逐渐丧失的痛与爱的重新打捞。

关键词： 乡土社会 家族史叙事 生存困境

郑小驴生于1986年，是典型的“80后”。但他的创作却完全不同于一般定义中“80后”小说的青春忧伤或是生冷怪酷。他的叙述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他的作品不追求时尚与喧哗，语言平实却不乏张力。

郑小驴的家乡在湖南农村，湘西的神秘、荒凉与诡异都成了他笔下的书写内容。他着意于对家庭历史的发掘与书写，写出了许多不乏独创精神的作品。

《1921年的童谣》由祖父与祖母的画像写起，讲述了祖父与祖母两个家族的兴衰史。它并不展示政治立场，只展示历史的荒唐和乡土生活中寻常人之于命运的无力。或许历史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必然性，但宏大的历史分散到每个人的身上，只能是一种绝对的偶然性的集合，而这种偶然性，就是人的命运。

祖父家郑家是当地的大家庭，祖父辈共有七个兄弟，这七个兄弟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从同一个家庭中走向各自不同的命运。除祖父外，其他的六个兄弟，都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了时代的殉葬者。

老大能彬，外号兵马子，本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却娶了个长舌妇。夹在母亲和媳妇之间，整日都很苦闷的兵马子找能安帮他算一卦，祖父能安说他，寿命不短，可惜是个“苦八字”，结果几天后兵马子就在擦猎枪时因猎枪走火而死。

老二能祯因为擅长木工活而被叫做鲁班，他死于一场不明原因的怪病，肚子像皮球一样鼓起来，最终鼓胀而死。在临死前，他拒绝能安帮他做道场，称他不相信鬼神，却对能安说，“乡里人的生死就是这样，谁也逃不掉”这样宿命论的话，显示出生活在乡土之中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人们心灵的迷茫与无助。

外号昌鸡公的老三因为饭量太大，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被活活饿死。他一生的最大爱好就是逗蟋蟀，在他的带领下很多男人迷上了逗蟋蟀，这使得昌鸡公得罪了乡里的女人，不但至死都没有成亲，甚至连一个女人都没有。

老四能崇的人生是最能体现命运的偶然与诡谲的。能崇因为脾气倔强，曾凭着一身蛮力打死了一头牛，因此被叫做“蛮脑壳”。民国二十三年，能崇在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下第一个跑去分粮分地，却被曾祖父史无前例地暴打一顿。红军来的时候，他想去当红军，被曾祖父阻止了；国军抓壮丁的时候，他想要当国军，又在保长的安排下和村里的青壮年一起躲到了山里。结果错过了红军和国军的能崇自己跑去当了土匪，在解放后剿匪时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老五能保是个老实人，在国军抓壮丁的时候，和“蛮脑壳”一起逃跑了，结果他没有“蛮脑壳”跑得快，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去，从此再无音讯。

老六能泰在1957年出门修铁路时被掉下的钢板砸中，当场死亡。当时他已经订婚了，却再也没有了结婚的机会。

祖父七个兄弟中，只有祖父郑能安一人穿过了漫长的岁月，在真正的新时期来到后的1994年中风而死，寿终正寝。祖父并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却从未干过农活。祖父14岁就“学”了和尚，终生以替人做道场为生。但他并不是和尚，回了家照样娶妻生子，甚至和不同的女人私通。他的身上带着几乎所有乡土人的精神烙印。从他的口中，倒出了乡土中人对于时代与革命的惶惑。当红军的首领——湘西佬要祖父跟着他去当兵时，祖父说：“革命是做什么？那还不是为了能吃上口饭，可我在这里坐着就有饭吃，为啥还去革命？”解放以后，湘西佬对祖父说，你看，这就是全国人民解放翻身。祖父心想，这还不是吃饭穿衣。

祖父的思想代表着生活在乡土中的所有人的人生理想与生活现实，无论历史与时代怎么变迁，乡土中国所拥有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是难以撼动的。曾祖父在阻止“蛮脑壳”去当兵的时候说过，“咱这些泥巴子，能活着吃口饱饭就万幸了”。这无疑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人们最大的生存理想。所以祖父不明白湘西佬说的“革命虽也得吃饭，可这革命还得多点意思，这里头有道理，说了你也不明白”中的道理是什么。因为对于生活于千百年不变的乡土文化结构中的人们来说，生活仅仅是面对最基本的生存之痛。

在《1921年的童谣》中，郑小驴以一个家族史的旁观者的形象出现。他选取了这个既与己有关又与己无关的叙事角度，这种手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莫言的《丰乳肥臀》，但郑小驴似乎走得更远，由莫言笔下的家族中的第二代，成为了完全与故事发生时间拉开距离的第三代人。这样既形成了对家族史的冷静展示，又成全了情感的暗涌。

在文中，作者倾注了最深沉的感情的无疑是祖母的形象。挂在堂屋的画像上的祖母有着一双大而黑亮的眼睛，忧伤地注视着她曾生活过的世界。他没有见过祖母，祖母却穿越了时空，把某种不为人知的情愫传递给了自己未曾谋面的孙子。

祖母家本是当地大户，她是念过师范的新式女子，多愁善感、极富才情，直到二十多岁才遵父命嫁给了裁缝田家。但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十几年里一直没有生养。解放后祖母的父亲和弟弟以及她的前夫——裁缝田家，作为地主被镇压。祖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在前夫被当作地主枪毙后，被迫改嫁到郑家。曾经读书的经历让她拥有了一个脱离土地的灵魂，但可惜她的肉体却是被缚的。她在强大的道德与伦常的支持下，维持着一个传统家庭的安定，内心却被终生无法摆脱的寂寞吞噬，导致了心灵的荒芜，最后投河而死，走上了自我肉体毁灭的道路。她留下的诗作，正是她一生的孤寂与伤感的最好注脚。她在自己的自挽词中写道：

“悲怀何处遣，晚岁风光，梅花惟瘦骨，维枝有托，庭茂芝兰，屋起烟尘，那见春温伏荫，苟地下能安，聚首泉台，晨昏依阿母。

薄命竞如斯，卅年婢妾，藜藿饱枯肠，更恨多贪，杏魂凄冷，晴空霹雳，顿教筋断肢离，恨天阍莫叩，伤心家室，血泪洒啼鹃。”

郑小驴在祖母这个形象的身上，无疑倾注了最多的爱怜与感伤。因此他才写道，“或许，这才是她一生的写照。而我们这些后辈，依旧唯唯诺诺地活着，什么都不是”。

祖母在郑家共生下两男一女，父亲在文中是个谜一样的存在，他本来学习很好，却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忽然就不读书了，不但决口不提自己退学的原因，而且对“我”决口不提祖父和祖母。但父亲近乎严酷地要求我，不准“我”看任何闲书，跟我说，“你要发狠念书，不要再呆在青花滩了”。父亲似乎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某种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的身上，可是他心中挥之不去又无力实现的理想是什么，他一直都没有说明。

郑小驴自然是爱父亲的，连同父亲的严苛也一同收下了，即使他无法知道父亲内心深藏的暗格里究竟有哪些内容。但也许他就是在父亲没收了他的《水浒》后，就着烛光看一页撕一页，看得入了迷时，觉察到了与父亲内心中的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生活在乡土之中的中国人的情感，爱与被爱，都掩埋在沉默的表象之下，从不出口。

故事在“我”的成长中戛然而止，对家族史的追忆也暂时告一段落。此时的我已经抬起了远离乡土的双腿，而“我”的命运是什么，还是个未知数。在乡土社会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将如何面对扑面而来的生活与现实，让人期待。

姜超英，辽宁省开原市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