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和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8年11月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收治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600例为宫内感染性肺炎组，另选取同期无宫内感染性肺炎的早产儿600例为单纯早产组；比较两组早产儿的性别、宫内窘迫、胎膜早破> 24 h、羊水污染、第2产程延长、母孕晚期发热史、剖宫产、胎龄、出生体质量以及1 min阿氏评分（Apgar），并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本院收治的BPD早产儿60例为BPD组，另取同期无BPD早产儿60例为非BPD组；比较两组早产儿的性别、宫内窘迫、肺出血、巨细胞病毒感染、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出生2周内输注红细胞、宫内感染、胎龄、出生体质量以及1 min Apgar评分，并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宫内感染性肺炎组早产儿宫内窘迫[224（37.33%） vs. 78（13.00%）]、胎膜早破> 24 h [308（51.33%） vs. 99（16.50%）]、母孕晚期发热史[117（19.50%） vs. 54（9.00%）]和BPD [133（22.17%） vs. 35（5.83%）]比例均显著高于单纯早产儿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 94.320、162.408、27.068、66.473，P均< 0.001）；而1 min Apgar评分[（7.08 ± 1.32）分]显著低于单纯早产组[（8.65 ± 1.4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9.911、P < 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宫内窘迫、胎膜早破> 24 h、母孕晚期发热史均为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3.824、4.017、3.492，P = 0.001、0.008、0.015）。BPD组早产儿宫内窘迫[12（20.00%） vs. 3（5.00%）]、肺出血[10（16.67%） vs. 0（0.00%）]、巨细胞病毒感染[5（8.33%） vs. 0（0.00%）]、有创机械通气治疗[46（76.67%） vs. 2（3.33%）]、出生2周内输注红细胞[51（85.00%） vs. 2（3.33%）]、宫内感染[23（38.33%） vs. 6（10.00%）]比例均显著高于非BP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 6.171、10.909、5.217、67.222、81.138、13.141，P = 0.013、0.001、0.022、< 0.001、< 0.001、< 0.001）；而胎龄[（32.14 ± 1.20）周vs. （34.35 ± 2.74）周]、出生体质量[（1 352.39 ± 209.57）g vs. （2 285.56 ± 356.82）g]、1 min Apgar评分[（7.23 ± 1.36）分vs. （8.68 ± 1.75）分]显著低于非BP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 5.723、17.468、5.068，P均< 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巨细胞病毒感染、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出生2周内输注红细胞、胎龄、出生体质量均为早产儿发生BPD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44.357、3.082、3.290、4.738、3.409，P < 0.001、0.003、0.002、< 0.001、0.009）。结论宫内窘迫、胎膜早破> 24 h、母孕晚期发热史可能增加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发生的风险，而巨细胞病毒感染、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出生2周内输注红细胞、胎龄、出生体质量可能影响BPD发生率。
